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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區域文化的落后，徽州在明清之前多為古越人占據，而現有徽州建筑設計中所體現的“干欄式”建筑樣式就是古越人建筑風格的遺存。明清時期由于人口的增多，人口流動加快，再加上戰亂頻仍，中原地區的居民開始向南遷徙，當中原文化包含建筑文化與古越人的土著文明相結合時，就為徽州文化包括建筑藝術的衍化與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由于徽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徽州建筑設計的選址就顯得相當重要。徽州先民在建筑選址時重視自然地理環境與居住實際需要的彌合與兼顧，擇地而居的同時又要使居住環境達到最佳狀態，這便成為建筑設計者村落選址的重要目標。有研究者認為，徽州建筑的選址是徽州宗法制度的產物［1］。誠然，徽州建筑中的確蘊含有豐富的宗法思想，但適地而居還是徽州先民的首要目的。徽州地勢偏僻，山多地少，其建筑設計的選址多借助自然地理環境的山水分布格局，背山面水成為村落選址的最佳選擇。徽州建筑選址注重整體規劃，選址巧妙，講究風水，徽州多為山岡丘陵之地，境內河塘遍布，故而村落選址多借助自然山水格局，立于山環水抱的中央地帶，地勢平坦之地，這一環境選址不僅符合中國傳統建筑觀念中“負陰抱陽、背山面水”的理念，同時具有相當的實用意義。背山面水，住宅不僅可以享受充足的陽光，而且山巒阻隔了冬季寒流的侵襲，調節了風向，使得村落的溫度和適度控制在一個相對舒適的范圍內。另外，明清時期的徽州，男性多外出經商，婦女老人留居家中，這種選址還可以構筑天然的屏障，與建筑本身的高屋深墻一起保護居家的安全。例如，徽州建筑樣式的典范代表———宏村的村落設計就完全遵循著這一選址理念。宏村背靠雷崗山，面臨羊棧河，村落的東西兩面分別是東山和石鼓山，這樣的選址就形成了宏村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的自然地理格局，建筑選址的環境可謂得天獨厚，堪比天成。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蘊含著“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哲學思想，其本意強調人與自然，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的矛盾統一性，這一哲學思想體現在建筑文化上就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最富原創意義的建筑生態思想。建筑文化的立足點是考察自然環境，體察建筑地貌，順應自然的同時改造自然，為人所用，使自然環境與居住者的需要達到最佳契合點。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徽州建筑和自然環境是相融合的，不是與自然對立的，并借助于自然環境，以構成視野廣闊，富有生氣的畫面。”［2］徽州建筑環境的選址正是響應著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充分利用并改造自然，在遵循自然環境規律的同時，發揮人的主體創造性，構筑了頗富生態價值和人文思想的宜居型家園。以宏村為例，宏村原為汪氏家族的居住地，村落建筑的組群模式以村落整體規劃而鋪展開，村落的水系遵循自然形成的牛型而設，似牛腸蜿蜒，歷經各座民居建筑，體現出“家家門巷有清渠”的設計理念，村落中心的祠堂前那半月形的池塘似為牛胃，匯聚并過濾水系，同時應征“儲水納財”的風水學說。村落內的水系與村外的南湖相連，增強了水系的流動性和凈化功能，于此宏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就在自然與人工的相互交織中進行著世代繁衍。在西方當代建筑的發展進程中，生態建筑是有機主義建筑的主要表現形式，其富含的先進的居住理念和人文思想促使這一建筑模式成為20世紀最受歡迎的建筑樣式。在生態建筑中，“生態建筑要表現的，不僅包括某一地域自然的建筑材料，還要充分利用當地的氣候條件，表現當地的歷史文化技術。”［3］徽州建筑恰是這一生態建筑思想的完美體現，其環境的選址不僅順應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真正踐履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以及西方生態建筑思想。

