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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一）成果盤點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中國犯罪學恢復、發展的30年。國家處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快速轉型的階段，犯罪學研究剛剛起步，帶有明顯的過渡性、階段性的特點，現在需要認真清理和反思。因此，2008年是中國犯罪學的回顧年。這一年，犯罪學研究進步較大，成果豐碩。一是成果多于往年，《中國犯罪學學會第十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入論文231篇；《“中國犯罪學基礎理論高峰論壇”實錄》收入35篇；《犯罪學論叢》第一輯收入36篇，這樣，集中發表的論文共336篇。再加上學者們在各地期刊上零星發表的約300篇文章，全年共計發表600多篇。①二是發表了一批總結性、綜述型的大文章，如李錫海的《建國初期犯罪研究》（《法學雜志》第4期）、《早期現代化與犯罪研究》（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刑事法學》第9期）；姚建龍的《遠離輝煌的繁榮：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青年研究》第6期）、《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的融合：少年司法研究30年》（《社會科學》第6期）；智的《青少年團伙犯罪研究30年》（《中國監獄學刊》第6期）；皮藝軍的《犯罪學研究在中國刑事學科構建中的功能與貢獻》（《中國犯罪學學會第十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曉東的《中國犯罪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國犯罪學學會第十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靳高風的《思考與展望：犯罪學發展路徑的選擇》（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2卷）；王燕飛的《犯罪學對象研究的批判性梳理》（《刑事法評論》第22卷）；嚴勵的《再論犯罪學研究的路徑選擇——以中國犯罪學研究為視角》（王牧主編《犯罪學論叢》第六卷）；司法部課題組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下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研究》（《中國監獄學刊》第3期）；于愛榮的《三十年監獄制度建構的歷史語境與策略選擇》（《犯罪與改造研究》第8期）。其中不少作者的作品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寫作過程歷時1-2年，因而內容厚重，材料翔實，極具資料性、史料性和收藏性。

（二）價值取向

用犯罪學學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和一般規律來觀照，我國犯罪學還處在發展初期和幼稚階段。2008年學者們的價值取向和資源投入與往年基本一樣，大多投入犯罪學的實務研究，尤其是犯罪防控研究和熱點犯罪研究，犯罪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相對薄弱，成果很少，作者還是固定的那幾個人。但經過數年的學習和訓練，作者的整體研究水平在提高。相同的選題下，材料、方法、論證都有了更多的新穎性。主要是增強了問題意識，研究內容更加符合現實需要；關注現實和人心，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得到了深化。有了較多的現場調查和實證研究。過去普遍存在的以點為主的“結構研究”開始松動，有了一些以線為主的“過程研究”，有的人甚至開始嘗試“犯罪生涯”的研究。跨學科研究的文章也有明顯增加，用犯罪學的概念、理論、方法研究刑事法學的成果大量涌現。另外，研究者們掌握和遵守學術規范、科學方法，也有了明顯的進步，發表的文章中，沒有注釋和參考文獻的，已經很難看見，“文章氣”和“學術氣”重于往年。

（三）研究熱點

2008年我國犯罪學研究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變化，但在研究質量上有所提高。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以下8個領域：1.刑事政策制定研究；2.“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專項研究；3.刑事司法制度建設研究；4.少年司法制度專項研究；5.熱點犯罪的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解析；6.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7.恢復性司法在我國運用的研究；8.社區矯正效果和進路的研究。

熱點的確立表明，我國犯罪學人經過30年的錘煉，給學科、給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定位逐步趨于科學，牢記犯罪學的歷史使命和學科任務，緊緊圍繞國家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為國家的刑事司法實踐活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必將越來越多地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各界的理解、歡迎和支持，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2008年在熱點問題的研究中加入了更多的反思和討論，有了更多的務實精神。“高峰論壇”在討論時，打破了過去“一邊倒”的沉悶氣氛，一些學者設問，犯罪學到底有沒有地位，哪些人覺得有地位，哪些人覺得沒地位？要做細致的分析。在討論犯罪學要介入刑事立法、指導刑事司法時，有的學者提出，在中國目前的社會背景下，犯罪學要有用，還得廣泛地介入政治。在中國，對犯罪的評價不是個自然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我們不和政治緊密結合，犯罪學的出路是非常令人擔憂的。為此，犯罪學研究要保持相對的價值中立，而不能片面強調絕對的價值中立。這些帶有強烈的解放思想色彩的設問和創新性的新觀點，使我們對熱點問題的認識更加理性和成熟，對事物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從一個方面促進了犯罪學學科的成熟。

