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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運用價值評價理論,分析了譯者與譯文之間的多重關系,以主體需要和客體屬性相統一為理論基礎,構建了翻譯標準的縱橫雙向系統。

關鍵詞:翻譯標準;縱向系統;橫向系統

Abstract:Inthispapertheauthoranalysesthemultiplerelationsbetweentranslatorandtranslatedtextbyusingtheevaluativetheoryofvalue,andestablishestheverticalandhorizontalsystemsoftranslationcriterionbasedonthetheoryofunifyingsubject’sneedsandobject’sattributes.

Keywords:translationcriterion,verticalsystem,horizontalsystem

關于翻譯標準的爭論,不論國內還是國外,時間之久,人數之多,恐怕在譯學理論討論中首屈一指。為什么翻譯標準會引起這么久這么多人的關注與爭論?為什么會爭論這么久還達不到共識?為什么對“信”、“等值”與“等效”有多種不同的解釋?為什么堅持“信”、“等值”或“等效”的人(包括提出者)無奈地解釋說“信也不是絕對的”,“等值與等效并不是完全相等”?原因是比較復雜的,但主要原因是我們對價值理論尤其對評價系統的理論研究不夠,對評價標準的復雜性認識不足。本文擬用價值評價系統的理論對翻譯標準及其有關的爭論進行一些解釋性的探討。

翻譯標準實際就是翻譯的價值評價的標準。那么什么是價值?馬克思(1963:406)說:“價值這個普遍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這種關系,就是價值關系。客體所具有的滿足主體需要的性質,就是客體的價值。對價值關系正確的認識與反映就是價值真理,對這種價值關系的評價,就是價值評價。

要運用這種價值評價理論來研究翻譯的標準,尚須搞清楚這個理論系統的幾個關鍵范疇。首先是“價值主體”和“價值客體”,前者包括個體、群體、人類整體三個層次,具有自然性、社會性、能動性等本質屬性。后者就是主體改造與認識的對象,具有客觀性、對象性、歷史性、系統性等本質屬性。二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一個復雜的價值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二者之間有著實踐關系、認識關系、價值關系和審美關系。認識關系追求的是主體應該如何把握客體的“真”,價值關系追求的是主體應該如何實現對人類社會的“善”,審美關系追求的是主體應該如何體現自身的“美”。

主體的這些追求只有在實踐關系中才能確立和實現,因為人的本質力量只有通過實踐把客體“人化”才能確立和實現其目的。實踐的結果不僅要符合規律性,還要符合目的性,這就是價值的“外在”和“內在”兩個尺度。在實踐關系中,主體的目的性是多方面的,因此表現出對客體的肯定、否定和創造等多個方向的追求。而客體對主體的作用也是多層次與多角度的,在質與量的范圍內是變動的,而且可以有直接與間接之分,長久與短暫之分等。其次是“價值觀念”。

價值觀念是哲學觀念,是世界觀和人生觀中的靈魂,是上述那個復雜的價值關系系統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它是作為意識形態而存在的。價值觀念由價值心理、價值認識和價值評價標準三個要素構成。價值心理屬于感性層次,主要表現為人的欲望、興趣與情感等;價值認識屬于理性層次,它關注價值真理、價值規律與價值評價問題;“理想”在價值認識中居核心地位,可視為價值認識的靈魂。因為理想是凝聚了人的最高智慧而構造出的最高價值目標。一般都有生動、鮮明而優美的形象,其特點是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最高層次的需要,而且合乎規律,具備逐步實現的可能性與條件。

條件與可能性結合起來就可以形成對人們的巨大吸引力、凝聚力和鼓舞的力量。評價標準可以說是價值觀念的集中表現,它的特點是評價性的、規范性的,而且具有具體性、歷史性與價值關系的發展變化不完全同步性等。它是在主體需要與客體屬性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王心超等,1993:2-23)

