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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論結合

1.使家族政治與婚姻文化更具理論基礎翔實的史料及其辨析，為《研究》一書提供了足夠的理論依據，著者在史與論的結合上便找到了很好的契合點。用材料說話的研究思路，促使《研究》一書能夠在對諸多歷史現象推論分析的同時，在相關理論探索方面也作出一些有益的嘗試。該著第三部分“兩晉以前的瑯琊王氏政治”之“瑯琊王氏家族政治門風的形成”一節，著者結合王吉任昌邑王中尉時的政治主張和治理思想，聯系漢宣帝時外戚政治相對強盛的現實，在瑯琊王氏家風形成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文化內涵等方面，通過史論結合的方法作了比較細致深入的辨析。史料使用不只是單純用于說明或澄清某一相關的歷史問題，而在史證基礎上的理論求證，才是對某一歷史現象規律性形成的理論總結。總結許、史、王、霍等外戚勢力交互影響朝廷政治的同時，霍光對昭帝的扶持和對朝廷政治的干預成為闡述重點。似因這樣才能理清朝廷政治之于外戚勢力影響的一些基本特征，才能將王吉治世思想置于一個相對大的社會政治背景中考量。著者認為，王吉當時不過擔任昌邑王中尉，一個地方官員，外戚干權、霍光秉政表面看起來和王吉治世思想的形成并無太大關系。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漢昭帝崩，霍光推引昌邑王繼帝位，作為昌邑王中尉的王吉自然牽扯其中。正是選取了這樣一個切入點，通過王吉對昌邑王即位前的勸諫和此前任宣帝諫大夫時的上疏，闡述了王吉治世思想及家風形成的理論基礎，“王吉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到外戚與朝廷以及諸外戚間的政治斗爭中來，但他任昌邑王中尉時昌邑王劉賀被扶即帝位以及后來的劉賀被廢，王吉或為當事者，或為親身所經歷，總之，霍光廢黜昌邑王，王吉并不是局外人”。那么，針對昌邑王的即位以及旋即被廢，作為輔佐者的王吉，又提出了哪些建議和主張?他對事態的發展是否有預料，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著者由這樣一個視角進入，作出了翔實的推論:一是對事態的控制，王吉深諳昌邑王秉性，在其奔昭帝喪前，即剴言相勸:“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為念。”勸誡平日放浪的昌邑王，進京后要事事敬奉霍光，謙和忍讓，不要逆意乖忤，以免招致殺身之禍;二是他對外戚秉政的態度，在擔任宣帝博士諫大夫時《上宣帝疏言得失》中便已提出。王吉上疏中強調“務本”、“固基”，“務本”在于用人，“固基”則能致天下太平。文中提出五方面問題，一是延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抑異政，制有所尊，化有所成;二是明婚姻定制度，使禮不悖逆，尊卑有序;三是褒有德黜僭越，以禁世人之趣財貪利;

2.對外家以及故人可以厚其財，而不可居以位;五是昌節儉，抑侈靡，以化政教，使民歸本。這些思想均對其政治人格的形成和家風的建立產生影響。王吉生活在武、昭、宣三朝，漢室最興盛的時期，學術發展表面上似乎統一于儒家一尊的局面，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武、宣二朝，儒家思想還未真正成為朝廷政治中的治世思想，漢宣帝對力推啟用儒者、政由禮制的太子劉奭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事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的話，便能說明這方面的問題。也許，王吉即是漢宣帝講的喜歡“是古非今”的“俗儒”，當然，朝廷政治中的一些重要決策，也并不是那些只會舞文弄墨的所謂“俗儒”說了算的事，鑒于此，像董仲舒、王吉等人對朝政提出的建議，也就只能作為他們自己的意見，至于朝廷是否采納，還得看帝王的喜好。處于變革時期的王吉冒著被漢宣帝哂之為“迂闊”的尷尬，能大膽講出自己這些治世主張，這樣一種堅持定會對其家風的確立帶來潛移默化的作用。著者在此，雖并未刻意表現這樣一個問題，但通過王吉的對昌邑王的勸誡和給宣帝的上疏，卻為讀者認知瑯琊王氏家風作了很好的鋪墊。瑯琊王氏家風的形成源于王祥參政的漢獻帝延康元年(220)，這一年曹丕稱帝，曹魏政權正式建立，持續的社會動蕩暫告結束，朝代的變革再一次拉開序幕。王祥自獻帝延康元年出任呂虔別駕一職，到晉武帝泰始五年(269)去世，其仕歷跨魏、晉兩朝，時間長達49年之久，49年間王祥究竟做了什么?《研究》既關注瑯琊王氏家族統序的延續，對王吉六代以后的王祥從宗族續接的角度給予追蹤，在家風形成上也作了更為全面系統的梳理。被瑯琊王氏后人認可并傳承至今的瑯琊王氏家訓是王祥《訓子孫遺令》。其內容除去叮囑子孫節儉安排自己的后事外，還從五方面對其家族子弟在做人規范和處世理念上提出期望:“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王祥距王吉六代，《本傳》稱其“漢末諫議大夫王吉之后”，顯然是在追敘其家族顯要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加之二人又是瑯琊王氏參與朝廷政治最早或卓有成就的人，故其治世思想和家族訓誡，必定成為其家風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正是從這樣一個層面入手，該著通過史證材料的推演總結，對瑯琊王氏家風的形成在理論上予以確認。類似情況還有很多，如《研究》第九部分“瑯琊王氏家學淵源與魏晉清談”之“家學淵源與漢晉禮樂制度”一節中，此前認定的家族門風形成的理論基礎，同樣為這一部分內容的理論總結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二、多維度解析