（四）學術活動

1.“中國犯罪學基礎理論高峰論壇”實錄。在我國犯罪學的發展史上，舉行如此高規格的專家論壇，還是第一次。參加論壇的有全國頂尖的犯罪學專家30多人，他們的發言在會后經過整理、編輯，形成35篇文稿，共11.3萬字，在全國刑事科學領域最有影響的《刑事法評論》第21卷上全文發表，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強烈的影響。因為是即席發言，現場討論，碰撞出大量的思想火花，許多新觀點、新觀念、新學問的展現，極大開闊了讀者的眼界，對于提高學者們的研究水平，推動犯罪學事業的發展，將產生極大的推動和深遠的影響。

2.中國犯罪學學會第十七屆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無論是參會人數，入選論文篇數都是歷屆年會最多的之一。在借鑒以前歷次會議經驗的基礎上，此次會議開得緊湊、務實，代表們普遍反映是收獲最大的一次。此次會議在成果推廣的形式上也作了創新性的變革，論文集只編發論文的摘要，而將全文收入數據庫，制成光盤發給代表，極大地方便了學者們的互相學習和借鑒。

3.《犯罪防控論叢》（第一輯）。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的成立及《犯罪防控論叢》（第一輯）的出版，是我國犯罪學界的一件大事。這個中心和中國犯罪學會、北京市法學會是長期合作單位，雖然地處四川，卻是一個開放度極高的全國犯罪學的研究基地和成果發表園地。《犯罪防控論叢》（第一輯）上發表的36篇學術論文中，全國各地作者的文章26篇，占72%，其中不乏全國著名學者的文章；而四川本地作者的文章只收入10篇，占28%。這一基地如能健康發展，將形成偏重犯罪學基礎理論的《犯罪學論叢》和偏重犯罪防控實務的《犯罪防控論叢》的南北對應局面，北有基礎理論，南有犯罪防控。兩大基地、園地的發展壯大，對我國犯罪學事業的發展提供保障，增強推力，必將產生巨大影響。

二、擷要②

（一）犯罪學的研究對象

王牧認為，犯罪學和刑法學所研究的犯罪不是一個概念，也不是一個對象，也不是一個事實，犯罪學研究的犯罪概念是多元的，可以有道德上的犯罪、宗教上的犯罪、社會上的犯罪、法律上的犯罪。而刑法學只研究法律規定的犯罪，而且這種研究是為量刑服務的。刑法學主要是研究刑罰的。針對我國許多學者將犯罪原因作為犯罪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或全部內容的狀況，王牧指出犯罪原因屬于犯罪現象中的內容，但僅僅是犯罪現象中的一小部分，同其他部分相比，又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們應當把犯罪學的概念、本質、存在、表現、發展變化規律，作為學科研究的核心。皮藝軍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犯罪學和刑法學應當有各種的概念體系，這樣，我們才能形成犯罪學的專業槽。刑事一體化的前提是分清各自的概念，然后是知識和功用的融合互助。明智的選擇是先分后合，以分為合。嚴勵指出，目前我國的犯罪學只是回答了“犯罪學研究什么”，而缺少“為什么研究”和“怎樣研究”的理論，缺失本體犯罪學的概念。③

