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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世界經濟格局的急劇變化和美國對國外資本的嚴重依賴束縛了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手腳，削弱了美國經濟及其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伯南克獨特的學術背景和個人風格使得關聯儲會在推進數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確立貨幣政策規則、增加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以及使貨幣政策非人性化諸方面繼續做不懈的努力。

關鍵詞：通貨膨脹目標約束的抉擇政策透明度貨幣政策非人性化

2006年2月1日，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就任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宣告了格林斯潘時代的終結。跨入21世紀后急劇變化的全球經濟和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潛伏著各種新的危機和變數，對易主一年的美聯儲構成了許多新的挑戰，孕育著美聯儲貨幣政策可能的微妙變化。分析和理解這些潛在的危機、挑戰和貨幣政策可能的變化，對我們更好地了解世界經濟運轉狀況，診斷經濟周期和預測經濟走勢至關重要。

一、格林斯潘時代的豐富遺產

格林斯潘無疑是20世紀末傳奇式的人物。自他1987年出任美聯儲主席到2006年2月1日卸任的18年來，世界經歷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科技革命、亞洲金融危機、股市泡沫、新經濟破產、安然丑聞、恐怖襲擊、房地產景氣和泡沫。在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危機面前，格林斯潘像一位杰出的藝術大師一樣執掌著美聯儲，“培育了繁榮，減緩了蕭條”(Mandel，2005)，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繁榮創造了適宜的貨幣政策環境。格林斯潘和美聯儲對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卓越的貢獻在海內外和經濟學界幾乎是眾口皆碑。美國貨幣學派領袖弗里德曼斷言：“格林斯潘顯然是聯儲建立以來最有效的主席。”WellsFargo&CO.總裁R.Kovacevich則認為：“他是歷史上最好的聯儲主席。我認為他大概會被記載為古往今來最好的中央銀行家。”

格林斯潘的卓越貢獻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第一，獨具慧眼、力挽狂瀾。格林斯潘是最早意識到20世紀90年代末的信息技術革命驅動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即新經濟出現的少數經濟學家之一。正是這種對新經濟的獨具慧眼使他堅持維持低的利息，為科技革命和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繁榮創造了寬松的環境。2001年，美國經濟遭受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科技股崩盤和911恐怖襲擊雙重打擊，美聯儲在他的領導下果斷地在一年內將聯邦基金的利率從6.5%降低到1.75%，其結果是美國經濟在該年仍維持了3.2%的增長率，勞動生產率提高到了3.5%。第二，力排眾議、相機抉擇。時至今日，悲觀保守派的經濟學家不得不承認，格林斯潘的經濟預測紀錄要遠遠超過他們。事后觀察，新經濟起始于1996年或1997年，但當時的官方統計數字卻含糊不清，美聯儲內外很少有經濟學家茍同格林斯潘關于信息技術革命結束了美國20多年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的見識。格林斯潘敏銳地察覺到官方統計數字對無形投資和知識經濟的忽略，拒絕接受有關勞動生產率降低了的官方統計數字，堅信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會減緩和消除通貨膨脹，并相機抉擇，堅持松動銀根，有效地培育和促成了科技革命和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繁榮。第三，頭腦清醒、審時度勢。試想如果當時不是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而是按照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建議于1997年和1998年提高利息，20世紀90年代末大規模的技術投資，特別是風險投資大概不會發生，許多有價值的信息技術項目也會在緊縮的信用條件下難以得到啟動資金，科技革命和新經濟或許在得到充分發展以前被緊縮的貨幣政策所窒息。從這個意義上講，格林斯潘似乎有意讓經濟的引擎發熱，并容忍由此造成的景氣和衰退，這或許是中央銀行促進和培育技術進步的最好辦法。這種“景氣—蕭條”手法震驚了絕大多數在研究生院接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事實上，備受伯南克推崇的反通貨膨脹目標的最大好處就是減少增長、通貨膨脹和金融市場的波動。但在格林斯潘看來，這些波動或許是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特征，與其抗拒不如駕馭。

格林斯潘無疑比他所處時代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個新的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任主席GlennHubbard所說：“艾倫·格林斯潘比我所見過的幾乎所有的人有更深刻的經濟直感。”不管我們贊同與否，格林斯潘以他卓越的才華、非凡的膽識和傳奇的經歷向世人展示：貨幣政策可以有效地支持和刺激而不是阻礙科學技術的進步。這大概就是他的真正遺產!正因為如此，格林斯潘被《時代》雜志評為“世紀(惟一)人物”。

