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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支出論文范文第1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凱恩斯主義在西方許多國家大行其道。凱恩斯主義流行的結果之一就是政府支出不斷攀升和政府規模不斷擴大。這促成了學者們對政府支出是否影響和如何影響居民消費問題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我國學者則是自21世紀以來才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目前國內外學界在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問題上主要形成了三派觀點：（1）擠出說。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增加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或者說，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2）擠入說。與前一種觀點相反，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增加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入效應，或者說，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是一種互補關系。（3）不相關或不確定說。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變化與居民消費變化之間沒有相關性或具有不確定性。所謂不確定性是指，在某些條件下，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互補的；但是在另一些條件下，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則是替代的。

1．國外學者的研究。貝利（M．J．Bailey）在其《國民收入與價格水平》一書中最先研究了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的關系，他通過對三部門國民收入決定模型的經驗檢驗證明二者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即政府支出會部分擠出居民消費支出。［1］巴羅（R．J．Barro，1981）認為，政府支出增加將通過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兩條渠道擠出私人消費，并且，暫時性的政府支出比持久性的政府支出產生更大的對私人消費的擠出效應。［2］科孟迪（R．C．Kormendi，1983）根據美國的經驗數據估計出政府支出替代私人消費的系數約為0．2。［3］阿喬（AlanAschauer，1985）以霍爾（Ro－Hall，1978）的最優化消費模型和由此推導出的歐拉方程為基礎，構造了一個帶有輔助方程的消費方程，并用美國的經驗數據估計出政府支出對私人消費替代程度的區間為［0．23，0．42］。［4］埃姆德（S．Ahmed，1986）用跨期替代模型證明英國的政府支出擠出了居民消費。［5］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7）估計了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跨期替代彈性和期內替代彈性，發現美國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存在替代關系，且期內替代彈性為0．9。［6］霍（T．W．Ho，2001）通過對24個OECD國家1981—1997年的面板數據計量分析發現，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呈現顯著的替代關系，替代系數為0．5387。［7］埃斯惕威和桑切斯－勞皮斯（V．Esteve＆J．Sanchis－Llopis，2005）根據持久收入假說和1960—2003年的西班牙統計數據分析發現，西班牙的政府消費性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存在Edgeworth－Pareto意義上的替代關系。［8］但是另一些研究者發現，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之間是一種互補關系，政府支出增加不是擠出而是擠入私人消費?？ɡ梗℅．Karras，1994）將政府支出函數直接引入了消費者的目標效用函數，應用30個國家1950—1987年的數據對消費的歐拉方程進行了計量分析，結果顯示從總體上來說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一種互補關系，即政府支出可以擠入私人消費，并且這種互補關系與政府規模呈反比關系。［9］奈伊和霍（C．C．Nieh＆T．W．Ho，2006）運用面板協整方法和1981—2000年的數據估計了23個OECD國家和地區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的期內替代彈性和跨期替代彈性，其結論是，從總體上看，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是互補的。布朗和韋爾斯（A．Brown＆G．Wells，2008）將面板協整方法運用于分析澳大利亞6個州的經驗數據，其結論是澳大利亞的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呈現互補關系。［11］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使用標準的隨機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者往往得出政府支出①沖擊會擠出私人消費的判斷，而一些使用向量自回歸（VAR）技術的經驗研究得出的結論卻是，政府支出沖擊通常會擠入私人消費。但是，有些學者又認為，政府支出擠入私人消費的結論可能是由于VAR技術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還有一些學者發現，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或不相關的。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4）沿著霍爾（Rob－ertE．Hall）模型最優化的思路分析了1953—1993年加拿大政府支出對私人消費的影響，但在對歐拉方程進行計量分析時考慮了時間序列數據的協整和非協整兩種情況，結果發現，在協整的假設下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互補的，但是在非協整的假設下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則是替代的。［12］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8）依據持久收入假說構建了一個嵌入了替代彈性不變函數的跨期替代彈性的效用函數，其結論是：當跨期替代彈性（對于跨期替代彈性的效用函數來說）大于、小于、等于期內替代彈性（對于替代彈性不變的效用函數來說）時，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呈現Edge－worth－Pareto意義上的互補、替代、不相關的關系。他們還進一步使用1953—1994年美國的季度數據估計出這兩個替代彈性系數都約等于1．56，這意味著美國的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在Edgeworth－Pareto意義上是不相關的。［13］克旺（Y．K．Kwan，2006）將協整方法用來分析東亞9個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發現，在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之間存在互補關系，而其他7個國家或地區的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不過替代程度大小不同。

