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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對發展經濟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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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擴大內需;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生產要素組合的優化;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增加就業等進行講述,包括了粗放型發展道路通常稱為外延型增長、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逐步演進、優化升級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和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本文從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擴大內需、優化生產要素組合、增加就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等方面來論證服務業對于經濟發展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鍵詞】服務業經濟發展作用

2005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40.3%,從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員的31.3%,就業人數比2000年提高了3.8%,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然而我國服務業產值目前離發達國家70%~80%的比重相距甚遠,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2007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已經明確指出:盡快使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緩解能源資源短缺的瓶頸制約、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適應對外開放新形勢、實現綜合國力整體躍升的有效途徑。本文擬就服務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作用談一點看法。

一、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擴大內需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0—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4.3%,僅次于美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不可否認的重要動力源之一。與這一令人歡欣鼓舞的數據接踵而至的是,2007年以來,我國出口需求的拉動力繼續提高,但過度依賴進出口貿易,將使國民經濟面臨國內國際市場雙重需求的波動以及政治、安全等因素的影響而潛伏較大的風險,當前的流動性過剩難題就是這一問題引發而來的“疑難雜癥”,同時出口量過大又會增加貿易摩擦、危及國家的經濟安全。消費需求是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大需求中拉動經濟增長最積極、最有效、最不易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要從這一“陷阱”中順利脫身,必須繼續著力扭轉內需不足的局面。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工業、通信業發展面臨的環境日趨嚴峻,由2007年在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動蕩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還在擴大,世界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已成必然趨勢,我國工業發展的外部需求繼續減弱。在國內,近年來部分行業快速擴張的生產能力與當前需求不足的矛盾將會更加突出,結構調整、節能減排任務更加艱巨,以及部分企業已經出現的效益下滑將對我國工業、通信業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擴大內需就成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最有效手段。

然而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造成消費在GDP中的份額不斷縮水。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份額持續下降,從1992年的72.5%下降到2005年的55%;其中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1992年的55.1%下降到2005年的40.3%。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僅為37.8%,離美國近年私人消費對GDP60%以上的貢獻率差距甚遠。促進消費增長,關鍵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費總量。除了完善城鄉收入分配政策、改善消費環境并增強居民消費信心外,擴大內需的主要思路在于增加農民收入、開拓廣大農村市場。我國有7億多人生活在農村,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卻只相當于城市人口的1/3。資料顯示,我國農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費支出,就可以給國民經濟帶來2元的消費需求;農村人口對任何家電產品的需求多增1個百分點,就可以增加238萬臺(件)的消費需求。2007年上半年農民每百元收入帶來的消費增量是79.9元,比2000年提高30.6元,仍比城市居民收入增幅要小得多。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利用現代服務業特有的提供信息服務的功能能夠為農業打破長期以來的信息渠道獲得方式單一且不充分的現狀,加速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移,為農民增產增收開辟良好的渠道。在構建和完善包括生產銷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務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中,為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指出了一條捷徑,有利于提升農民的消費需求,為內需的增長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生產要素組合的優化

粗放型發展道路通常稱為外延型增長,在經濟發展的目標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片面追求社會生產總量的增長,突出產值的增長速度;在經濟發展的手段上,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擴張,增加人財物的投入;在經濟發展的途徑上,主要依靠鋪新攤子,上新項目,擴大投資規模;在經濟發展的表現狀態上,表現為經濟周期性波動地增長。