二、美聯儲貨幣政策可能變化的背景

盡管伯南克明確表示要維持格林斯潘時代貨幣政策的連續性，但今日的聯邦儲備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國際國內環境、理論和個人背景與格林斯潘時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進入21世紀后，世界經濟格局發生著急劇的變化，最突出的特征是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支配地位日益下降，新崛起的經濟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美國經濟及其經濟政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減弱，這對新的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無疑是最大的挑戰。日益增加的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國際“熱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頻繁沖擊極大地減弱了美聯儲的斡旋能力。近年來美聯儲連續17次提高聯邦基金利率以防止經濟過熱，但長期利率并沒有隨之增加，就反映了來自中國、日本和歐洲的國際資本流動對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的沖銷作用。美國依賴外國投資者支撐其巨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的窘境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國的金融地位。美國《商業周刊》2005年11月7日的封面標題文章將今日的美聯儲描述成一個“收縮了的銀行”和“更謙卑的機構”(Mandel，2005；Miller，2005a)。時勢造英雄，在美國和美聯儲影響力日益下降的今天，即便伯南克有膽有識、有能力做格林斯潘那樣傳奇式的人物，也會力不從心，無法我行我素，左右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新的美聯儲不得不放下架子，更多地與其他經濟大國協調貨幣政策，以求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增長。

2.“雙赤字”造成的全球金融失衡，醞釀著潛在的金融危機，嚴重地束縛了聯邦儲備銀行的手腳。美國曠日持久的財政赤字使美國政府積累了巨額的國債，滾雪球式的發新債還舊債必然使市場上利息上升的壓力越來越大。由于近一半的美國政府債務掌握在外國投資者手中，一旦這些投資者對美國經濟或政府失去信心而拋售美國政府債券，利息定會扶搖直上，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一觸即發。財政赤字的孿生兄弟外貿赤字對美國經濟的威脅更直接。美國目前巨額的貿易赤字導致美元一路走低，使國外中央銀行的美元儲備資產不斷縮水，一旦各國政府對美元失去信心而拋售美元，必然會觸發美元崩盤，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解決雙赤字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美國的儲蓄率。由于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的原因，美國在短期內不可能解決雙赤字問題，因而不得不對別國，特別是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他們用刺激消費、降低儲蓄、增加進口包括人民幣升值的方法來減少對美國的順差，以減緩美元貶值的壓力。由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國特別是幾個大國的經濟利害攸關，他們不得不同舟共濟，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用拋售美元和美國政府債券的方式來轉嫁危機的。但無論如何，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力都會縮小，一旦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它必定會失去對貨幣基數和利息的控制。

3.貨幣政策理論影響的微妙變化。貨幣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不受政府干預的經濟波動是最優的，市場的自我矯正機制是有效的。與此相適應，貨幣學派的貨幣理論和政策的中心命題是：貨幣政策是有效的，但不應被使用。貨幣學派的領袖弗里德曼的諾貝爾獎代表作《美國貨幣史》用大量的數據和資料證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完全是美聯儲緊縮的貨幣政策造成的，因而貨幣學派信奉“單一規則”，主張貨幣供給按固定不變的比率增長(FriedmanandSchwartz，1963)。新古典學派則走得更遠，當人們問到新古典學派的領袖盧卡斯，如果你是美聯儲主席會如何做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他會辭職。盡管主流學派的貨幣理論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大，但在貨幣政策的實踐中影響甚微。自弗里德曼的貨幣政策理論實踐在“撒切爾時代”遭到慘敗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實踐中實行單一規則。格林斯潘極成功地展示了貨幣政策的威力，因而深受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欣賞，但“相機抉擇”本身就是對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學派政策主張的否定。作為當代最優秀的貨幣理論專家之一，伯南克雖然強調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和確定的貨幣政策規則，但在實踐中他會多大程度上執著他所信奉的貨幣理論和數學模型，我們只能拭目以待。這不僅僅是對美聯儲的檢驗，也是對貨幣學派和主流經濟學派的又一次檢驗。