2．國內學者的研究。我國學者對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以后。國內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結論也是莫衷一是。財政部辦公廳課題組（2001）認為，關于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有人認為它們具有某種替代關系，這需要具體分析。從財政支出結構看，某些種類的政府支出例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支出的替代品；但其他一些支出諸如交通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其他許多公共支出可能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15］胡東書（2002）使用2000年以前中國的時間序列數據所做的回歸分析表明，政府支出變動與居民消費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二者之間從整體上看是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政府支出增加對居民消費的作用是擠入的而不是擠出的。［16］謝建國和陳漓高（2002）通過建立一個居民消費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國的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認為在短期內，中國政府可能通過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總需求，但在長期均衡時政府支出完全擠占了消費支出。［17］黃頤琳（2005）通過構建實際的經濟周期（RBC）模型，利用隨機動態一般均衡（DSGE）方法對中國經濟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改革開放后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18］李廣眾（2005）在消費者最優選擇歐拉方程基礎上推導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模型，然后對全國、城鎮和農村的樣本進行估計，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表現為互補關系。［19］張治覺和吳定玉（2007）利用可變參數模型對我國1978—2004年的數據進行了動態分析，結果表明，從總體上分析，在大多數年份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引致效應；從結構上分析，政府投資性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從1998年開始，政府消費性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政府轉移性支出在大多數年份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申琳和馬丹（2007）對1978—2005年我國政府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兩個渠道（消費傾斜渠道和資源撤銷渠道）進行了經驗分析，發現我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過消費傾斜渠道促使人均居民消費上升，通過資源撤銷渠道使得人均居民消費下降；綜合來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過兩種渠道最終導致人均居民消費下降，即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存在長期替代關系。楚爾鳴和魯旭（2008）通過構建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我國27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相關數據進行面板協整檢驗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發現中國地方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呈現較弱的互補關系。楊子暉等人（2009）通過面板協整分析發現，中國政府消費支出與私人消費成互補關系。陳創練（2010）所做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我國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呈互補關系。但是，他又指出，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的互補程度可能受政府支出規模的影響。比如，隨著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政府將減少與居民消費呈互補關系的公共物品（如國防支出）的提供，而增加與居民消費呈替代關系的公共服務（如科學教育衛生事業支出和學校午餐等）的供給。［24］胡蓉等人（2011）利用我國城鄉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費、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數據，通過建立協整方程和誤差修正模型對政府支出如何影響居民消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政府支出在短期內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而在長期則具有擠出效應。由上我們看到，我國學者主要是從總量上研究政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或把政府支出劃分為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再分別研究這兩類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只有石柱鮮等人（2005）等少數幾篇文章嘗試從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或財政支出分類上分別考察這些政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在這個專題研究上，研究者大多把居民消費函數看做是線性的，把函數關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確定的。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結論與直覺或事實明顯相悖，例如，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消費性支出增加會促進居民消費；還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正相關；也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支出增加對居民消費沒有影響；還有一些研究者把政府（財政）支出等同于政府消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們，對中國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需求的關系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可行的研究路徑可能是要改變模型方法選擇。

二、中國政府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初步分析

筆者認為，從總量上研究中國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可能過于綜合，過于籠統，無法反映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真實效應。因為我國政府支出既包括政府消費支出，也包括政府投資支出，還包括轉移支出和民生支出，這些不同性質的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應該是不同的，并且某些支出可能對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影響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試圖從政府支出的不同分類上來考察它們分別對城鄉居民消費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2007年我國國家統計局對財政支出項目分類進行了重大調整，由原來的5類27個項目調整為22個項目，不再按功能性質分類。1978年到2006年，我國政府財政支出按其功能性質劃分為5大類：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國防費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和其他支出。圖2顯示的是1978—2006年我國政府的5大類支出分別在政府財政支出總額中所占比例的變化。可以看出，從1978年到2006年，經濟建設費支出占比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社會文教費支出占比呈現先上升后平穩的趨勢；國防費占比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行政管理費支出占比和其他支出占比都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政府支出結構的變化從一個側面映射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變化趨勢，經濟建設的任務越來越多地由企業和個人承擔，國家對經濟建設的直接干預不斷減少，這就導致了經濟建設費支出占比大幅度下降。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會文教費支出占比不斷提高。行政管理費支出占比上升較快反映了我國政府規模擴張較快，公部門控制和消費的資源過多。這5大類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應當是不同的。經濟建設費支出。這類支出是國家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財政支出，它們主要形成物資資本和公共物品，如鐵路、公路、機場、水利、電力、環境保護等。這類支出在短期可能會排擠居民消費，但是在長期可能會促進居民消費。經濟建設費支出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對企業和個人征收的稅收，并且這類支出代表政府配置資源的規模，因此它在短期內可能會排擠居民消費。