（二）犯罪學的學科特性

在諸多的犯罪學與刑法學區別的論述中，衛磊運用“價值與事實的分野”的理論論證同一問題，是為材料和方法的原創。他指出，價值與事實的分野是哲學、社會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價值是人的評價活動，事實是獨立于人們的意志，客觀存在的事物和過程。以此為觀照，犯罪學的研究面向犯罪的社會事實層面，主要分析犯罪現象和犯罪原因；刑法學面向犯罪的價值層面，主要以規范方式對個人的犯罪行為進行邏輯分析。犯罪學以整體實證的方法來審視犯罪的社會事實，刑法學以罪刑法定的方法來分析法律之內的犯罪。犯罪學將犯罪人的人格納入事實考察，刑法學從價值角度將部分犯罪人因素予以規范認定。因而，犯罪學應當是與傳統刑法學互補并行的知識體系，既不是其分支亦不是其輔助，同屬于廣義的刑事法學。④干朝端指出，刑法學家對法律是信仰和崇拜的，他們不主張對法律進行批判、懷疑，這是該學科的主要功能。而犯罪學家作為自然人而言，同樣尊重法律，但作為學者來說就不可能像刑法學家一樣崇拜、信仰法律，而應該是對法律進行懷疑和批評，這是由犯罪學的學科功能決定的。

（三）犯罪學的研究目的

嚴勵在如何構建犯罪學的理論體系時指出，體系的構建必須首先明確犯罪學研究的終極目的。現在學界將為預防和控制犯罪提供依據作為犯罪學的目的和任務，但犯罪學的終極目的并不止于此，犯罪學的終極目的應當是為人們提供更多的犯罪學知識，豐富人們對犯罪規律的體認和把握，并最終通過知識的積累創造新的思想和觀念。換言之，犯罪學的終極目的就在于為犯罪的研究提供研究的工具。也就是一系列能夠準確解釋犯罪現象的概念和理論范疇，并使其構成一個能夠解釋各種犯罪現象和問題的理論體系。⑤

（四）犯罪學的功用

陳興良、皮藝軍認為，犯罪學不只具有法律上的功用，它還可以擴散到整個社會。因為犯罪現象是我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對于犯罪現象的認識實際上是對我們社會自身認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犯罪現象的認識在我們整個社會的思想當中應占有一席之地。為什么犯罪學的研究中要有人文內涵？因為它對于改善我們所處的社會，建設和諧社會具有深層次的理論意義。

（五）刑事一體化

學者們都贊同儲槐植的“刑事一體化”理論，但在內涵的理解上和名詞的表述上存在差異。皮藝軍指出，犯罪學屬于“上位學科”和“前犯罪學科”，刑事一體化應稱為“刑事學科一體化”而不應稱為“刑事法學一體化”，犯罪學不是法學的分支學科。王平贊同他的觀點，并補充說：犯罪學、監獄學不完全是法學，偵查學、法醫學已經向自然科學邁進，“刑事司法”實際上是由刑事法學、犯罪學、刑事科學綜合而成的。國外的英文圖書目錄一個是法學，一個是犯罪學，犯罪學不僅與刑事法學，而且是與整個法學并列在一個大項里。陳興良指出，犯罪人在犯罪的時候，他并不是根據法律規定去犯罪，他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犯罪的。因此，不是法律決定犯罪現象，而是犯罪現象決定法律現象。就此而言，規范上的犯罪和事實上的犯罪是互動的，犯罪學在對犯罪事實的研究上處于前沿地位，是站在刑事學科的最前沿的。許多學者提出，犯罪學要介入我國刑事司法實踐，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但介入是有規律可循的，關于“何時介入”、“怎樣介入”的探討很少。王平的發言較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說，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犯罪學介入刑事司法是非常活躍的，包括審前、審后的廣泛介入。但我國不能簡單地與之比附。我國正處在犯罪學研究的初期，重要的是犯罪研究的啟蒙和觀念的更新，只有學科成熟到一定程度后，犯罪學具有了操作性，才能順利介入司法實踐。

（六）犯罪控制

劉三廣在吸收30年我國諸學者犯罪控制科學思想的基礎上，構建了自己的“犯罪控制”概念和機制。他指出，“犯罪控制”應當定義為使犯罪不超出一定的范圍，或者是犯罪處于自己的影響之下，簡言之，就是將犯罪狀況限制在正常度以內。犯罪正常度是指在具體時空背景下，國家和社會對犯罪狀況可以容忍的限度。犯罪控制的首要選擇是社會控制，即通過對影響犯罪生成的各種社會因素的控制，把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組織盡可能帶進持續發展的有序狀態。犯罪控制的次級方案是法律控制，包括刑事立法控制和刑事司法控制兩個方面。司法控制是我國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犯罪控制的策略重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犯罪控制作為一個完整的控制系統，其組成要素中的施控者、受控者和控制作用的傳遞者都是具有特定的功能，同時犯罪控制是一個處于始終不斷的信息變換和反饋狀態中的動態過程。⑥