4.新聯儲主席伯南克個人背景的不同。與格林斯潘大不相同，伯南克是一位出身學院派的中央銀行家。在出任美聯儲主席前，他只做過3年的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和7個月的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此前他主要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并作經濟系主任。盡管他具有公認出色的協調能力和天賦，但其人格魅力難以與格林斯潘相提并論。伯南克極其有限的央行管理經驗和空白的華爾街經歷，尤其是他缺乏化解和駕馭危機的經驗使他難以取悅眾多的聽眾，特別是成千上萬敏感的投資者。伯南克為人低調、謹慎、幽默自貶。他善于細心地傾聽不同的觀點，特別是他對經濟統計數據的反復推測、質疑，表現出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家一絲不茍的風格和對貨幣政策嚴謹、負責的態度。從2002到2005年作為聯儲的新成員，伯南克從未挑戰過格林斯潘的權威，但也從未放棄過他對更詳盡的資料和不同觀點的探索和質詢，因而贏得了格林斯潘和其他美聯儲董事會成員的尊重。伯南克最大的優勢是他的才智。與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伯南克善于將高深的經濟理論、概念轉化為明確的政策主張，并應用于現實世界。他幾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與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現實世界密切相關。與伯南克聯名發表過若干論文的紐約大學教授MarkGealer說：“我們所作的任何事情都必須與現實世界相聯系。”美國前商務部長DonaldEvans指出：“你可以在學術界提出許多好的見解，但你需要把它們轉變成好的政策，他(伯南克)則有能力把兩者連接起來。”如果說格林斯潘是個久經沙場的卓越的藝術大師，那么，伯南克則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優秀的交響樂指揮。他所面對的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學術精英，而是華爾街、主流社會和影響力日益強大的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家以及急劇變化的整個世界。

三、伯南克與格林斯潘貨幣政策比較

伯南克在剛就任美聯儲理事時，曾在一次演講中暗示美聯儲應從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借鑒的是“要稍微有點兒顛覆性”。這種可能的顛覆性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1.貨幣政策目標的變化——確立數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應當說，伯南克與格林斯潘在貨幣政策方面的最大分歧是是否將反通貨膨脹定為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伯南克和許多貨幣經濟學家多年來一直為建立一個數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而努力(BernankeandMishkin，1992；BernankeandMihov，1998；Bernanke，Laubach，MishkinandPosen，1999)。所謂確立通貨膨脹目標，就是將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和長期目標，并將其制度化。具體操作辦法是由政府或中央銀行公開宣布一個目標通貨膨脹率，比如1%到2%，然后運用各種貨幣政策手段將通貨膨脹率維持在這個范圍內。目前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有數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比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典、新西蘭、巴西和韓國等。實踐證明，設立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既穩定了物價，又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沒有確立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如美國、日本，由于投資者對未來通貨膨脹的走向不明確，股票和證券市場的波動更大(參見Coy，2005)。盡管格林斯潘在實踐中也把反通貨膨脹作為頭等目標，但他明確反對設立數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格林斯潘更相信美聯儲不公布目標通貨膨脹率也能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設立這一目標只能束縛美聯儲的手腳。特別是在出現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或急劇變化的經濟形勢時，固定的目標會使貨幣當局喪失應變能力，貨幣政策因而失去靈活性。比如在1997年，如果美聯儲實行數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并根據官方公布的和絕大多數權威機構預測的通貨膨脹率去提高利息，美國甚至全球可能會失去科技革命和新經濟的機會。伯南克并不認為設立通貨膨脹目標會束縛美聯儲的手腳，他明確表示，一旦危機出現，美聯儲會不惜一切代價來穩定經濟。哥倫比亞大學貨幣經濟學家，伯南克的長期合作者FredericMishkin指出，中央銀行確立明確的政策目標，并取信于民，可以避免政策制定者陷入“時間不一致性的陷阱”，即貨幣當局在短期內迫于政治壓力或為取悅公眾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不計長期后果(Mishkin，2003；BarroandGor-don，1983；CMvo，1978)。這樣才能給央行控制通貨膨脹、處理經濟衰退更多的靈活性。在2006年的一次講話中，伯南克又一次強調：“防止能源和物價上漲導致持續的高通貨膨脹率的最好辦法是穩住公眾對通貨膨脹的長期預期。”因為穩定的通貨膨脹預期會減少貨幣工資率和總供給的波動，從而提高經濟效益，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有助于產量、就業和物價的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通貨膨脹目標也是GDP目標和就業目標。問題的關鍵是，伯南克的通貨膨脹目標并不適用于危機時期，那么一旦危機來臨，伯南克面臨的最大挑戰將是：是冒著通貨膨脹的風險停止增加利息，還是承擔經濟衰退的風險繼續增加和維持高的利息?