在長期，這類支出可能會促進居民消費。例如，交通便捷會促進居民出行和旅游消費，電力供給有了保障會促進居民購買和消費家用電器。從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看，政府通過經濟建設費支出來配置資源的規模必須適度，不宜過大，否則會擠占市場和居民消費。社會文教事業費支出。這是國家用于科學研究、文化、教育、衛生、出版、廣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等方面的事業費支出。這類支出主要是形成人力資本和民生工程，它有助于提高社會及其成員的科學文化素養和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社會福利水平。這類支出應當會促進居民消費。顯而易見，政府投資九年制義務教育，提供教育、文化、體育、醫療衛生設施，必然會促進居民在教育、文化、體育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消費。國防費。這是國家用于國防建設的各種經費支出。國防是一個國家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是防止企業和個人遭受外來侵略和掠奪的保障。因此，國防費支出雖然可能會擠占居民收入和消費，但是一個強大和穩固的國防會大大降低國民生存、發展、生產、消費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行政管理費。這是一種社會消費性支出，主要用于國家各級權力機關、行政管理機關和外事機構行使其職能所需要的開支，包括人員經費支出和公用性經費支出。在我國行政管理費支出中，直接用于行政人員開支的費用約占50％上下。近幾年受詬病較多的“三公”經費就是行政管理費中的一大部分。在行政管理費支出中，一部分是政府為企業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但是在我國的行政管理費支出中，相當一部分是政府行政人員的純粹性消費，這部分支出與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沒有什么相關性。一個公務員使用公款消費得越多越好，不意味著他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就越高，反而有可能會降低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其他支出。這包括政府財政年初預留的預備費，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地震捐贈支出，彩票發行銷售機構業務費安排的支出，等等。這類支出很可能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中性的或影響不大。

三、基于可加模型的經驗研究

筆者在文獻綜述部分提到過，在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問題上，我國一些研究者得出的結論與直覺或事實明顯不符，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研究者把居民消費函數看做是線性的，把函數關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確定的。本文嘗試改變這種經驗研究方法，使用可加模型來進行研究。1．可加模型簡介?？杉幽Ｐ停╝dditivemodels）是非參數統計分析中很重要的模型之一，它是線性模型的推廣。與線性模型相比，可加模型具有以下特點：（1）假設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未知；函數關系根據數據本身而得到。相比線性模型這更符合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要求。（2）對于因變量的分布沒有限制，估計的結果具有穩健性。與線性模型要求因變量服從某個分布相比，可加模型更為合理。因為因變量是否服從某種分布實際上很難驗證。雖然計量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檢驗服從分布的方法，但是嚴格來說，它們往往是檢驗其不服從某種分布，很難檢驗出服從某種分布。因為它們的原假設是服從某種分布。不拒絕原假設不等于接受原假設，這是兩個概念。分析政府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可加模型具有先天優勢。政府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是一個靜態過程，應該是一個動態過程；也可以說隨著政府支出的變化，它們對居民消費的邊際效應也是變化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另外，計量經濟學分析中通常假定模型中變量之間的關系是線性關系，但是這些線性關系是在很強的假設下得到的，而實際經濟活動中的變量之間關系呈線性關系的極少，絕大多數都是非線性的。因為影響變量的因素很多，在實際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受到主觀和客觀原因的制約，或為了研究的簡化和方便，不可能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所以很強的假設易于構建模型和得出結論，但是很難符合實際和刻畫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2．可加模型應用。（1）數據來源與選取。