李爾特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西控制犯罪文化的得失。中國的傳統思想認為犯罪控制的途徑依賴于個人內在的自我調適，且個人的道德修養在控制犯罪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的文化沖突性決定，當人們的利益沖突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以一種更激烈與極端的行為釋放出來，犯罪失控在所難免，因此，這種內化理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犯罪問題。而西方思想家認為，犯罪不是自由意志的問題，環境條件決定著犯罪不可能被完全控制，于是一種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相結合的外在控制途徑被采用，以避免利益沖突，進而控制犯罪。這種思想一方面可以保證人們各自占有的利益對象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穩定性，又可保證人們的利益可以在彼此之間有序轉移，更可以在肯定人們追求各自利益的合理性的同時，實現犯罪控制的目的。⑦

（七）學科建設

靳高風提出了新時期我國犯罪學學科建設的新思路，認為學科建設包括外在與內在兩個方面。外在建設主要是爭取外部社會資源，爭取社會輿論的重視，政府的重視，投資者的和慈善家的重視等，爭取到碩士點和博士點，爭取到很多的研究經費和出版經費。內在建設主要是指各種各樣學術標準和學術規則的建立，并內化為每個學者內心的共識。學科建設應以內在建設為主，以“內”定“外”，外在制度創設應該大體符合學科的內在制度建設水平。要通過內在的規范建設來推動外在的建設，完善學科制度化建設。具體而言，學科建設應通過以下4個方面來完成：第一，加強犯罪學元研究；第二，推進學科群研究；第三，鼓勵犯罪學應用研究；第四，推進犯罪學職業化建設。⑧

（八）現代化與犯罪的關系

近十幾年來，我國關于現代化與犯罪關系的研究成果較多，李錫海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引入了大量的史料，又進行了縱深研究。在現代化與犯罪關聯的社會根源方面，李錫海認為，要從考察各種社會形態的變化，產生的社會矛盾入手，認識犯罪增長的原因。犯罪產生和增長的社會根源，都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在敘述了“社會發展有助于犯罪”這一命題后，進一步描述了現代化與犯罪關聯的作用機制：1.引發多種矛盾和沖突；2.導致異質性因素侵入；3.造成控制機制弱化。⑨

（九）青少年犯罪

就刑罰的青少年社會心理效應問題，張寶義參加了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對在押的1335名犯罪人的調查，發現了一些“通說”的謬誤。傳統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認為是一種“不計后果”的犯罪，其實，犯罪青少年對刑罰風險的感知、判斷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罰對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預防作用，只不過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等不同而存在差異，在刑罰價值在主體身上發揮作用上：男性高于女性；年齡大的高于年齡小的；受教育程度高的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有前科的犯罪人高于初次犯罪的人。

刑罰在預防青少年犯罪中價值缺失的原因是：第一，青少年對刑罰風險預期的失真，他們對刑罰風險缺失真正的了解，自以為其犯罪行為不會受到嚴懲；第二，相信自己具有規避犯罪風險的能力；第三，情緒沖動抑制了對刑罰風險的預見，主要是受激惹后在情緒失控下喪失理智，在見利忘義、“機會難得”情緒支配下的喪失理智；第四，少數人對刑罰風險采取了“不計代價”的態度。主要是那些有前科的青少年，因為多次受過懲罰，對刑罰風險有較強的承受力，刑罰在他們的身上基本起不到預防犯罪的作用。⑩