一、“依生之美”:徽州建筑造型藝術的審美表征及文化生態取向

如果說徽州建筑的環境選址體現出自然與人的和諧統一，那么徽州建筑本身所蘊含的建筑理念和設計思想就更是自然環境、理性功能、宗法觀念乃至風水意識等眾多物質、精神因素的合成體。袁鼎生先生曾將人對自然世界的充分利用，同時人與自然構筑的相濡以沫的共性關系稱為“依生之美”，它是自然為人所用的最佳狀態，也是人自身價值得以體現的最大化，徽州建筑造型設計就是“依生之美”的準確體現。徽州建筑造型設計將徽州地域環境特征、徽州宗族文化觀念、明清徽州的生活習性以及中國傳統的風水意識巧妙融合、融會貫通，成就了古徽州備受稱道的建筑文化風格。從建筑造型的整體布局來看，徽州建筑注重整體布局的工整與對稱，徽州民居建筑平面多為內向方形布局樣式，面闊多為三間，明間是廳堂，次間則為臥室，左右呈對稱狀態，整個建筑圍繞著天井構成三合院式的布局單元，天井的設計是應對明清徽州的宗法觀念以及風水意識而設立的，徽州由于地處偏僻，宗族觀念濃厚，同姓家族聚居在一個村落，而同一家庭又居于同一戶，圍繞天井按長幼次序分而居之，長者居中室，年少者居偏房，廳堂為家族公用之地，天井將一個家庭團結于一起，便于家族之間的交流。天井除了體現宗法觀念外，其實用性和風水意義也不容小覷，徽州氣候潮濕，天井的設計可以讓更多的陽光透進室內，增強空氣流通。而明清時期的徽州，經商者居多，依傳統風水學說，水主財，天井的設置讓雨水沿檐廊流入室內，再匯聚低下，有“財不外泄”之義，徽州先民稱之為“四水歸明堂”。徽州民居建筑多以三合院為基本建筑單元，進而組成不同類型的居住建筑群。徽州民居建筑的基本單元通常按一進一進地朝縱深方向衍進，逐漸形成二進堂、三進堂、四進堂乃至五進堂樣式，而后進則高于前進，一堂高于另一堂，這一設計模式既有利于形成穿堂風，加強建筑室內空氣的流通，也體現出居室主人“步步高升”的價值訴求。

從建筑造型的格式來看，徽州建筑多為高墻深宅式建筑結構。如前所述，徽州建筑的選址多為依山傍水，從而構建了住宅的天然屏障，而采取高墻深宅式的建筑結構，除體現徽州先民深厚的宗族觀念外，加強住宅本身的安全系數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明清時期的徽州，男性多外出經商，留守家中的多是婦女老嫗，住宅安全成為徽州人必須考慮的因素，因而，徽州建筑采用高墻深宅式的建筑結構就是基于這一目的。在徽州建筑造型的細節處同樣也體現出實用與文化的雙重契合，換句話說，功能與美觀的天然彌合是徽州建筑始終不渝的追求目標，從建筑的功能上看，徽州建筑注重建筑本身的堅固、耐用，美觀則是寄托建筑設計者對建筑本身所賦予的美好愿望，這是徽州先民樸素文化理念的自然表現。馬頭墻是徽州建筑的典范特征之一，這一建筑設計就體現了徽州建筑功能與美觀的雙重標準。馬頭墻實為防火墻，是在建筑兩端墻頂砌筑的高出屋面的山墻，其目的是用于防風、防火，馬頭墻的建筑構造通常隨著屋頂坡度呈層層迭落狀，按照斜坡長度分為若干檔，通常在墻頂挑三線排檐磚，上以小青瓦覆蓋，有的建筑還在每個垛頭頂端安上搏風板，因為這一建筑設計形似馬頭，故而得名。徽州建筑外設馬頭墻，不僅體現出建筑本身的美觀，而且具有相當的實用性，因為徽州建筑多聚族而居，火患成為建筑設計者必須面對的對象，設置馬頭墻可以在緊急時隔斷屋間的火路，防止火勢蔓延，同時由于防火墻高出屋頂，所以，這一設計又可起到擋盜防賊及防風作用。馬頭墻的設計還體現出徽州先民樸素的文化理念，翹首長空的馬頭墻預示著徽州先民奮發向上，拓展家業之意，一級一級向上邁進的馬頭墻與一進一進縱向鋪展的建筑形成了上下前后兩個維度的伸展曲線，無不預示著徽州人開拓進取的生活取向和文化心態。從徽州建筑本身的色彩搭配來看，徽州建筑依山傍水，自然的色彩與建筑本身的色彩如何配置也體現出建筑設計者別具匠心的設計功力。徽州建筑多為粉墻黛瓦，色質簡淡，以白色與黑色為主色調，這一建筑色調與建筑地域的自然環境天然彌合，頗為協調。同時，建筑本身的白色與黑色極富中性色彩，與自然景物的色彩呈現等距化關系，從而減少色彩變化過大帶來的不舒適感，黑白兩色的建筑基色也與徽州濃厚的宗族觀念相一致，這一冷色調從某種程度上暗含著徽州宗族社會等級森嚴、不可逾越的封建綱常和文化觀念。正如有學者所言，徽州建筑“白黑的介入能使參與復雜、紛繁以至激烈沖突的色彩組合的諸方抑制自己的色性，建立和諧、理性和秩序”［4］。