由于國家統計局在2007年對政府財政支出統計口徑進行了重大調整，使得2007年前后的數據不可比，所以本文選取的是1978—2006年的政府支出數據，這些數據均來自1979—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1978—2006年按照功能和性質我國政府財政支出劃分為五大類：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國防費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和其他支出。下面我們將分析1978—2006年政府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①。為了消除數量級的影響，將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另外，為了方便，我們作如下記號：x1為經濟建設費，x2為社會文教費，x3為國防費，x4為行政管理費，y1為農村居民消費，y2為城鎮居民消費。（2）政府支出結構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影響分析。根據（1．1），政府支出結構與農村消費需求的可加模型為。從圖3可以看出：（1）政府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在一定范圍內是有促進作用的，但當經濟建設費支出超過該范圍便會出現阻礙作用。（2）社會文教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促進了農村居民消費的增加。下圖②顯示，隨著社會文教費支出的增加，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也在增加。（3）國防費支出和行政管理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即這兩類支出擠占了一部分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下圖③和圖④顯示這兩類支出增加導致了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減少。從圖4可以看出：（1）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對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在一定范圍內是有促進作用的，但當經濟建設費支出超過該范圍便會出現阻礙作用。（2）社會文教費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促進了城鎮居民消費的增加。下圖②顯示，隨著社會文教費支出的增加，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也在增加。（3）國防費支出在一定范圍內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具有促進作用，但超出這一范圍其影響變小。（4）行政管理費支出降低了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下圖④顯示這類支出增加導致了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減少。（4）比較政府支出結構對農村、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綜合起來看，政府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和行政管理費支出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幾乎是一樣的。但國防費支出的影響不同。國防費支出對農村居民的消費有一定的阻礙作用，而對城鎮居民在一定范圍內有促進作用。我們認為，這個結果符合實際，許多軍用設施和軍民兩用設施位于城鎮，農村則很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當然，這個差異也可能是由于城鄉居民對國防保障帶來的安全性的認知程度不同，這種認知程度不同可能導致城鄉居民消費函數中的不確定性的大小不同。（5）模型效果評價。為了評價模型，我們引入MSE（均方誤差）、MAE（平均絕對誤差）和MAPE（平均絕對百分誤差）指標。從表1可以看出這三個誤差指標都比較小。在應用可加模型時，如果MAPE＜10，模型預測的精確度就較高，而我們現在得到的MAPE小于0．5，可見我們使用的可加模型的效果非常好。［32］模型的擬合結果如圖5和圖6所示。從兩個擬合圖看，模型的效果也很好。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消費支出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ELES消費結構升級，消費信貸，住行消費革命

 

一、我國消費結構及消費結構升級現狀

消費結構反映人們的消費水平、消費質量、和消費需求的滿足狀況，其變化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消費結構的升級也稱“消費革命”，是指一個社會的消費需求的變化與發展，即代表一個消費時代的主流商品的升級和變革的過程。所謂主流商品，也就是大多數消費者已經或即將把主要支付集中在其身上的商品。這里的革命更多地體現出的是外延型的躍遷，即從無到有的過程。當然也包括了消費重點和熱點的變化。

改革開放后我國消費結構升級的階段性特點

以滿足吃穿為重點的溫飽型階段（1978 ― 1984 年）。在這一階段，隨著居民收的增加，居民消費的重點主要是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即解決溫飽問題，所以這一階段食品和衣著消費占到居民消費支出的70% ― 80%。自行車、手表和縫紉機是該時期的主要消費熱點或標志性商品。

一般耐用消費品普及階段（1985 ―1991 年）。這一階段是我國城鎮居民在解決溫飽之后，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而進行的第二次消費結構升級過程免費論文下載。在這次升級過程中，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明顯的上升趨勢畢業論文題目，彩色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是該時期的主要消費熱點。城鎮居民消費從千元級邁向萬元級，形成了以家用電器普及為代表的耐用消費品熱潮。

以居住、家庭設備等為重點的優化生活品質階段（1992 ― 2000 年）。在這一階段，我國正式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商品市場化程度迅速提高，勞動力等要素的市場化也逐步展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邁上新的臺階，家庭消費呈現出新的變化趨勢：居民的住房消費支出增加，居住條件得到明顯改善；空調、大容量冰箱、影碟機、組合音響、家庭影院、高清晰度彩電、中高檔樂器（如鋼琴）、健身器材、手機、個人電腦等多種新一代消費熱點產品大量進入尋常百姓家庭；城鎮居民用于通訊、旅游和健康的支出增加。

以住房、汽車、教育文化、旅游等為重點的享受型和發展型階段（從2001 年起）。新一輪消費結構升級是指本階段的完成過程。這一階段，家用汽車、住房至今等十萬元至幾十萬元的大型耐用消費品成為城鎮居民關注和消費的熱點，以教育為龍頭的教育、通信、文化娛樂、旅游等服務類消費大幅攀升。對我國城鎮居民而言，新一輪消費結構升級的本質是生活質量從小康向富裕的過渡和轉變。