我們明確了“價值主體”、“價值客體”與“價值觀念”三個基本范疇,便可以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比較科學的價值評價標準的系統。我們知道,在價值關系中,價值主體的需要(即目的)至少有兩個層次,一是對價值客體的種類或類型的需要是不同的,而且個體、群體和人類整體的需要也不會完全一致。二是對客體的需要有程度上的差別。其程度的值是大小不等的,從大到小,或從小到大可以構成一個集合。而價值客體以自己的屬性滿足主體的需要也可以分出兩個層次,一是提供種類不同的滿足,二是提供程度不同的滿足。

按照上述的分析,以滿足主體需要的程度不同為標準,評價標準至少可劃分為理想標準、較高標準、中等標準、最低標準和負值標準。以滿足主體需要的種類不同為標準,評價標準則是一個多元的系統,種類不同評價標準也應不同。前者可成為縱向系統,后者可成為橫向系統,縱向系統研究評價標準的共性為主,橫向系統研究評價標準的個性為主,二者相互關聯構成了一個坐標系。具體說,就是在評價每一種客體價值時都有主體滿足程度不同的問題。我們建立了縱橫雙向評價標準系統,就可以較好地解釋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中的問題,并推動其發展。

翻譯標準主要涉及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它要評價的主要是主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其實質一是要看價值對象的創造是否實現了主體對象化活動的目的;二是要看價值對象是否最終地滿足主體的需要。翻譯標準中的主體是譯者個人以及他所在的階層、階級、民族、國家和全人類,而不僅僅是譯者個人。所以翻譯活動的目的是多方面的,這種多方面的目的一定會影響譯者對原作的選擇和翻譯時所采取的策略。

譯者之外的幾個層次的要求要通過譯者表現出來,所以譯者可作為主體的代表。翻譯的客體很復雜,它包括客觀世界(自然界、人類社會與思維三領域)、原文作者、原文、原文讀者,還包括直接客體譯文和間接客體譯文讀者。對譯者來說,要對這么多不同客體的不同屬性加工,創造成滿足主體需要的價值對象(譯文)是十分不容易的,因為要求譯文既要符合“外在”價值尺度的要求,又要符合“內在”價值尺度的要求。而且這些客體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客體層次雖然很多,但其滿足主體需要的屬性在翻譯中只能通過譯文才能表現出來,所以譯文可作為客體的代表。在翻譯標準中譯者與譯文之間存在著認識關系、價值關系、審美關系和實踐關系。

譯者在認識關系中表現出對譯文為代表的客體把握的真,這就是評價標準的主要內容之一的主體反映客體的真實程度問題,也就是規律性這個價值“外在”的尺度。譯者與譯文之間的價值關系主要表現出譯者如何使譯文有利于譯者及其所屬的階層、階級、民族、國家以及全人類。這就是評價標準的主要內容之一的主體的目的性實現的程度問題,或者說是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程度問題,也就是目的性這個價值“內在”的尺度。過去翻譯標準研究中沒有重視這個問題,比如“信達雅”、“等值”、“等效”以及“忠實與通順”等都重視了譯者與譯文之間的認識關系,但忽視了二者之間的價值關系。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國學者Reiss和Vermeer(2000:67-99)提出了目的論(skopostheory)以后,才開始逐漸認識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從有翻譯以來就存在,只是由于傳統譯論只強調譯文對原文的“忠實”,而忽視了以譯者為代表的這個主體的認識與改造客體的能動性。有了這個價值的“內在”尺度,對過去不承認的翻譯,現在也好解釋了。

比如林紓的翻譯、嚴復的翻譯、龐德的翻譯等。這些翻譯作品都是譯者作為整個主體的代表為了實現其一定的目的對原作和翻譯策略所作的不同選擇的結果,像編譯、摘譯一樣都是譯者實現目的的一種行為方式。譯者與譯文之間還有審美關系,這種關系主要表現為譯者如何通過譯文體現自己對美的追求。審美關系的實質是譯者對譯文的精神把握和對自己的本質力量的肯定,它是上述認識關系和價值關系的統一,它在實踐關系中形成和發展。過去在翻譯標準的研究中,人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比如“信達雅”中,英國泰特勒(A.L.Tytler)的翻譯三原則中,尤其在文學翻譯的標準中都把“審美”列入了評價譯文標準的一部分。