從徽州建筑的材料選擇來看，徽州建筑本身的色彩與其所采用的材料有很大關系。徽州由于地勢偏僻，交通不便，因而建筑多以就地取材為主，徽州地區富產的竹、木、磚、石等便成為徽州建筑的最佳選擇，徽州當地盛產的黏土、杉木、青條石以及石灰等都成為徽州建筑不可缺少的原料。盡管是就地取材，但徽州先民在材料選擇時，對于材料的質地、花紋、表面的肌理尤其是色彩還是相當考究的。因此，材料在使用之初就呈現出其本身的天然色彩，蘊含一種原生態的自然美，在建筑材料的加工過程中，建筑者盡量保存建筑材料的原生狀態，或者是去粗取精，將建筑材料中最美好的部分加以保留。而在材料的保護上，同樣也注重保留材料本身的色澤，木質材料一般只涂上一層清漆，在增強木質本身光潔度的同時，保護木質的紋理、色澤，這一處理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護了材料本身的色彩原貌，將自然狀態與人工設計合二為一，真正達到了自然美與人工美和諧統一的審美境地。

二、“精雕細鏤”:徽州建筑室內設計的審美意蘊與文化向度

與建筑外觀的色彩素凈、古樸素雅不同，徽州建筑室內設計通常追求華美精巧，構造精細，多呈“精雕細鏤”之風尚。徽州民居建筑的廳堂橫梁通常用材粗壯，從而氣勢宏偉，不同凡響。在建筑室內，無論是大門門樓還是花門欄桿，窗欞隔扇還是神位龕座，斗拱飛檐還是門罩屋瓴，梁架節點還是基礎勾欄，無一不是精雕細刻，華美精致之極。通過特意的精雕細刻，徽州建筑的磚雕門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與建筑物巧然融為一體，增強了建筑本身的韻味和審美含量。徽州先民在建筑設計時其室內外裝飾的鮮明對比其實蘊含著特定時代的文化心態。徽州先民素性淳樸，民風內斂，明清時期徽商崛起，在帶動地方經濟的同時，也悄然改變了徽州人的生活理念和處事心態，但傳統素樸的民風習氣以及中國古代社會重農輕商的固有觀念仍然不時阻礙著這一新的生活理念的體現，從而造成了徽州先民普遍的矛盾心理，體現在建筑風格上就是古樸的建筑外觀和奢華的室內設計的對立，徽州先民通過經商而賺取大量的財富，但固有的“財不外露”的心態促使其更傾向于“藏富于宅”，奢華雅致的生活只能體現在室內，建筑外觀依然遵從古樸之狀。就徽州室內裝飾設計的審美特征而言，徽州建筑室內裝飾設計所采用的題材乃至內容都是一種綜合多元文化寓意的審美趣味的反映，與其他民居建筑相同，這些裝飾圖案多選取象征吉祥、如意的構圖，或者選取特定的富有一定寓意的圖案，寄托徽州人美好善良的審美思想和文化心態。從室內裝飾的藝術特征看，徽州建筑的室內裝飾美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

1．裝飾設計表現題材的多樣化與深刻的象征意味

置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中，徽州文化不可避免地沿襲了傳統社會的文化理念，同時又尊崇地域文化的實際需要，多元融合而衍化出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通過特定的審美圖案寄寓居住者善良美好的愿望，表達對吉祥如意的祈福是徽州建筑設計者常見的心態，表現在室內裝飾設計的圖案選擇上就是圖案的吉祥涵義明顯，寓意程度高，這些圖案有中國傳統社會的福祿壽喜，有徽州人喜聞樂見的戲文故事，有教化作用的忠孝節義的典故，還有富含象征意義和諧音的動植物圖案。例如，徽州民居的廳堂擺設雖各具特色，但是有一處室內設計卻是千篇一律，亦就是在太師壁懸掛的中堂畫下方，通常依壁橫列一長條木案，此案俗稱“花窕”。在“花窕”上面，東面常放置一尊古瓷瓶，西面設一方古鏡。花瓶與古鏡正好諧音“瓶鏡”，“瓶鏡”者乃“平靜”也，這寓含為在外經商之家人祈求平安無難之意。再者，徽州建筑室內設計還特別注重懸掛楹聯，這些楹聯更是直接寄托居住者對美好愿望的祈福以及對子孫后代的教化訓導之意。如徽州西遞村的篤敬堂，其懸掛的楹聯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副楹聯反映了當時徽商對“抑商”這一傳統社會價值觀念的反駁，也體現出徽商“賈儒相通”、“商農交相重”這些新的社會價值觀。再如，西遞村履福堂的楹聯是“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這副楹聯反映了徽州人推崇儒學倫理道德，信奉“學而優則仕”的良好風尚。正如有學者所言，徽州建筑裝飾設計的題材“雖內容之間聯系并不緊密，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但最終目的主要是表達一種特定的內涵意義”［5］。