(二)、目前我國所處的消費結構升級階段是“住行消費革命”，顧名思義，與住行直接關聯的產業面臨大力度的改革和發展。那么，這些產業即現階段培育出的市場熱點，已經具備了主流商品的市場。但這些商品在現有的市場運行和操作中，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成為其發展的瓶頸。住房，截至2008年底，我國已竣工的通過房地產開發商經營的積壓房為9124萬M2,市值大約為2000億元。而我國的住房消費支出使用恩格爾系數計算不足5%，與國際標準的20%相差甚遠。房屋的價格畸高，需要住房的人絕非少數，卻沒有足夠的支付能力，只能表明這個市場還不夠發達，市場化程度低。在這種情況下畢業論文題目，住房信用貸款就可以緩解供需矛盾，從2000年起個人按揭貸款購房已經成為市場主流。有資料表明，個人購買商品住房占商品房銷售總量的90%，而且代表著未來的發展趨勢。同時，商業銀行也向消費者以自有產權的房屋為抵押申請用于裝修房屋、購置家家電支出發放的一次性貸款。這些新的貸款辦法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也將這些商品的需求能量逐漸釋放，不失為一個一舉兩得的好方法。同等道理也適用于我國的轎車行業，我國目前人均保有量為20輛/萬人，與世界平均水平的1輛/11人的差距是巨大的。當然，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中國轎車市場潛力的巨大。

二、分析方法

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經濟學家Luch于1973年在美國經濟計量經濟學家Stone的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的基礎上推出的一種需求函數系統免費論文下載。目前被廣泛用于對消費結構的研究中，本文也將采取這一分析定量實證研究方法，用數據說明消費結構升級問題及亟待解決的消費信貸問題。 該系統假定某一時期人們對各種商品(服務)的需求量取決于人們的收入和各種商品的價格，而且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分為基本需求和超過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兩部分，并且認為基本需求與收入水平無關，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才將剩余收入按照某種邊際消費傾向安排各種非基本消費支出。

假設將人們的消費支出具體劃分為I類，則各類商品的消費支出可以用模型表示為：

Vi=Piqi+βi(Y-V0) (1)

其中，Vi是對第I類商品的消費支出， Pi和qi分別為第I類商品的價格和基本需求量，βi為邊際消費傾向，V0為基本需求總支出，Y為收入水平。該模型即為“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ELES模型）。

如果樣本數據為橫截面數據，可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估計畢業論文題目，則可以設：

αi=Piqi-βiV0 (2)

則模型（1）可以表示為：Vi=αi+βiY (3)

對公式（2）兩端求和得：V0=Σαi/(1-Σβi) (4)

由公式（2）也可以得出：

Piqi=αi +βiV0 (i=1,2,3,...m)(5)

然后利用彈性公式計算相關系數

收入彈性= βiI/Vi 其中，I取平均收入

自價格彈性=-βi（1- V0+ Piqi）/ Vi

互價格彈性=-βiPjqj/ Vi (i≠j)

本文以2001~2008年的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與消費支出情況（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并2001年為基年進行了處理，（表略），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及其變化進行定量分析。

三、消費支出構成分析及邊際消費傾向實證分析

（一）、消費支出構成

表1 城鎮居民家庭平均全年消費性支出的構成（%）

 

年份

食品

衣著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

醫療保健

交通通訊

娛樂教育文化服務

居住

雜項商品及服務

2000

39.18

10.01

8.79

6.36

7.9

12.56

10.01

5.17

2005

36.69

10.08

5.62

7.56

12.55

13.82

10.18

3.5

2007

36.29

10.42

6.02

6.99

13.58

13.09

消費支出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城市，低保，現狀，低保標準，資格審核，救助對象，脫貧措施建議

 

我國自1993年上海試點實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來，低保制度不斷發展完善，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由于多種因素，仍然存在很多問題，現存低保制度的實際救助效果也不盡人意?？茖W制定低保制度，使貧困人口生活得到有效保障，進一步擺脫貧困，是維護我國政治穩定，促進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現狀分析 （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發展歷程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低保制度, 低保制度自1993年創立至今, 經歷了探索、推廣、普及、鞏固等幾個階段。論文格式。

探索階段：1993年6月，上海建立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1995年上半年，上海、廈門、青島、大連、福州、廣州六個大城市試點；