1.賦予家族政治與婚姻文化更多的文化蘊涵《研究》一書涉及面廣泛，與以往研究更多側重于瑯琊王氏家族政治不同，而是在婚姻、學術、文學、書法、宗教等領域多有涉及。在瑯琊王氏婚姻構成及其走向問題上，著者除去關注朝代興替在政治層面給瑯琊王氏婚姻帶來的影響外，在婚姻選擇的文化屬性上也給予充分關注，由此對漢魏六朝以來士族間以及士族與皇室之間的婚姻關系，在家族背景以及文化屬性方面作出獨到的判斷。如晉元帝司馬睿渡江之初，江南紀、顧等士族群體對朝廷的輕忽以及在婚媾方面對瑯琊王氏的不屑;瑯琊王氏與作為流民帥的郗鑒一族在婚姻問題上產生的隔閡;陳郡謝氏子弟對與瑯琊王氏婚姻重此輕彼提出的種種詰難等，均是將瑯琊王氏婚姻關系放置于彼此政治接納與文化認同的層面加以研究考察。著者在論及瑯琊王氏家族學術傳承等問題時，同樣也是將其放置于其所處時代大的社會政治背景中加以研究。瑯琊王氏中的王衍、王戎等人，尤其是王衍，不僅開魏晉清談之風，而且最終背負著“清談誤國”的惡名而凄慘死去。把個人的學術追求、理想信念與國家命運結合起來予以分析，使論題本身更加具有歷史的積淀并彰顯出鮮明的時代特征。瑯琊王氏學術以及家風的演化，無一不與朝廷政治興替和時代變革密切關聯，這樣的觀點在書中不只是關涉到瑯琊王氏，著者甚至將其作為封建社會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加以研究，從而為問題的提出找到了更有說服力的理論依據。第三部分“兩晉以前的瑯琊王氏政治”之“瑯琊王氏家族政治門風的形成”一節，在談及王吉與其家族政治門風的形成問題時，列舉與王吉生活相近的漢武帝前后的學術現象作為立論依據，把個案研究納入到大的社會政治以及學術環境加以考察。對于瑯琊王氏家學的形成以及與瑯琊王氏家風之間的聯系，著者同樣是從學術政治角度解析，進而使《研究》一書關于家族政治與婚姻文化的研究，具備了更豐富的文化內涵。中國封建社會家族政治的建立不僅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權力基礎，更需要涵養深厚的家族文化的積淀與底蘊，這樣的情況在漢魏六朝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瑯琊王氏家族政治的建立和家族文化的形成，可以說代表了這一歷史時期的存續現狀和發展趨勢。漢魏六朝士族政治的興起，無形中帶來了家族之間政治的競爭，政治資源的占有顯然能給競爭帶來優勢，但這并不是唯一的，還需要有諸如家族文化積淀與影響這樣一些軟實力的存在。該著正是抓住這樣一些基本時代特征，在一個相對廣大的層面，對瑯琊王氏家族政治與婚姻文化的構成進行研究。

2.漢魏六朝在書法創作領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宗圣創新的時代，書法藝術對傳統的繼承已遠不能滿足時下人們渴望變革創新的期許，而瑯琊王氏在書法創作領域里的引領，在當時乃至后世無疑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著者沒有駐足于瑯琊王氏書法創作的單一問題，而是在全民賞愛的時代，將書法創作從書藝展示，提升到政治籌碼、時尚活動的高度。漢魏六朝書法創作的族群化特征明顯，可以說并不完全是個人喜好，書法成就甚或能成為家族榮耀，影響其家族成員仕途顯達。對瑯琊王氏政治生態中所彰顯的這些文化特征，著者均從不同的層面進行了較為詳盡的闡釋。在瑯琊王氏成員與佛教的關系以及與僧人的交往方面，《研究》詳盡勾勒，用數據統計及表格的形式一一列出，大量數據不僅為相關觀點的確立提供了翔實依據，而且直觀易見，對《研究》論述也作了很好的補充。與僧人交往以及捐舍為寺在六朝頗為流行，對佛教的興趣自然是促使人們樂此不疲的重要原因，但僧俗交往尤其是士族人士援引僧人的舉動，也包含著某種文化乃至政治的因素。一旦那些有影響的僧人成為某一家族成員的座上賓，必定會引起其他士族群體的廣泛關注，這種關注不會僅僅局限于僧俗間的交往，而是包含有更多的文化乃至政治的意向。因為朝廷的提倡以及帝王的喜好，使得佛教在朝野被廣泛認可，僧人被熱情接納。甚至像梁武帝蕭衍這樣的人，也將佛教作為治國的利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研究》正是通過對這樣一些現象的透視，考查瑯琊王氏成員與佛教(及僧人)的關系，并以此對瑯琊王氏家族政治與婚姻文化的內涵從多個層面進行闡釋分析。總之，《研究》一書較為全面地對瑯琊王氏家族政治與婚姻文化諸現象作多層面、深入細致的研究，可以說是目前同類研究中較深入全面的著述。也由于該書觸及的問題較多，層面復雜，有時對個別問題現象的研究難免深入不夠。如對瑯琊王氏文學創作的研究，由于對某些作品創作背景本事認定不明，分析闡發也就限于作品本身，其背后事件說明和思想延伸，或可有待來日。但瑕不掩瑜，我們依然非常認可這部厚重的文史兼具的新著。

作者；王立單位：大連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