2.貨幣政策規則的變化——相機抉擇與固定規則。與貨幣政策目標變化密切相關的是貨幣政策規則的變化：在充滿變數的全球經濟背景下，美聯儲應當繼續實行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還是遵守固定的貨幣政策規則，是格林斯潘與伯南克貨幣政策的另一重大區別。格林斯潘主張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即根據經濟形勢和專家特別是他個人對經濟統計數字的解釋、判斷和對經濟走勢的直感、預測，施行靈活的貨幣政策。格林斯潘認為，貨幣政策之所以不能按照固定的規則操作不是因為導出這些規則的數學模型太復雜，而是因為我們所處的世界遠比這些模型更為錯綜復雜。這個日益復雜世界的許多最基本的經濟和金融聯系總是處于連續不斷的變動狀態。規則“有助于貨幣政策的制定”，但不能代替從廣泛的經濟分析和風險估價得出的政策判斷(Greenspan，2003；Feldstein，2003；Yellen，2003)。諾貝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的索洛把格林斯潘駕馭經濟比喻成掌舵，需要左顧右盼，不停地調整方向，以避免觸礁和翻船。顯然格林斯潘的風格具有濃重的凱恩斯學派色彩。”格林斯潘的巨大成功也使他愈來愈傾向于“魯莽行事”。與格林斯潘不同，伯南克主張固定的貨幣規則，至少是“約束的抉擇”。所謂固定規則政策是指聯邦儲備銀行應遵循一個公開、清晰、連貫一致的貨幣政策規則，貨幣政策不應依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動。如果用駕駛汽車做例子，固定規則就像公路旁的停車標記，無論有無其他車輛的行駛，都必須停車。這與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政策主張非常接近(KydlandandPrescott，1977)。貨幣政策按規則而不是政策制定者個人的意愿和見解操作可增加貨幣政策的可預測性，減少不確定性和金融市場上不必要的波動，但同時也會使決策過程變得越來越機械呆板，缺乏靈活性。盡管伯南克強調危機時美聯儲會采用靈活的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固定的貨幣政策目標和規則只適用于經濟良好運轉時期，而不適用于危機時期，人們不僅會對其政策規則打折扣，而且會加重對伯南克應對突發、重大事件能力的懷疑。其實人們更希望美聯儲有所作為的是危機時期而不是經濟良好運轉時期。可以預測的是，如果房地產泡沫破滅，新的美聯儲的動作會比格林斯潘執掌的美聯儲遲緩，大概一直會到這種破滅使通貨膨脹降低到目標區以下，美聯儲才會考慮到是否降低利息和降低多少。

3.決策程序的變化——模糊政策與透明政策。在伯南克執掌美聯儲大權后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首次會議上，正式議程中增加了一條新內容——在政策的透明度和清晰度方面，應當向國外學些什么。在格林斯潘時代，這種討論是難以想像的，因為格林斯潘認為，一定程度的模糊政策會使市場，特別是投機商措手不及，以提高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效力。格林斯潘上任時的一句名言是：“我想我應該警告你們，如果我把話說得很清楚，你們可能會誤解我的意思。”盡管格林斯潘時代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最近的一項研究證明，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仍位于新西蘭、瑞典、英國、加拿大和歐洲央行之后。格林斯潘經常憑直覺和經驗而不是經濟模型來識別即將發生的重大經濟變化，而伯南克則更依賴經濟模型進行預測(Miller，2005a)。顯然，通過研究這些模型，華爾街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聯邦儲備銀行究竟想要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伯南克主張揭開美聯儲神秘的面紗，公開其行為、意圖和策略，發表其長期經濟預測，并歡迎公眾參加貨幣政策的辯論。他認為，只有當公眾知道美聯儲在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并從制度上約束中央銀行實現其許諾，追究其偏離政策目標的責任，股票和證券市場才能運轉良好。”更透明的貨幣政策可以減少消費者和投資者對未來利息和通貨膨脹走勢的迷惑，促進穩定的、無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伯南克還反對美聯儲用利率政策對付股市泡沫，認為這種政策不僅不能打擊投機活動，反而會損害整個經濟(Bemanke，2001)。這些觀點與格林斯潘大不相同。可以相信，伯克南執掌的美聯儲在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方面會有很大的提高。