2．室內裝飾的構圖優美、設計巧妙

徽州建筑室內設計的構圖深受傳統繪畫的影響，特別是中國傳統的工筆畫對徽州室內裝飾影響深遠，中國傳統繪畫講究線條流暢，富有力度，徽州建筑室內裝飾正是遵循這一設計理念，無論是窗欞隔扇還是梁架節點都呈現出流暢柔和的線條美。例如，徽州民居通常在太師壁兩邊的穿堂頂上，借助橫枋與梁托構筑成倒掛元寶形狀，當一人從下經過，構成一“口”字形狀，而從整體看整個穿堂上下便形成一個“商”字，這種借助建筑線條而進行室內裝飾并達成一定寓意的設計可謂巧奪天工。徽州建筑設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徽州新安畫派特別是徽州版畫的影響，繪畫尤其是版畫中的構圖法則為建筑設計所借鑒，青山綠水之間構建的粉墻黛瓦本就是中國傳統山水畫所追尋的審美韻味，而版畫中虛實相生、疏密有致的構圖關系也是徽州室內裝飾所鐘情的目標。正是借鑒繪畫中的審美構圖，徽州建筑室內裝飾設計的構圖才呈現出極具傳統工筆畫美感且具備一定文化寓意的表現形式。

3．注重雕飾

磚雕、木雕和石雕構成徽州建筑外部構造以及內部裝飾的主要風格。徽州建筑雕飾造型生動，變化多端，徽州匠人通常采取寫實的手法進行雕刻，不僅形象生動，而且對同一種內容所運用的雕刻手法變化多樣，頗為逼真。徽州的雕飾強調細節刻畫，雕刻的手法多樣，深浮雕、圓雕甚至鏤空雕都是徽州雕飾常見的形態。此外，徽州雕飾還特別注重形式美的法則，無論是建筑裝飾還是室內設計，對稱性構圖都相當常見，這一設計風格與常人的審美心理是相吻合的，“對稱成為人們習慣性的一種審美標準”［6］。從雕飾題材上看，徽州雕刻的題材多樣，福祿壽喜的吉祥圖案，傳統戲文典故的故事情節，具有教化作用的傳說以及具有象征意味和諧音特征的動植物圖案都是徽州雕刻選取的題材，這些內容的刻畫同樣蘊含著徽州先民樸素的審美思想和精神追求，同樣是傳統觀念和地域文化雙重作用的結果。誠然，正是通過裝飾本身的細節描寫和巧妙設計，徽州雕飾以形象化的符號系統構筑了特有的藝術語言，反映了徽州社會的現實生活和審美理想，呈現出建筑設計者乃至居住者獨特的審美情操和文化心態。

如果說現代建筑運動倡導的“有機建筑”理念是對建筑本身生態化的深化與拓展，那么建筑本身所蘊含的科學生態觀無疑是衡量一座建筑品質的最核心因子。自從20世紀60年代，美籍意大利建筑設計師保羅•索勒里將生態學和建筑學加以糅合，提出“生態建筑學”的概念，從而開創了一門新的學科體系以來，追求建筑本身的生態功能就成為建筑設計者們孜孜不倦的審美追求。誠然，人類的過度開發，對大自然的肆意掠奪，已經使我們居住的地球難以承受，海德格爾所倡導的“詩意化的棲居”之夢仿佛與我們漸行漸遠，如果說追尋建筑乃至人類整個生活領域的生態意義是20世紀富有開創性的人類運動之一，那么這一以生態貫之建筑以及人類生活的舉措則是人類本身的一次警醒，生態已經不是我們的審美理想和價值追求，而是我們每一個地球公民不得不面對與接納的生存法則，違背這一法則的代價無疑是巨大的，而恪守人類社會應有的生態文明，真正做到“天人合一”，則是延續人類文明的唯一途徑。徽州建筑富含的生態意義是徽州先民幾百年前踐行“天人合一”法則的摹本，盡管那時尚無生態一說，但其內旨蘊含的科學的生態理念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徽州建筑正是通過其恬靜宜居的設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科學的生態藍本，為當下的建筑設計乃至日常生活規劃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審美范式。

作者：鹿詠張偉單位：合肥學院藝術設計系合肥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