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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傳統貿易政策理論；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的運用；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對中國貿易政策分析的適用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新政治經濟學在貿易政策中的應用、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對利益集團的分析、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思想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雖然WTO的宗旨是提倡貿易自由化，但是各國在逐漸減少關稅與配額的壁壘的同時，非關稅壁壘如“技術壁壘”、“綠色壁壘”成為新的更嚴厲的貿易保護手段。文章從傳統貿易保護理論到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認為貿易政策的內生化，對當前世界貿易政策實施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也能得出中國的貿易政策制定是“國家主義”在貿易政策的體現，是集權制度下中央政府決策者的偏好顯示。

關鍵詞：貿易政策；新政治經濟學；利益集團

在當前世界貿易越來越自由化的總體趨勢下，貿易保護主義在以新的形式滋生和發展。傳統的貿易保護，在發達國家多表現為關稅壁壘，在發展中國家則多表現為政府對進口貿易及外匯的管制。近年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則更多地求助于新型的非關稅壁壘方式，運用更加難以捉摸的、更巧妙的保護手段。各國在選擇貿易政策的過程中，存在著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極大化的動機，于是新政治經濟學放棄了政府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這一傳統理論假設，認為政策的形成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國內各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

一、傳統貿易政策理論

傳統的貿易理論分析將貿易政策視為政府為追求國家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最優戰略（如最優關稅理論），即認為貿易政策是“外生”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政策取向作了其“合理地”偏離自由貿易的理解。雖然貿易保護理論解釋了一國不實行單邊貿易自由化的原因，它為政府偏離自由貿易而實行保護貿易提供了說詞，但是這些觀點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邏輯上的脆弱性。

貿易條件改善論是以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條件惡化為代價的。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很可能引起貿易伙伴國采用同樣手段進行報復，最終可能引起關稅戰，導致貿易流量劇烈萎縮，降低世界福利水平。市場失靈論針對資本市場不完善，政府可以采用關稅手段對新興產業加以保護以提高其利潤，鼓勵其盡快成長。這是一種以貿易政策來治理國內市場扭曲的新的扭曲治理舊的扭曲，是一種以毒攻毒的辦法，它會帶來較高的干預成本。戰略性貿易政策論放松了傳統貿易理論中最根本也是最不現實的“完全競爭”假設基礎，引入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前提，強調市場結構對國際貿易的重要影響。但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有效性實施是以對手不采取同樣的行動為前提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不能不引起對方國家的強烈反應以致報復，從博弈論的視角看這種貿易戰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

由此可見，無論是傳統的新古典貿易理論，還是新貿易理論都沒有為解釋現實中貿易干預的政策存在提供一般性的堅實的“科學”依據，這促使經濟學從新的角度思考貿易政策的本質，即收入分配問題。

二、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

（一）新政治經濟學在貿易政策中的應用

新政治經濟學利用已經發展成熟的經濟理論和工具來理解和認識非經濟市場決策中的政治行為和績效，其摒棄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熱衷于“單一和理想化動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新政治經濟學解釋了一個簡單的法則，即“政治理性會引致經濟非理性”，具體說是由于政治市場中人的自利本質、權力競爭以及相關的尋利活動，使最終的公共政策是無效率的或者是低效率的，它只滿足了社會中某些人的利益要求，從而形成了長期的經濟扭曲。

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認為從經濟效率（帕累托最優）的目標看，貿易干預政策的福利效果與自由放任貿易政策相比總是次優的，或者說，在理論上總是存在著替代貿易干預政策的最佳政策。貿易政策導致的收入分配效應促使政治市場中的參與者——選民或公眾、政府、官僚、利益集團乃至外國人——將根據各自的既定目標或既得利益產生對新的貿易政策的需求和供給，關稅率、非關稅壁壘、補貼率等作為貿易政策的“價格”在政治市場上出清，最終達到均衡穩定狀態，從而決定了貿易政策選擇的質量（形式）和數量（程度）。

（二）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對利益集團的分析

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將利益集團分為進口替代部門、出口部門和消費者團體三種。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一般認為，進口替代部門對進口限制政策的需求最為強烈，而其他利益集團的態度可能不明朗，只要院外活動的收益大于院外活動的成本，進口替代部門就會積極活動，從而使貿易政策的制定有利于進口替代一方，在這種情況下，政策的制定可能會偏離國家整體福利最大化這一目標，在貿易政策的具體選擇上，其他原則也是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團，而不一定有利于國家福利。

三、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的運用

（一）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思想

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型來解釋和描述貿易干預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圖、過程、機制和結果，其注重研究與帕累托最優相比的貿易政策的福利效果，特別是關于尋求貿易政策的各種政治活動而導致的社會資源的流失。在20世紀80年代后開始模型化分析，有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體現直接民主制的中位投票人模型和體現代議民主制的保護待售模型。