三、評價

（一）應淡化科際界限

白建軍認為，刑事一體化，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想說清事實學和規范學的界限，說清A不是B，B不是C，這個太容易了；難的是從A中發現B，從B中發現C；從刑法學中發現犯罪學，犯罪學中也有刑法學。要淡化學科界限，不要總是各吃各的飯。要在犯罪學視野下去審視刑法現象，用事實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規范問題。白建軍的研究突破了“法律應該如何被解釋”——那是注釋法學的窠臼，而研究“法官實際上是如何解釋法律”這一很有價值的題目。這中間就運用了犯罪學的研究方法。因為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選題和方法又很新穎，學術價值較大，他的文章有多篇被我國學術界影響最大的《中國社會科學》和法學界影響最大的《法學研究》所采用。看來，在解決了“你我不同”的問題后，學者就應當盡快將注意力轉向研究“你中的我”和“我中的你”，為我所用，加快發展。

（二）要觀照他人的立場

學科地位從來都是不同領域學者爭論的焦點。大多數學者都在千方百計論證自己的學科是主學科，別人的學科是輔助學科，甚至提出自己的學科可以包含別人的學科。每個學者都有學科意識，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時，都要“以我為主”，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問題是不應過分強調這一點，不能把主要精力花在類似“雞與蛋”這類無謂的爭辯上。陳興良說：“我曾經提出過犯罪學是刑法學的輔助學科的看法，但是我必須強調的是，我的這種看法是站在刑法學研究者的立場上來提出這個命題的。如果站在犯罪學的立場上，是不可能認為研究犯罪學是為了向刑法學提供某種輔導的。”

（三）旁征博引是學問的真諦

筆者提倡犯罪學家要有討論，有爭論地研究問題，以利自圓其說，同時給人教益。以自然犯和法定犯演變順序的爭論看，儲槐植認為，古代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的道德情感趨同性強，犯罪的基本形態是自然犯。而市場化了后，社會關系變得多元復雜，風險增大，國家對法定犯的規定大量增加，于是出現了自然犯時代向法定犯時代的演變。而姚建龍認為，古代帝王總攬立法，極端偏私，立法根本不受公眾情感的影響，因此是為法定犯時期。而現代各國主權在民，法律是民眾意志的體現，因而由法定犯過渡到了自然犯階段。加羅法洛說過：“自然犯罪概念據以建立的基礎……是對情感的侵犯”，爭議的緣起，是學者們對“人類情感”這一標準的理解不同。在論證的過程中，學者旁征博引，使讀者學到了知識，增長了智慧。這種高水平的爭論有益于犯罪學事業的發展。

（四）我們要搞怎樣的犯罪對策學

犯罪學的產生是為了彌補刑罰治理犯罪的不足，從它產生的第一天開始，就承擔著為社會提供治理犯罪對策的任務，這容易使人產生一種誤解，似乎犯罪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實際部門提供有用的犯罪對策。不少學者認為“犯罪學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研究能否為社會提供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對策。研究出可操作的成果是犯罪學發展的生命力”，不知不覺中，將自己當成了犯罪對策學家。其實犯罪學家大多不提供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對策，他們研究犯罪對策不如實際部門，他們不掌握第一手資料，又沒有處理具體犯罪的經驗。可操作的措施全部由實際工作部門拿出，這是他們的工作。犯罪學家只為綜合治理工程提供犯罪學知識，提供解決問題的智力支持，深層次地影響治理犯罪的決策。所以，對策研究要搞，但要給自己正確定位，不要揚短避長、事倍功半。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澄清的方向性問題。

（五）犯罪學家要有人文修養

法學和犯罪學是性質不同的兩個學科。最近30年，我國法學界內部發表了大量的文章，爭議法學是不是社會科學。國外法學界也有同樣的爭議。美國法學界認為法學不是社會科學，而只是一種技藝的傳授，師傅帶徒弟，是辦案子，解決問題的。耶魯法學院費斯教授說，法律壓根兒是一門技能或社會經驗，跟走街串巷修傘補鍋一樣，不算學問。所以在美國的法學院中，沒有本科教育，只有職業性的教育。但在犯罪學領域，無論國外還是國內，都沒有這種爭論，都認為犯罪學是社會科學，而且是人文科學。這種角色定位能給我們以什么啟示呢？就是犯罪學家和刑法學家不一樣，要有更多的社會關心和人文關懷。犯罪學家也是社會工作者，只有常懷慈悲，樂于奉獻，才能保持熱情，從事經年累月的研究工作。