譯者與譯文之間的審美關系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只要有翻譯實踐就存在這種關系,因此不只是文學翻譯才存在審美問題,所有不同文本的翻譯都應關注這個問題。楊自儉(1994:8)說:“我們應當集中精力研究翻譯的科學性內容及其分布規律,研究翻譯藝術性的內容及其表現形式,研究直譯與意譯的關系及其規律。這種研究不應只限于文學翻譯,而應在各種文體的翻譯中進行

楊先生說及的藝術性的問題就是審美問題。但這個問題在非文學翻譯研究中至今還未引起大家的關注。譯者與譯文之間還有一種最根本、最基礎的實踐關系,上述三種關系都要在實踐關系中才能實現和完成。實踐的結果體現了譯者與譯文的上述三種關系的統一,也就是目的性與規律性二者的辯證統一。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譯者與譯文之間有復雜的多重關系,構成了一個譯者需要和譯文屬性統一的翻譯評價系統。那么譯者需要和譯文屬性相統一的內容是什么呢?它們怎樣展現出來呢?這就是前邊論證過的譯者通過翻譯實踐和譯文表現出來的對復雜客體反映的真實程度問題與滿足人類需要的程度問題以及主體審美追求實現的程度問題。

我們把這三項內容納入前邊構建的縱向系統,就可以得出普遍性很高的翻譯標準縱向系統:以真、善、美為內容的理想標準、較高標準、中等標準、最低標準和負值標準。真善美的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的內涵與外延都在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而發展變化。

所以這個縱向標準符合翻譯的實際,也符合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關系的理論。理想標準大體相當于絕對真理,它是譯文的最高價值目標,它凝聚了譯者對譯文的最高理想與智慧,也就是說譯文在真善美三個方面都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社會的最高層次的需要。

依此來看過去長期爭論不休的“信”、“等值”、“等效”等標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也就不需要無奈地解釋“等值”與“等效”的“等”并不是相等,而是近似。因為它們都屬于理想標準。

理想標準雖然不能很快變成現實,但決不能說它沒有存在的價值,它的價值是其他幾種標準無法代替的,它是最高水平的翻譯的尺度,是追求的目標。它對譯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和鼓舞的力量。人類從事任何一項事業都有理想標準,它是力量的源泉。像我們為共產主義目標奮斗一樣,它的價值決不因短期不能盡快實現而降低,反而因為不能短期變成現實而價值更高,產生的力量更大,因為它像燈塔一樣照亮了前進的方向。

較高標準、中等標準、最低標準是檢驗譯文體現真善美的程度不同的標準,顧名思義,較高標準要求譯文體現真善美程度較高,是評價優秀譯作的標準。中等標準就是居于較高與最低之間,要求譯文體現真善美達到中等水平。最低標準是說譯文達到了真善美的最基本要求,這個標準用在翻譯考試中可以看作是及格的標準。

要運用這幾個標準評價譯文,我們尚須對真善美的標準作分解工作,把每一個內容分化成較易把握的項目,這樣就可以做到標準具體化,從而增加對譯文評價的客觀性和準確性。

這樣的范疇分化研究過去我們做得極少,比如“信達雅”討論了一百年,只講個人的理解,而沒有人做過這種分化研究工作。直到1990年《高校英語專業高年級教學大綱》(試用本)出版,才有了這種嘗試。它把“忠實”分化為信息、語氣、文體風格三項,把“通順”分化為斷句、句式、選詞、呼應、文采五項。真善美完全可以這樣各分化成幾個具體項目,這個問題我們將專文論述,此處只把問題提出,不予展開。關于負值標準過去沒有,我們所以提出,是想在評價系統中照顧到實際存在的一種情況,力爭使評價系統比較完整。