推廣階段：199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建立低保制度 ；

普及階段：1997年底，334個城市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面達50% ；1998年底，584座城市和1035個縣，覆蓋面分別為87%和63% ；1999年6月底，660個城市和1505個縣覆蓋面分別為99%和92% ；

鞏固階段：2000年，累計支出8億，403萬人 ；2004年，173萬億 ，2205萬；2008年2月，2284萬人，1075萬戶。

在我國，貧困線，亦稱最低生活保障線，是指為度量貧困而制定的針對最起碼的生存條件或者相對社會中等生活水平的差距所作的定量化的界定。[1]

(二）我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制定方法我國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以絕對貧困為基礎，由各地方政府根據市場綜合物價指數，居民平均實際收入和消費水平以及當地經濟發展狀況和財政收入狀況制定的。各地方政府無統一的計算方法，所使用的有以下幾種：1、市場菜籃法。確定維持社會認定的最起碼生活水準的必需品的種類和數量，根據市場價格計算出現金數額。

2、恩格爾系數法。它以食品消費支出除以已知的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來求出所需的消費支出。60以上屬于貧困。

3、國際貧困標準。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困線。

（三）救助對象及覆蓋率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中對低保制度的救助對象的初步類別定位有兩種,第一種是對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或者撫養人的城市居民,批準其按照當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全額享受。論文格式。第二種是對尚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批準其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差額享受。

表22001-2007年我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

消費支出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運用社會學調查方法，對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體育消費水平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分析，旨在為我國城市居民體育消費研究提供示范和參考;為提高成都市城市居民體育消費水平提供一些有利的措施，引導居民體育消費，促進體育產業發展。

家庭化的體育消費方式是近年來我國體育消費領域中的一種新的消費形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家庭體育消費水平，反映了某一時期內社會所擁有的體育消費品數量和質量對人們“體育消費”的滿足程度，也間接或直接地反映了社會經濟發達程度和水平。成都市作為我國中西部的一個重要中心城市，同時作為四川省的省會，在大中城市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采用間卷調查的方法，對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進行抽樣調查。隨機選取本市8所中小學13個班級，由班主任將問卷發給學生并指定其家長填寫。另隨機抽取成都市電業局機關職工，以及迪康制藥股份公司行政人員進行調查。樣本標本總數1 000份，收回842份，有效問卷778份。排除作廢問卷后，有效卷回收率77. 8%。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又注意比較了成都市統計局和成都市城市調查隊所的社情民意統計數據，以反映實際情況。

1體育消費的排位

在受訪者所填寫的一道有關您的家庭主要的消費支出的多項選擇中(表1)，我們不難從中發現成都市居民家庭各類消費中列前三位的消費支出分別是子女教育費、醫療保健和購房，體育消費排在第六位，僅僅只有四成受訪者認為體育消費是其家庭消費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在受訪者所填寫的一道有關您的家庭主要的日常文化生活消費支出的多項選擇中(表2)，成都市城市家庭居民列體育消費排在第四位，大約有30%左右的受訪者認為體育消費是其家庭日常文化消費支出的主要方向。這進一步肯定了體育本身所具有的健身、娛樂、消遺的價值功能得到了近三分之一受訪者的贊成。此外，參加過體育活動的人群中有8. 8%到過經營場所消費。在家庭日常消費之外的11項主要支出之中，購買體育比賽門票和體育器材支出分別以7.4%,4. 4%排在第5位和第9位。

2體育消費的水平

    體育消費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體育實物或勞務消費資料的消費數量。體育消費水平表明一定時期內人們體育消費需要的實際滿足程度，即反映人們實際消費的體育消費品數量的多寡和質量的高低。

    目前，成都市城市家庭居民用于體育消費方面的支出，還沒有確切的專項統計數據，但根據調查統計顯示，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年均體育消費為304. 35元，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據國家體育總局 2002年12月5日公布的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結果表明，我國城鄉居民以家庭為單位全年體育消費平均為397. 42元。包括購買運動服、體育器材、體育圖書和觀看體育比賽等費用。若以2001年成都市家庭平均人口3. 64個計算，則人均僅為109. 18元。而同期居民人均用于科教文化娛樂方面的開支為620. 85元，約占其17. 58%;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6 801. 19元，約占其1. 6% o}z]相關研究報告表明，1998年上海市民家庭戶均體育消費為566. 18元, 2000年廣州家庭戶均年體育消費為1 316. 88元，深圳市家庭體育戶均年體育消費為2 482. 32元，成都市家庭在體育消費絕對值不僅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更遠遠落后于沿海發達地區。