4.決策風格的變化——人格魅力與非人性化。格林斯潘時代，由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美聯儲主席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牽動著美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神經。有人甚至把美聯儲主席比喻為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領域一言九鼎的“經濟沙皇”。而伯南克執掌的卻是一個影響力日益減小的美聯儲，并且他的學術理念就是要收縮美聯儲的活動范圍，將重心集中到反通貨膨脹這一使命上。Mishkin指出，“讓中央銀行涉足它不該涉足的事情是個錯誤”，“貨幣政策的非人性化是件好事”，因為它可以增加可預測性，減少不確定性。弗里德曼認為“最糟糕不過的是一個捉摸不定的美聯儲”。另外，經濟決策的制度化、透明化、非人性化，增加與公眾和市場的交流和溝通而不是依賴少數“精英”制定經濟政策是民主體制的精髓。為了穩定金融市場，伯南克上任時雖然強調優先考慮“保持格林斯潘時代確立的政策和策略的連續性”，但在短期內他不會，也無法用個人的魅力去影響有關政府稅收、支出、醫療健康保險和社會安全保險等政策方面的爭論。缺乏“華盛頓經驗”和“華爾街經驗”使他不大可能就這些非聯儲職責范圍的問題發表有影響力的見解。”他既不具備格林斯潘那種與生俱來或經驗賦予的對股票市場韻律的靈感(innatefeel)，也沒有格林斯潘那些廣泛的華爾街和企業界紐帶。伯南克在經濟學界的聲譽，加上政見低調和沒有裙帶關系或許使他更適合這個收縮了的美聯儲賦予他的歷史使命。正如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委員CharlesSchumer所說：“我們需要的是一位審慎的，不帶意識形態色彩的，同時了解美聯儲的主要職責是抑制通貨膨脹的人選。看來伯南克正是這樣的合適人選。”不利的一面是，一旦出現大的金融危機，人們就會期盼一個像格林斯潘那樣具有個人魅力的中央銀行家來力挽狂瀾。前克林頓內閣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任校長LarrySummers指出：“貨幣政策永遠是中心，但維持全球信心的能力在未來將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重要。”

5.四位一體——新瓶裝舊酒。美聯儲在以上四個方面貨幣政策的可能變化是相互關聯、融為一體的。明確的數量化貨幣政策目標需要固定一致的貨幣政策規則來保證；清晰的目標和規則必然容易被公眾和市場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具有透明度；實現透明的政策目標，遵守固定的政策規則，必然使決策過程依賴于制度、承諾、責任及其獎懲，而不是個別人的意愿、見識和素質，這本身就是貨幣政策非人性化的過程。作為一個學院派的、低調的美聯儲主席，執掌一個影響力日益減弱的美聯儲，伯南克將致力于推行貨幣政策在以上四個方面的改革。這與其說是一種巧合，不如說是歷史的必然。這些可能的變化實質上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通貨膨脹與失業、長期與短期、規則與靈活性、透明政策與模糊政策、經濟自由主義與經濟保守主義以及民主和精英政治的交替這些古老命題在貨幣政策領域的翻版。

四、結語

世界經濟格局的急劇變化，美國在全球經濟、政治和軍事諸領域支配地位的日趨減弱，特別是美國的雙赤字以及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嚴重地束縛了美聯儲的手腳，因而決定了伯南克不可能像格林斯潘那樣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施展其高雅的藝術大師般的個人魅力和影響。由于伯南克獨特的學院派背景，低調的處事風格，特別是他出色的協調能力和手段，讓他來執掌一個影響力日益減弱的美聯儲，與其說是他勝任這一職務，倒不如說是歷史的選擇。與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領袖人物一樣，新的主人在交替時期一定會強調政策的連續性，這對接替一個最杰出、最有影響力的中央銀行家而自身的經驗又不足的伯南克來說，別無選擇。同樣，任何一個杰出的人物要想有所作為，必須要走出其前任的影子。伯南克時代新的歷史背景，特別是他獨特的學術背景和個人風格決定了他會在推進數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進一步明確貨幣政策規則，增加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以及使貨幣政策非人性化諸方面繼續做不懈的努力。然而，實現他的理想和抱負是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如無突發事件，短期內我們不會看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發生大的變化。歷史將會無情地證明，無論新的美聯儲主席有什么樣的雄心、抱負和才干，也回天乏術，一個無所不能的中央銀行和英雄史詩般的中央銀行家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等待伯南克的是一個多元、多極、復雜多變的非均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