1、中位投票人模型的介評。邁耶（WolfgangMayer，1984）在鮑德溫模型、布洛克和馬吉模型以及芬德利和威利茲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關稅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即中位人投票模型。該模型假定個人收入是擁有多種生產要素的收益和再分配的關稅收入之和，并設出口產品和進口產品都采用資本和勞動進行生產，資本和勞動總的稟賦為K和L，在H-O-S模型的假設下，每個選民依據各自要素的產權組合計算出自己的最優關稅率，由于關稅政策是在直接民主制下由多數票規則決定，則最終的關稅方案將使中間投票人的效用最大化，因而政府的關稅率是由全民投票決定的。通過推算，可以得出關稅稅率為：tm=（1-ρm）。這里ρm是中間投票人的資本/勞動比率相對于整個經濟的資本/勞動稟賦比率。那么政府會選擇什么樣的關稅率，當沒有投票成本時，中間選民的最優關稅率就是政府的關稅率，但當存在投票成本和修改選舉規則時，就會出現一些選民不參加或不能投票的情況，從參加選舉概率看，由公決得到的關稅率將會受到一些特殊選民（利益集團）的左右。中位人投票模型被認為是一個“沒有黑箱的模型”，從政治需求看，選民動機來自個人效用函數最大化，從政治供給看，政府在決策中實質上是一個中立者，決策結果取決于高透明度的投票過程。但是現實世界中，現代民主國家中很少實行直接民主制，大多數情況都是采取代議制民主。

2、保護待售模型的介評。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在1994年建立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為了影響在任政府的貿易政策選擇進行政治捐助的“保護待售模型”，明確提出了政治因素在貿易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模型的實質就是政府作為“公共人”將不同的政策進行“菜單拍賣”以換取政治資金，同時盡可能的維護普通選民的利益。政府為實現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賴于獲得的總的捐助和選民的福利。即其目標函數兼顧“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為了獲得政治捐資和全社會福利之和，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賦予社會福利一個權數a＞0，并假定政府選擇一個貿易政策ti最大化政府的目標函數為：G（P）=Cj（P）+αW（P）。在其他利益集團捐獻水平給定的條件下，均衡的價格水平使單個利益集團的福利水平和政府目標函數之和最大。通過最大值，可以計算出部門的最優關稅（或補貼水平），即：＝（）-1。關稅或補貼的大小取決于生產對進口的比例，以及進口需求彈性的倒數。對有組織的行業來說，較高的國內產量/進口量將導致較高的進口關稅或者出口補貼；而對于沒有組織利益集團的行業來說，較高的國內產量/進口量的值將導致較低的進口關稅或出口補貼，這是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用于出售的保護模型”得出的最主要的結論。

相對于其他模型而言，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的模型從貿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團）和供給方（政府）分析了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在許多民主制國家中，競選和政黨籌資給政治家創造了販賣其政策的強大激勵，結果是貿易保護的結構注定反映了競選獻金影響下政治優惠的結果。

（二）在西方國家的體現

中位人投票模型與保護待售模型在西方國家的貿易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得到很好的體現及運用，這里就美國的貿易政策制定框架的變革來看內生貿易模型的運用。

早期美國貿易政策制定按照美國憲法規定，國會擁有監管對外貿易的權力，總統并不擁有制定貿易政策的權力，美國國會處于制定貿易政策的中心，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是由國會決定并由總統公布。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BILL），該法案將美國關稅提高到了歷史最高水平，1932年美國平均關稅生產率達到了59%，并導致了各國紛紛采取保護主義措施。

而美國1934年《互惠貿易法案》（RECIPROCALTRADEAGREMENTSACT，RTAA）對貿易政策的制定進行了變革，將制定關稅與國際談判聯系在一起的方式，將國會的權力轉移給了總統。對于總統而言，其制定貿易政策時，需要考慮大多數投票人的利益表達，其將貿易政策制定權從持保護主義政策偏好的國會轉移到持自由貿易偏好的總統，自然增加了美國推動自由貿易承諾的可信性。

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對中國貿易政策分析的適用

在中國的制度變遷進程中，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與市場機制作用的強化，社會公眾的利益正在分化，而其利益的訴求方式也在發生變化，由原先的單位組織作為利益表達機制的一種手段，逐漸轉變為以利益集團形式開始影響中國的公共政策制定。在以產權的多元化和經濟運作市場化的情況下，形成了一個相對自主性的社會，也就使利益集團產生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都紛紛以各種形式介入到關乎自身利益的政策中去，而自從中國加入WTO后，貿易政策的制定不僅受到國內利益集團的影響，還會有來自國外利益集團的參與。

中國的貿易政策的制定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國家主義”在福利分配和行業戰略上的政策決策考慮，這也是集權制度下中央政府決策者的偏好顯示。在中國由于官僚制度是政府政策選擇的重要制度安排，國家將不同的政策領域權力授權給不同部門，那么對政策選擇和執行都會產生影響。政府的各個行政機構對政策問題的發現、信息收集和解決草案的提出一般都是通過官僚機構來完成，因而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與不同行政機構的偏好有關的，而這些部門又有自己直接歸口管理的企業，這些企業通過各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那么權力集中在行政機構，這樣行政機構的偏好就將成為國家偏好。如近年來幾次對出口退稅的政策變化可見一斑，對出口貿易開始越來越傾向于高科技的、有高附加值的產品的產業傾斜，而缺乏競爭力的且屬于低附加值的產品則開始不受鼓勵甚至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對外貿易戰略上的變化。

在中國“國家主義”的貿易干預政策的權威性是不容挑戰的，它的實施也是強制性的，但其經濟績效卻處在許多爭論之中。貿易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適度的貿易流量管制、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和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有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外貿經營秩序的健康發展，但總的來說，這些決策指導原則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是低效率、非競爭性、福利損失，而且在中國逐步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過程中會受到越來越大的外部挑戰，故而在對利益集團的作用將會越來越顯現，政府在制定貿易政策時，就存在綜合各方利益的考慮，即需要與各利益集團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