我們知道價值客體(譯文)滿足主體需要的程度是一個變量,有正價值也有負價值,一旦出現負價值超過正價值的狀況,那么評價這種狀況的標準就需要負值標準。研究正負價值及其相互轉化的方向與條件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可以防止正價值轉化為負價值,也可以促使負價值向正價值轉化,防止生產出有害于人類社會的文化垃圾。

翻譯標準的橫向系統關注不同的話語與文本類型如何滿足價值主體的需要。過去我們的研究大都只限于文體的不同類型,王佐良(1989:3-4)說:“似乎可以按照不同文體,定不同譯法。例如信息類譯意,文藝類譯文,通知、廣告類譯體,等等。所謂意,是指內容、事實、數據等等,須力求準確,表達法要符合當代國際習慣。所謂文,是指作家個人的感情色彩、文學手法、結構形式等等,須力求保持原貌,因此常須直譯。所謂體,是指格式、方式、措辭等等,須力求符合該體在該語中的慣例,決不能‘以我為主’,把商品廣告譯成火氣甚重的政治宣傳品等等。當然,體中還有體,不能同樣對待。

如文藝中小說與詩歌,顯然譯法要有不同。”楊自儉(1999:86)在王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提出“translationcriterion可以改造為: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X,并且可以簡化成TC=F+E+X。其中F和E是各類文體的共同標準,也就是標準的共性部分;X是標準中不同文體的個性部分。怎么樣比較準確地確定X在不同文體中的值,應是今后研究標準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們知道人類在口頭與書面交際中需要各種不同的話語和文本類型,不同的類型有不同的交際功能,類型中還有小一級的類型。

那么這些不同的類型是怎樣產生的呢?應該是人類交際的不同需要造成的,或者說是為滿足人類交際的需要而產生的。那么它們相互區分的本質屬性就是不同交際的需要,也就是楊先生提出的X值的問題。在研究橫向系統中,我們應首先區分口頭交際和書面交際(現在又有了新的網絡交際)這兩個系統,而后在分別研究各子系統中的X值的問題。X值應是劃分不同話語與文本類型的標準中各因素的總和。那么人類交際中對話語和文本做出不同的選擇和創造是依據什么呢?首先應該是交際者的目的性,反過來說就是不同話語與文本的功能性,這不同的功能可供交際者選擇以達到其目的。

其次是交際者達到目的所用的表達方式。這樣X值就找到了兩項內容,一是功能,二是表達方式。如果以功能為標準劃分話語與文本類型,前者可分為口語類和書面語類,而書面語又可分為應用類、新聞類、廣告類、科技類、政論類和文藝類。如果以表達方式為標準,話語和文本的類型可分為記敘型、描寫型、抒情型、說明型和議論型。這樣我們就可以把翻譯標準的橫向系統分成以功能為標準的6類系列和以表達方式為標準的5型系列,也就是說,這兩個系列就是目前我們認識到的翻譯標準的橫向系統。

關于縱橫兩個系統的關系,從理論上我們已說明白,但在實踐中怎樣運用這個雙向標準評價譯文呢?我們現舉例說明。比如評價一本翻譯小說,首先從真善美三方面考察譯本屬縱向標準中5個等級中的哪一個等級,而后從文藝類和記敘、描寫、抒情綜合型(一般小說主要用這三種表達方式)方面檢驗譯本滿足主體(讀者為主的人類社會)對文本類型需要達到的水平。

當然,這兩個方面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實有交叉,比如善與美的檢驗必然要與文藝類與綜合型相關。怎樣更科學地發揮這個雙向標準的作用,尚須進一步研究真善美和文本類型的分化問題及分化出的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望大家都來關注并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運用價值評價理論分析了以譯者為代表的主體和以譯文為代表的客體及其二者之間的多重關系,以主體需要和客體屬性相統一為理論基礎,構建了翻譯標準的縱向系統和橫向系統,可簡稱為“翻譯標準縱橫雙向系統”。

這個系統只是初步構建,希望引起譯界學人的關注和討論,以逐步加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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