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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

哈羅德•布魯姆（BloomHarold，1930—）認為，“批評的功能就是去同這種模式作斗爭”，“升華是一種限制的防御”。而英國當代著名分析美學家理查德•沃爾海姆（WollheimRichard，1923—2003）認為，“批評就是‘補救’”，“批評的任務就是一種創造性過程（creativeprocess）的重構，反過來說，創造性過程在此必須被視為是去完成在藝術品身上的東西，而非短暫停留在藝術品身上的東西。創造性過程被重構抑或被徹底補救了，那么藝術品可以被理解了”。可見，布魯姆的批評強調“斗爭”“防御”，而沃爾海姆的批評則強調“補救”“重構”。沃爾海姆對“評論是補救性方法”這一觀點的論證，是通過對遇到的幾種反對意見進行分析與逐一反駁實現的。第一種反對意見大致說來就是：這種觀點使評論無法進行。因為除非在某些例外情況下要想重建創造性過程，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種反對意見中有一種極端形式，它認為創造性過程是絕對無法重現的，其結論可能就是這樣：如果評論家和藝術家不是同一個人，或者說，藝術品不是在評論家的氣氛中創作的，那么批評就是不可能的。針對這種意見，沃爾海姆作出了推論：評論就是一種修正它認為評論的任務就是評論家把他對作品的最深刻感受說出來，則我們就必須闡釋藝術品當下的意義。正如艾略特提倡的“激進的歷史主義”認為，實際上在歷史中藝術品的含義是要發生變化的。即評論家的任務不是把一個新的意義強加于藝術品，而是從中引出一種新的意義。如果一件藝術品某些特殊含義失去了意義或過時了，這件藝術品也就變得不可理解了。

二、對評論的補救觀提出的第二種反對意見認為

批評作為一種補救，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種誤解和多余。與之相近的一種觀點認為：評論就是詳盡的研究，如果補救的結果偏離了詳盡研究的結果那就是誤解，如果其結果與詳盡研究的結果相一致那就是多余。第二種反對意見的典型破綻在于，一方面，雖然創作過程既能也不能體現于藝術品中，然而如果“體現”一詞意味著“全面體現”，那么，評論家可以把創作過程不同程度地體現于藝術品中。但是，人們可能認為，這并沒有提出任何實質的問題，因為反對者肯定會承認創作過程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體現。他們還會進一步承認，在某些時刻，即使創作過程不能得到全面體現，補救也不一定就是誤解。可以肯定，這種反對意見所堅持的就是：如果說創作過程可以毫無損失地得到重建，甚至體現在藝術品中，那么，補救也是誤解。可是，這種承認還是有很多疏漏。另一方面，假如反對意見只是局限于體現在藝術品中的創作過程的某些部分，那么對創作過程這一部分的重建就使對作品相應部分的詳盡研究成為不可能。如果評論所關切的并不是藝術品本身的意義，而是藝術品能夠被闡發的意義，那么，與反對意見所斷言的正相反，詳盡研究作為一種知識來源，肯定要以補救為前提。對恢復藝術品創作過程的觀點還有第三種反對意見。修正的觀點、詳盡研究的觀點及其他觀點的信徒都能接受這種意見。這種反對意見混淆了藝術品與藝術家的含義，認為它鼓勵評論家以前者為代價而追求后者。這種反對意見的基本的問題在于：為了確定一件藝術品的意義我們首先必須確定什么是藝術品具有意義的特征。而且只有當我們對這件事情采取一種非常質樸的觀點時，我們才能不用求助于創造過程本身而做到這點（因而喪失了某些簡單情況所包括的清晰的差別性）。一個典型的質樸的觀點就是：把一首詩的具有含義的特征說成是有條理的、排成一行行的單詞，或者說是“詩文”。（按照沃爾海姆曾提出的觀點）如果我們承認這—觀點，那么只要涉及詩歌的身份問題就會出現荒謬的結論。恢復創作過程的觀點承認一位藝術家也會遇到失敗。于是這個反對意見就失去了攻擊的目標。恢復創作過程的觀點在區別藝術品的含義與藝術家的含義時并沒有什么困難，它承認了藝術品是批評家關注的對象。在對幾種反對意見的駁斥過程中，沃爾海姆建立了一個對于補救過程而言最重要的結果，即批評家與藝術家的意圖要保持一致。但對創造過程的重建并不受到同樣的限制。“補救最好同樣也被視為對過去現實的一種考察和對當前資源的一種開拓。”用自己時代的術語描述過去就犯下了時代的錯誤，也就是對過去資源的篡改。對藝術品重新做出解釋具有永恒的可能，這就是藝術對我們具有永久魅力的根源之一。

三、對于補救是否有一個界限的問題

沃爾海姆認為可能存在這種界限，而且有一種類似情況使我們對這種境況有所洞察。比如對藝術品進行物理性修復（至少對視覺藝術而言是如此）可以讓人們看到與重建創作過程類似的情況。修復者笨拙的手腳應當受到譴責，但是這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應該受到譴責的東西。因為現代的觀眾似乎無法得知其原有狀態比如顏色是什么樣，從而也就無法形成任何可以像原有建筑物那樣對他產生影響的東西。也就是說，這位觀眾沒有能力重建創作過程，一方面這位觀眾要滿足其內在一致性的要求，一方面要能自然地歸結到眼前的藝術品上。也許他能從計算上做到這點，但是他無法使這個結果內在化。這就是補救過程的限制性。在對沃爾海姆的補救批評觀作了淺顯的闡釋以后，筆者將要說明的是，布魯姆的“對抗式批評”強調的是“遲來”的詩人對前代詩人的一種顛覆，是人對人的一種超越，“詩歌的影響———只要涉及兩位重要的、真正的詩人———總是要通過對以前的詩人的誤讀來進行的”，而沃爾海姆是從批評家與藝術品的關系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補救批評觀的。布魯姆承認自己的誤讀理論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影響很大，他的誤讀理論的確是從心理分析角度來闡發的。而沃爾海姆作為分析學派一員，他的批評理論雖然無疑受分析學派理論的影響，但是，他主要是從視覺藝術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批評理論的。他在《批評作為補救》一文中，就經常援引繪畫作品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例如他在講述補救批評觀的反對意見時就引用了羅丹《巴爾扎克雕像》的例子。布魯姆承認自己的“人———人”批評觀（誤讀理論）與批評家（當然廣義上也包括讀者）———文本的批評本質上是相同的，“按照我的設想，影響意味著壓根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取決于一種批評行為，即取決于誤讀或誤解———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所作的批評、誤讀和誤解。這種批評行為，同每一位有能力的讀者對他所遇到的每一個文本所作的必然的批評行為，在性質上并無不同”。因而，雖然作為分析美學家的沃爾海姆的批評理論對于布魯姆的某些批評（特別是誤讀理論）來說可以稱作“元批評”，但是，二者的批評理論是否可以作為平行理論來研究還需謹慎對待。

作者：高林平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