    調查表明，參加體育消費的家庭數為503個，占被調查總數的64.8 %，沒有參加體育消費的家庭總數為275個，占被調查總數的35.2%。根據成都市統計局最新數據，成都市城市職工月平均工資收人為1 225元，將居民家庭收人按收人水平高低分為三類，低收人戶，人均月收人低于600元，中等收人戶，人均月收人600一1 500元，高收人戶，人均收人1 500元以上。

    低收人戶城市中主要是指部分下崗職工家庭，其體育消費水平嚴重偏低。數據顯示:這部分受訪者家庭中，參加體育消費的大約只有9. 2%;在中等收人戶中，參加體育消費的大約占43 %。高收人戶中參加體育消費的大約占63 %。與此同時，在對所有的受訪家庭的有關體育消費調查中，以家庭年體育消費數額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類，消費在100元以下的占了32.1 %，其中低收人戶占“%，中收人戶占32%，高收人戶僅占2%;第二類，消費在150一300元的占47.2 %，其中低收人戶只占1%，中收人戶占82%，高收人戶占17%;第三類，僅有10. 3%的受訪家庭體育消費為300元以上，中收人戶占34 %，高收人戶占66%。

經過對調查結果進行的理論分析表明(表3)，成都市居民家庭參與體育消費的主要群體集中在個人月收人在1 600- 2 000元，家庭月收人在3 000- 4 000元左右的工薪階層群體，說明當前居民家庭體育消費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處于體育消費的初級階段。同時也說明了居民經濟收人的高低與參與體育消費的積極程度無疑是成正比的。

3體育消費結構

    體育消費結構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在體育消費過程中消費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體育消費資料的比例關系。以四類典型的體育消費類型作參考，即:實物型體育消費、觀賞型體育消費、參與型體育消費和博弈型消費。調查顯示，成都市居民家庭體育消費結構仍然不夠合理。

    博弈型消費支出比例偏高(占68. 62%)得到了廣大市民家庭的認可。實物型體育消費支出比重較高(占61. 25% )，重點集中在體育服裝及鞋襪帽實物消費上面。觀賞型消費支出比例偏低，僅為博弈型消費的近三分之一，這對成都市競技體育職業化和競賽市場的發展都極為不利。而參與型消費支出比例相對落后，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成都市的體育相關產業發展的現狀。

4體育消費的目的和動機

    家庭體育消費的動機是在消費需要的基礎上產生的、引發消費行為的直接動因和動力，它具有發動和終止消費行為，指導和選擇行動的方向，維持和強化消費行為的功能。家庭體育消費動機來自家庭對體育的需要，但由于家庭類型的不同，家庭成員的心理狀況、興趣愛好不同，所處環境和經濟條件不同，家庭對于體育需要也應該是多方面的，需要的動機和消費內在的行為方式也不盡相同。同時它也是人們體育意識的清晰流露和更為明確具體的體現，它集中體現在人們參加體育活動欲達到的目的上，本次分另組選擇四個主要因素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如表4所示:

我們不難看出，城市居民家庭主要以強身健體、休閑娛樂為主，交際需要、提高自身能力為次要原因。而城市居民進行體育消費同時受到各方面社會因素的影響，激發不同職業家庭居民進行體育消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調查表明，在學校期間養成的體育興趣愛好和習慣起著重要的作用(占31. 29% );其次是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其中電視、廣播體育新聞占28. 42%，體育書籍占14. 58% );再次是周圍人群的影響(其中家人為15. 04%，朋友為19. 43 % )?？梢姡w育消費已經走進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工作之中，和居民的工作、家庭、生活的各各方面都息息相關。而競技體育的名人效應對人們體育消費的影響微乎其微(僅占5. 75 %)。

5. 1結論與建議

體育消費已成為大多數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消費的一個組成部分。市民家庭具有一定的體育消費能力，但體育消費的總體水平比較低。戶均體育消費的絕對值不僅遠低于沿海發達城市，甚至還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居民家庭體育消費水平和家庭的經濟狀況是成正比的。不同類型家庭體育消費水平呈逐步增長趨勢。一般來講，經濟收人較高的家庭，各種體育消費支出相應較高，這主要反映在參與型體育消費支出及實物型體育消費的支出比例。

