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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形成了一個學術思想極其活躍的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樂”作為當時諸子百家學術爭鳴的一部分內容，在理論上亦得到進一步闡述。其中儒家、墨家和道家三個流派在音樂的社會作用、審美觀點、音樂與政治、倫理道德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形成了各自的音樂思想，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對儒、墨、道三家音樂思想進行分析和思考，以求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優秀傳統音樂文化。

關鍵詞：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墨家道家音樂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隨著西周的解體、奴隸制的瓦解，各個階級的代言人，各個流派的思想家，紛紛提出了各自的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互相爭論，互相影響，形成了一個學術思想極其活躍的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樂”作為當時諸子百家學術爭鳴的一部分內容，在理論上亦得到進一步闡述。就其學術思想類型來說，大多數屬于音樂社會學和音樂美學范疇。其中儒家、墨家和道家三個流派在音樂的社會作用、審美觀點、音樂與政治、倫理道德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形成了各自的音樂思想，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中國音樂思想史中具有代表性。對儒、墨、道三家音樂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對于深入了解中國優秀傳統音樂文化仍有其現實意義。

儒家音樂觀的創始人和奠基人是春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其有關“樂”的思想和言論，主要散見在《論語》《禮記》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獻中。他的音樂思想為后世儒家音樂思想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是卻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戰國后期思想家荀況所著《荀子·樂論》是我國古代第一篇系統、完整的音樂美學論著，其不僅繼承了孔子強調樂在政治、道德和社會風氣方面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從仁愛出發采取“中和”態度去制樂、賞樂的禮樂觀，而且還對樂不是人的一種可有可無的行為，而是人思想感情的表現，這種表現需用禮來加以節制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發揮。這部著作對后世代表著一種普遍的藝術和諧觀、明確標舉“中和之紀”的《樂記》等音樂論著的問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是儒家音樂思想的重要文獻。集儒家音樂思想之大成的著作是《樂記》（關于《樂記》的作者，學術界尚無定論：一種說法認為《樂記》是戰國中期的公孫尼子所作；另一種說法認為《樂記》是漢武帝時代的“河間獻王”劉德和他手下的一幫儒生采取先秦諸子有關音樂的言論編纂而成的）。《樂記》提出了音樂藝術相關的許多問題。如：音樂的成因和特征、音樂與國家政治的關系、音樂與現實生活的關系、音樂的審美作用、音樂的教育作用、音樂的社會功能等，是中國古代音樂思想的重要典籍。

首先儒家充分肯定音樂的政治作用。孔子是非常重視音樂的，其有關于“樂”的論述，承繼了西周以來樂舞與政治、宗教、習俗關系密切的傳統，充分注意“樂”的政教功能，要求恢復自東周以來已經崩析瓦解的“禮樂”制度，將“樂”和“禮”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指出“樂”依“禮”而成，施“樂”的過程就是施“禮”的過程，“樂”的等級體現著“禮”的等級。從史料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實施禮樂的過程中，要求嚴格地遵循西周的禮樂等級規范。“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左傳·隱公五年》），是孔子實施禮樂的等級標準，并在極力地維護這一標準。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反映出了孔子施“樂”的等級觀念。荀子認為音樂是一種“出所以征誅，入所以揖讓”（《荀子·樂論》）的統治手段，即音樂可以鼓舞前方將士勇敢征戰，而在和平環境中又能讓人們溫良禮讓。其在“樂”的政治作用方面的觀點與孔子一脈相承。從以上古文獻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學派充分肯定也十分重視“樂”的政治作用，視音樂為國家安定，政權穩固的重要手段之一，從而樹立起了“樂”直接為國家政治服務的禮樂觀。

在強調“樂”的政治作用的同時，儒家學派也十分重視“樂”在倫理道德和社會風尚方面的教化作用。孔子不僅是政治家、思想家，還是位教育家，對音樂教育十分重視，認為音樂能從道德上感化人，可以達到修身養心、陶冶性情、培養品格的效果，所以具有教育的作用，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關于禮”（《孝經·廣要道》）。并把音樂作為培養人才的“六藝”之一加以傳授。他認為，人之學，應“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以音樂為學習的最終完結，視音樂為人格修養的最高境界。荀子在哲學上主張“性惡論”，認為人生性的惡習必須通過教育才能變善，因而更加強調禮樂教育的重要性。荀子認為音樂能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不同的音樂給人以不同的影響，“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樂論》），因此能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以上文獻說明，先秦儒家重視“樂”的教化作用，把“樂”和教育密切聯系起來，服從于明確的功利目的，為政治服務。