四、期望

（一）選擇新的路徑

綜合“高峰論壇”諸學者的發言，我們可以梳理出中國犯罪學的發展脈絡，即從總體趨勢看，中國犯罪學的研究始終是循著：1.理論犯罪學；2.移植犯罪學；3.對策犯罪學的研究路徑前行的，像許多處于幼稚時期的犯罪學研究的國家一樣，我們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隨著科學的進步，犯罪的變化，這種路徑已經明顯不適應形勢的需要，主要是理論犯罪學缺乏自給自足需要的理論體系，不利于犯罪學的展開和多學科交叉的需要；移植的學說中，許多難以在中國找到根基，本土化遇到很大困難；對策研究缺乏信息資源和實證研究，少有建樹，難以影響決策。對各方面的分析表明，犯罪學的研究和發展，已經陷入其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困境，明顯地出現了理論危機，其突出表現在本體理論的缺失，各自為政，混亂無序；功能危機，對策研究的貢獻不足，其學術影響力遠不如上世紀的鼎盛時期；地位危機，刑法學承擔著本應由犯罪學承擔的犯罪研究任務，犯罪學學科地位歸屬爭議頗多。中國犯罪學要走出困境，必須尋找新的路徑。要重新思考犯罪學的根基問題；第一，我們應當怎樣研究犯罪學？第二，現在的犯罪學應當研究什么。對于第一個問題的解決，許多學者認為要回歸本體犯罪學，探討犯罪學的一般原理，形成統一的犯罪學基礎理論，在這些原理和理論的指導下，科學地認識和解決犯罪問題。對于第二個問題的解決，多數學者認為，除了對原有犯罪學研究范疇，即犯罪現象、犯罪原因、犯罪對策的研究外，還要研究犯罪人，即研究“哪些人可能犯罪”、“這些人為什么會犯罪”、“怎樣防止這些人犯罪”，圍繞人、人性、人的需要、人面臨的各種關系研究犯罪現象，才能恢復學科的本性和自然，為人類、為社會所需要。

期望廣大的犯罪學研究工作者更多地借鑒上述學術智慧，在新的一年里，反思和調整自己的研究思路，實現科學定位，追求質的突破。要努力解放思想，擯棄簡單闡釋和迎合贊揚，培養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求真務實，努力走入實證研究，運用多學科知識研究犯罪學。日積月累，堅持不懈，用優異的成果獲得社會承認，找回我們的自信和地位。

（二）提倡多元思維

傳統犯罪學將犯罪作為認識論的對象來研究，將犯罪學研究定位于現象、原因、對策等幾塊有限內容。單元思維嚴重局限了我國犯罪學研究的展開。學科要發展，就必須多元思維。本體犯罪學能夠開闊我們的視野，因為它是將犯罪作為一種本體的存在來研究的。2005年，白建軍出版了《關系犯罪學》一書，是為本體犯罪學研究的初步嘗試。它提出的關系犯罪觀認為，犯罪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它是在關系中發展變化的一種社會現象。他在犯罪與秩序的關系、犯罪與被害的關系、犯罪與懲戒的關系、犯罪與環境的關系中，把握犯罪學的四個核心范疇，構建了自己的犯罪學理論體系。2006年，周長康出版了《發展犯罪學》一書，同樣將犯罪作為一種獨立存在的事物來研究，在探討犯罪自身發展、演變的過程和規律中，構建了自己的犯罪學理論體系。新的一年中，期望有更多的學者進入本體犯罪學的研究，大家共同努力，盡早建成中國犯罪學自己的理論大廈。

（三）學者要努力貢獻

關于犯罪學的學科特性，已經討論了十幾年了，主要方面已經形成了共識：第一，在研究對象層面，犯罪學是事實科學，刑法學是規范科學；第二，在方法論層面，犯罪學研究采用實證、描述的方法，刑法學采用注釋、思辨的方法；第三，在學科視野層面上，犯罪學強調綜合，刑法學比較單一。該說的話差不多全說完了，下一步的研究就應當撤出資源，避免重復，要在此基礎上探討更高層次的問題：犯罪學獨立的社會價值在哪里？為什么它是不可替代的？在當今社會條件下，它能為刑事立法、司法實踐做出什么貢獻，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犯罪學應當發揮什么作用？等等。