5. 2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的體育消費支出結構不太吾理，家庭體育消費中非實物類消費較低，實物類消費和體育博弈消費相對較高。體育健身項目上的消費主要集中在健美、乒乓球等室內項目、游泳等水上項目上。實物型體育消費支出(特別是用于購買體育服裝、運動鞋以及各類小型體育健身器材的消費支出)要遠遠高于參與型體育消費支出及觀賞型體育消費支出。

5. 3成都市城市居民具有一定的體育消費意識，強身健體、消遣娛樂、健美減肥、治療疾病等是其參加體育活動、進行體育消費的主要目的。青少年學生和老年人口參加體育健身活動的遠遠高于成年人，而成人正處于個人事業的關鍵時期，參加體育健身活動過少，勢必對今后的生活和身體帶來不良的影響。

消費支出論文范文第5篇

1．農村居民消費支出變動分析。消費結構指各類消費支出在總消費中所占的比例，消費結構能夠反應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肅農村居民從1993年到1999年將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費，說明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處于貧困和溫飽狀態;從2000年開始消費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醫療、交通通訊、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標志，相關數據變動說明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逐漸優化，農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變動分析。恩格爾系數從1993年的0.51總體上保持下降趨勢，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費支出已不在占據消費支出的一半比例。說明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到達小康階段，醫療保健、交通通訊、娛樂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應有所增加，表明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逐步提高，消費結構不斷優化。

3.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分析。消費結構變動度，是分析消費結構變化程度的指標，計算公式為：

在1996年～2000年期間，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為9.00％，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間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為2.22％，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間，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變動非常顯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費對消費結構的變動影響最大，交通通訊的影響其次;2001年～2006年期間，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經過劇烈變動后，明顯趨于緩和變動，居住消費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影響最大；醫療、文教消費是影響消費結構變動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甘肅省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1.生產總值構成變動分析。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是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同時是計算支出法生產總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終消費一直在我國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率最大。1978年甘肅省生產總值為64.73億元，2007年為2702.40億元;消費率1978年為66.62％，2007年為59.78％,說明最終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因此實證分析甘肅省居民消費變動及其對經濟影響作用有一定實際意義。

2．最終消費情況分析。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兩部分組成，甘肅省最終消費支出1978年為43.12億元，2007年為1615.37億元。根據《甘肅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居民消費支出一直占據最終消費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穩定在70％以上。

3.甘肅省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消費貢獻率(消費拉動率)通常指在經濟增長率中消費需求拉動所占的份額,計算甘肅省最終消費貢獻率在2002年至2007年間分別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并不穩定，其原因是經濟增長更容易受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政策要素影響。

三、甘肅省城鄉居民消費函數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費函數。具體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為現期消費;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系數α1和α2分別是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根據《甘肅年鑒》統計資料，對模型進行回歸擬和，分別得甘肅省城鄉居民消費函數(1）、（2）。

農村居民消費函數Ct=0.258+0.721Yp+1.737Yz（1）

（0.002）（8.237）（2.469）

R2=0.873D.W.=1.212F=34.461

城鎮居民消費函數Ct=87.934+0.789Yp+0.873Yz（2）

（1.095）（40.793）（3.908）

R2=0.997D.W.=1.91F=1878.984

從方程中可看出，農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費；每增加1元暫時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費。既增加了暫時收入，不僅要將暫時收入全部用于消費，同時還要拿出儲蓄來消費。城鎮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費；每增加1元暫時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費。

四、簡要結論

1．經濟增長與城鄉居民的收入和消費之間有直接的影響。經濟增長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費也會隨著增加。但是，在投資、出口和消費等三要素當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說明拉動消費仍然是甘肅省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2.隨著經濟的增長、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出現重要變動傾向。在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變動當中，食品支出消費對消費結構的變動影響最大，交通通訊的影響其次，特別是自從2001年以來，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劇烈變動，居住消費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影響最大。另外，醫療、文教消費是影響消費結構變動的又一重要因素。

3.為了鞏固消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我們建議：一是加快發展城鄉經濟，保證固定資產的投資速度，使投資增長不要出現大起大落;二是進一步開發農民能夠穩定增加收入的就業渠道和途徑，如非農產業收入、轉移性就業收入、農業產業化收入等；三是對于城市居民來講，要把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機會作為重點，用擴大就業保證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證消費；四是對于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進行一定的引導，努力改善城鄉居民住房、醫療、教育、保障等關鍵性問題。

參考文獻：

[1]彭勁松:重慶市經濟增長中消費與投資貢獻度分析[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