音樂美學方面，孔子以“美善合一”的主張奠定了儒家的音樂美學思想，“美善合一、以善為主的觀點，幾乎成為先秦儒家的不易之論”①。他認為音樂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謂“仁德”者為善，表現平和中庸者為美。而善的觀念是真正美的先決條件，離開善，徒有美的形式而無美的內容，那就不是真正的美。所以十分重視“樂”的藝術形式和思想內容的平衡，強調二者要高度和諧統一，認為最好的“樂”，在藝術形式上應當是“盡美”的，在思想內容上應當是“盡善”的，這就是他關于“樂”的“盡善盡美”論。《論語·八佾》中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一不完全相同的評價，就具體地表現出了他的這種美、善觀念。在這里，孔子認為，《大武》的內容表現和謳歌了武王伐紂的武力征殺行為，未能足夠表現出應有的仁愛精神，所以它是一部雖然“盡美”但卻“未盡善”的樂舞作品。孔子強調形式與內容要統一，還表現在推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的雅樂，不喜熱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間俗樂“鄭衛之聲”，“惡鄭聲之亂雅也”（《論語·陽貨》），認為音樂表現人們的痛苦和歡樂情感要有節制，不應該超越中庸之道的倫理準則。其后，荀子繼承并發展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在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將‘中和’作為一個范疇提了出來”②，視“中和”為雅正之樂的根本特性，說：“《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荀子·勸學》）。同時認為雅正之樂的社會功用也在“中和”，說：“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荀子·樂論》）。在對于以“鄭衛之音”為代表的俗樂的問題上，提出：“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荀子·樂論》），“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荀子·王制》），這些觀點與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放鄭聲”的思想是一致的。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音樂藝術形式——“鐘鼓之樂”就是儒家禮樂思想的具體表現，其充分表現了此時期音樂審美的主要特征，即：以鐘鼓樂舞為特色，追求以“中和”為審美準則的莊嚴、肅穆、雍容、徐緩的金石音樂之美。

先秦儒家的美學思想對我國傳統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從音樂史發展的角度看，我國傳統音樂在多聲合音的編樂器之后走上了單音音樂為主、注重旋律發展的道路；從音樂風格看，總體而言，中國傳統音樂以旋律見長，平靜和諧。這些都與儒家追求“中和”“美善統一”的音樂美學思想有著直接的關系。

先秦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奠基于孔子，成熟于荀子，經過不斷闡述、發揮和充實，逐漸系統化、體系化，最終成為一種正統的、占主導地位的音樂思想，在其后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音樂生活中，一直產生著廣泛而巨大的影響。其從維護禮樂觀念和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強調音樂的政教作用和功利目的，給音樂以很高的地位，將音樂作為治國的重要工具。這種觀點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我國音樂發展史上也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儒家音樂思想忽視音樂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內部規律，過分強調音樂與倫理道德、社會政治的關系，不把音樂作為審美的對象，而將其視為政治的工具、教化的手段，使音樂不能按本身的規律去發展，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是春秋戰國之際的思想家、政治家，其學說影響甚大，與儒家并稱“顯學”。墨子的音樂思想是與儒家相對立的。他竭力反對儒家以禮樂治天下的主張，提出了“非樂”的觀點，其音樂思想主要記錄在史籍《墨子》的《三辨》《非樂》等篇章中。

墨子出身于下層，從事過手工業勞動，后來成為學者和政治活動家。他處于春秋時代，深受戰爭及統治階級的剝削之苦。因此，從小私有生產者的立場出發，反對戰爭，反對統治者的荒淫無度，主張為政者應像古代先王那樣了解人民的情況，做到兼愛互利。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非樂”的主張：認為音樂不能起到治理天下的作用，統治者制樂，越是多樣復雜，對國家的治理就越差，即所謂“其樂愈繁者，其治愈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故“圣王不為樂”（《墨子·三辨》）；音樂不能“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樂上》），而且還將“厚斂萬民”，必然增加勞動者的負擔。所以得出與儒家相反的結論，即：音樂無利于國家和人民。