討論區別不是目的，是為了表明犯罪學的獨一無二，是為了更好的貢獻社會。犯罪學研究的價值有多大，不能全由犯罪學家自說自話，還要聽聽社會的評價。有貢獻的學科，才是可能存在的學科。犯罪學的成果在社會上不看好，源于研究方法單一，實證研究薄弱。解決的根本方法，是參與實踐，包括學者參加司法實踐和警官、法官參加理論研究兩個方面，應當努力付諸行動。

（四）期望中國的格魯克夫婦

這里說的是搞研究的一種態度和價值追求。

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犯罪學家格魯克夫婦對1000名青少年進行了不間斷的跟蹤調查和研究，從這些青少年的童年跟蹤到成年，用了30年的時間，積累了60箱資料，放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地下室里。他們雖然去世了，但他們用畢生心血積累的資料卻保存了下來。后來，美國學者羅伯特等人，在分析、運用格魯克夫婦資料的基礎上，寫成了《犯罪之形成》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被認為是優秀之作。此外，在歐美國家，窮一生經歷，調查二三十年，最后寫出一篇二三千字研究報告的，也不乏其人。

我國犯罪學界，個人難出大部頭、有影響的學術著作，更深層次上，緣于我們的民族性。著名學術評價專家劉明在他的書中說：“許多學者在比較民族性時指出，宗教信仰不甚普遍的許多漢族中國人的實用理性傾向是比較突出的，在學術上亦然。”(11)

可引以為安慰的是，經過30年的培養，在我國犯罪學學者的隊伍中，對于學術具有宗教般崇敬和熱忱的人正在逐漸增多。我國學者趙軍單槍匹馬搞實證，經過連續幾年毫不停歇的奔忙，不顧一切地精力、資金投入，終于完成了極具學術價值、可讀性又很高的著作《懲罰的邊界》。最近一年多，在全國各地他的書一直是暢銷書。不僅有學者，更有許多普通百姓都是他的讀者。讓犯罪學走進民眾，他走過的路可稱是個經典。

學者白建軍專注收集案例六七年，做成了目前中國最大的案例庫，收集案例20萬個，全是真實的法院判決。學者劉強留學美國3年，千方百計收集美國的社區矯正資料，回國后已經陸續出版相關專著5本，發表相關文章十余篇，并在雜志上發表極具資料價值的連載介紹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稱為公開出版的“美國社區矯正資料庫”。他的貢獻大大方便了社區矯正領域同行的研究。

清代學者阮元云：“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只有甘于寂寞，才有久遠影響。實證研究的重要在我們的圈子里早已達成共識，難的是行動，是堅持。這是支撐犯罪學研究事業走向繁榮的堅實基礎和動力資源。

我們期待著。

注釋:

①信息來源：中國期刊網，三所政法院校圖書館的資料。

②以下引用學者的觀點，除標明出處的外，均出自《“中國犯罪學基礎理論高峰論壇”實錄》。

③參見嚴勵：《再論犯罪學研究的路徑選擇——以中國犯罪學研究為視角》，載王牧主編《犯罪學論叢》第六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6頁。

④參見衛磊：《價值與事實的雙重追問——犯罪學的本體重構與范式轉換》，載謬斌主編《犯罪防控論叢》第一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222頁。

⑤參見嚴勵：《再論犯罪學研究的路徑選擇——以中國犯罪學研究為視角》，載王牧主編《犯罪學論叢》第六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4頁。

⑥參見劉廣三：《犯罪控制宏論》，載《法學評論》2008年第5期，第27-37頁。

⑦參見李爾特：《中西文化中的犯罪異同論——我國犯罪相關理論研究的出路》，載《當代法學》2008年第1期，第94頁。

⑧參見靳高風：《思考與展望：犯罪學發展路徑的選擇》，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第225頁。

⑨參見李錫海：《現代化與犯罪的特性及內在關聯》，載《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1期，第10-12頁。

⑩參見張寶義：《刑罰對青少年犯罪預防價值的調查與分析——以天津市為背景的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8年第7期，第95-98頁。

(11)參見劉明著：《學術評價制度批判》，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