從各國經濟發展史來看,任何國家都經歷過粗放型經濟發展階段。在我國解放初期,這種經濟發展方式以大規模投資驅動為特征,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就初步建立起了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實現了物質補償和價值補償,給人民大眾以一定的生活保障,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時至今日,我們再也不能認為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我國仍然能以同樣的發展方式獲得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粗放型增長方式過度消耗資源能源,還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我國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元。現有的約束決定了我們只能遵循新的思路,走出一條高效集約、要素組合優勢充分發揮、可持續發展的新路。與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相對應,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強調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生產的效率和效益,充分利用現有基礎,著重于更新、改造和挖潛,表現為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1979—2004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4%,但是綜合要素生產率卻一直低于0.02%,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要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依靠目前我國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程度和管理創新的現狀是無法達到的。而現代服務業以其“黏合劑”功能則可以極大地促進生產要素組合的優化,減少生產發展和資源環境的摩擦成本,集中體現現代服務業精髓的生產者服務部門的作用逐漸凸現。在服務業中,生產者服務是非常重要的“亞產業”(sub-industry)集群。在理論內涵上,生產者服務是指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生產的中間投入的服務,即市場化的非最終消費服務,這一投入不斷出現在生產的各個階段。如果服務能夠像一般商品那樣被區分為資本品和消費品的話,那么生產者服務無疑對應著作為資本品的服務。在外延上,生產者服務是指相關的具體產業(產品)與貿易,它最終物化在為最后使用與出口而提供的商品與服務之中。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容量不斷擴大,分工與專業化逐漸深化。在這一趨勢下,經濟效率越來越取決于在不同生產活動之間建立起來的互相聯系,而不僅僅取決于生產活動本身的生產率狀況。生產者服務業是把日益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引進商品生產部門的“飛輪”。很明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生產者服務業構成了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進入生產過程的渠道。在生產過程中,它們為勞動與物質資本帶來更高的生產率并改進了商品與其他服務的質量。通過生產者服務業這一途徑,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不斷積累,其日益專業化與迂回生產表現為一個不斷發展的經濟。因此,生產者服務并沒有取代制造業而損害經濟的增長,它們只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一種補充,其效率在于其作為中間投入所發揮的微觀積極作用和宏觀經濟影響,通過促進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等生產要素組合的優化推動產業集聚、工業化和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投入產出表明,各主要服務行業作為對農業和制造業的中間投入占全部產值的百分比都提高了。其中金融服務、商業性服務等生產者服務所占比例提高最為迅速。由此可以看到,以生產者服務為標志的外部化的服務是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的最重要力量源泉之一,能夠充分利用規模經濟的潛力和專業化優勢,從而促進資源能源的節約和效率的提高。

三、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增加就業

就業是民生之本,只有實現了就業權利,其他經濟社會權利才有了前提和基礎。為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提供就業機會,是經濟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前提,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

不僅農民收入增加、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需要服務業強有力的支撐,在增加城鎮就業上,服務業也大有可為。總理在十屆人大五次會議上提出,要繼續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花大力氣增加就業崗位。目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過剩格局不會有根本改變,結構性短缺矛盾日益突出。充分就業也是激活消費、啟動內需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就業率是不計入農村勞動力的,即使這樣,2002—2005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為4.0%、4.3%和4.2%。2005年雖然和2004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持平,但與當年10.2%的經濟高增長率相比較,其對就業的增長效應相對微弱。而若計入農村大量剩余而又未被即時轉移的勞動力,和城鎮大量存在的隱性失業,這個數據應該更高。2005年與1978年相比,服務業就業人數從4890萬人增加到23771萬人,新吸納就業人數18881萬人,占非農產業全部新增就業人數的62.89%。數據表明,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在改革開放20多年中總體趨于下降,但在1990年以后,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已經遠遠超過第二產業,在各個時間段都比第二產業高。在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加速發展時期,“九五”期間服務業吸納了全社會新增就業人員的85%,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也主要轉移到服務業。研究表明,從投入產出的角度看,每100萬元投資可提供的就業崗位,重工業是400個,輕工業是700個,而服務業多達1000個,足以表明大力發展服務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通衢。如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勞動力在服務業就業的人數只占總數的50%,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達到了80%。就業的充分對保持美國國內消費的持續增長起到重要作用,而就業的充分正是通過服務業的強大吸納能力得以實現。如房地產業,對于改善居民的生存條件、資產保值增值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事關人民的福祉、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進步。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房地產業消費潛力巨大,產業關聯度高而無技術障礙,可以帶動建筑建材等相關幾十個行業的發展,能夠吸納相當多的就業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性十分明顯。據預測,在我國當前情況下,住宅建設若增加10%,可望帶動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住宅行業每吸納100人就業,可帶動相關行業200人就業。完全有理由預見,今后服務業將繼續發揮其容納就業的巨大作用,提升我國的就業率,調整我國的就業結構,為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蓄水池提供有效的疏導空間。