墨子的非樂思想，是其社會政治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是為其政治主張服務的，是功利主義的。其非樂觀，不是否定樂的本體，而是否定人對樂的享用。這種觀點指斥執政者的享樂思想，包含著對統治者的批判和對老百姓的關懷，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他從狹隘的功利主義出發，片面否定音樂客觀存在的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將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物質生活與藝術鑒賞對立起來，走到了完全否定音樂的極端，提出“非樂”的主張，這顯然是錯誤的，在現實中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這種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并未得到繼承。

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莊子，其著作《老子》（亦稱《道德經》）、《莊子》（亦稱《南華經》）是道家的經典。

老子是古代哲學家，在其哲學中包含著許多辯證法的因素。老子的音樂觀以其哲學思想為基礎，認為美丑相比較而存在，聲音相反相成。“天上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同時，老子反對“五音”，即現實的有聲之樂，認為它是“人為的，有害的，不美的”③，所以說“五音令人耳聾”（《老子·十二章》），進而主張“為腹不為目”（《老子·十二章》）；推崇“大音”，即無聲之樂，認為它是“自然的，至美的”④，繼而提出虛無的純精神的“大音希聲”（《老子·四十一章》）觀念。《老子》把音樂分為兩類：一類是道樂，即無為的自然的音樂；另一類是世俗的音樂，即人為的非自然的音樂。道的音樂符合道的特征，它是一切人為音樂之本，無所不在，無所不容。它是最美的，又是無聲的，是音樂的最高境界。人為的音樂雖是動聽的，但這種有聲之樂的美是世俗的、暫時的，會“令人耳聾”，所以不宜提倡。對于圣人來說，治理人民時，要“為腹不為目”，所以，要取消耳目的享受，要廢除包括音樂在內的一切文化，如此才能天下大治，而達到《老子》所希求的“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對老子音樂思想加以分析總結，可以看出，老子對于一切具體的音樂是從本體上加以根本否定的。其主張取消一切人為的有聲之樂，不利于音樂文化的存在和發展。但其“大音希聲”命題的提出，在有聲和無聲的辯證關系上具有積極意義，對探求音樂之玄妙意境有其重要作用，它所蘊含的追求自然、無為的思想有助于音樂的自由發展。

莊子從崇尚自然的思想出發，提出“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莊子·繕性》）的觀點，認為音樂美的本質表現為人的自然情性。音樂美的準則是自然而不造作，具有樸素的美感。音樂的功用是抒發性情，娛樂人心，所以音樂應擺脫禮的束縛，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莊子認為聲音有三種：“人籟”“地籟”“天籟”，其中只有“天籟”才是完全自然、完全自發、完全自由的至樂，其“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莊子·天運》。這樣的音樂無所不在，無所不包，雖聽不到卻可以通過精神世界去感悟。

通過對老莊音樂思想的分析總結，可以看出，道家從其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出發，否定儒家的禮樂觀：從崇尚自然的哲學觀、美學觀出發，反對人為的、物質性的音樂，提倡一種形而上的、超越物質手段的純主觀的藝術。道家的種種說法，表面看來似乎對音樂和美持否定態度，而實際上，它比其他學派更重視作為藝術存在的音樂以及高于形式美的內在的、精神的美。

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儒、墨、道三家在音樂思想方面的學術爭鳴，開創了中國古代樂論的廣闊天地。其中，墨家音樂思想因其狹隘性、片面性，未對后世產生顯著影響。儒、道兩家音樂思想則初步奠定了我國音樂美學的思想體系，并貫穿其后兩千多年的歷史，對我國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張文勛著《儒道佛美學思想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

②蔡仲德著《中國音樂美學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頁

③④蔡仲德著《中國音樂美學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頁

參考文獻：

[1]《儒道佛美學思想探索》張文勛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2]《中國音樂美學史》蔡仲德著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年版

[3]《中國音樂通史簡編》孫繼南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國音樂詞典》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年版

[5]《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蔡仲德注譯人民音樂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