四、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

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逐步演進、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是決定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因素,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和體現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重要標志。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是要素投入的增長,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標志,也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產業結構升級集中體現在投入的生產要素密集度的變化上。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土地及其他自然資源、非熟練勞動力被視為外生性生產要素,物質資本、科學技術以及制度等被看作內生性要素。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路徑表現為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再向以技術知識密集型為主導的產業發展,顯然這種演進過程主要受到內生性要素積累狀況的約束。現代服務業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加速對結構升級產生重要影響的內生性要素的積累。

以我國的發展趨勢和潛力,實現經濟總量增長和翻番不難,難在增長的質量和結構上。要調整好我國的產業結構,必須認識到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黏合劑”功能,使之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轉擋器、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經濟競爭力提升的牽引力以及經濟變革與全球化的催化劑。正如Shelp(1984)指出的,“農業、采掘業和制造業是經濟發展的磚塊,而服務業則是把它們黏合起來的灰泥。”Riddle(1986)也認為,“服務業是促進其他部門增長的過程產業……服務業是經濟的黏合劑,是便于一切經濟交易的產業,是刺激商品生產的推動力。”Riddle還通過構造一個“經濟部門相互作用模型”向我們描繪了服務在分工經濟中的獨特作用:服務不是“邊緣化的或奢侈的經濟活動”,而是位于經濟的核心地帶。完全可以說,服務業是創新的橋梁,在使用服務業的制造業中尤為明顯。

《2007年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人均GDP為18980元左右,正處于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社會結構轉型期,同時經濟發展也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資源和環境約束。因此,一方面經濟發展要求提升服務業的綜合實力、拓展發展思路、轉變發展模式,把服務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進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服務業是現代產業中最具成長力的產業,也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服務業的單位產值能耗較小,并可與現代農業和制造業有機融合、協同并進。尤其是現代服務業,不僅可以提高制造業的生產效率、降低生產費用,而且可以為經濟發展找到新的驅動力。據預測,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工業所占比重就能降低1個百分點,單位GDP能耗則可以降低1個百分點。因此,必須改變地方政府“重工業、輕服務業”的傳統思路,加快發展服務業,就可以提高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拉長第三產業這條“短腿”,從而使三次產業比例趨于協調,結構更為合理,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五、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向內需主導型轉變,并不是說我們不再需要對外開放了,而是要在不斷開拓國際市場的同時,用更大的力度來開發國內市場,使內需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領航者,以增強抗御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這里又涉及到服務業發展對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問題。

外貿增長方式是指進出口數量增加和效益提高的途徑,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是我國的重大戰略方針。服務業發展對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直接構成服務貿易發展的基礎。基于國際服務市場需求的高增長性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產品的高附加價值性,通過服務貿易可贏得更多的國際分工比較利益。另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水平是提升貨物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條件。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強調的是外生比較優勢,即通過生產本國具有要素稟賦優勢的產品,贏得價格競爭優勢;現代比較優勢理論強調的則是基于要素組合優勢的內生競爭優勢。例如作為長三角的龍頭老大,上海正是以內生性競爭優勢為基準、以產業融合發展方針為指導,充分發揮服務業對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2007年1—8月全市進出口總額突破了100億美元,外貿出口增幅超過40%。該市當前還要重點發展為現代制造業配套的包括服務外包在內的現代服務業,積極扶持高附加值產品、品牌產品,特別是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出口,以努力轉變出口增長方式,持續眼下高速增長的態勢。這樣做不僅提升了上海的城市能級水平,體現了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本質要求,而且符合世界產業發展的新潮流,引領了新的產業發展理念及生產組合方式。

總之,為改變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緩慢的現狀,必須著力提升服務業的產出質量和水平,充分發揮其在促進提升產業結構、優化要素組合、促進內需增長、擴大就業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中的作用,以國民福祉最大化為終極目標與發展最高準則,才能真正促進經濟持續高效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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