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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由有著天然的向往，對“左”的思想卻有著本能的警惕。因為在中國語境里，“左”的事物無論掛著什么樣的神圣招牌，都很容易滑向一個令人擔憂的方向。這種莫名其妙的思維定勢，幾乎成了當代中國種種災難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我本以為有著半個世紀慘痛記憶的人，當可以避免再上“左”的當，看來事情沒有那么簡單。近年學術界有關“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再次暴露出了類似的問題。他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涉及的是當下中國最敏感的問題，操用的也是最規范的學術語言，的確為當下關心中國問題的學人提供了許多新的啟示。可我讀多了一些人的文字后，內心的擔憂可謂越來越深，倒不是因為一些人的文章沒有道理，而是擔心其中所顯露出來的思想路徑，很可能會被某種惡勢力所利用，最終成為一些潛在悲劇的幫兇。這并非杞人憂天，因為在一個只有少數人擁有話語解釋權的時代，文字一旦從作者身上獨立出去，成為一種公眾輿論，許多時候就不再是作者本人所能左右的了，為此，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就不能不對自己的言論保持警惕——不是害怕因言獲罪，而是要提防別人會用你的言論作為理由來壓迫人。我覺察到，當下學術界已有一些言論顯露出了可能被利用的跡象。

這是我讀了包括韓毓海的《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①等“新左派”的代表作之后所產生的擔憂。為了所謂的社會公正而詆毀自由主義，這本身就是讓人難以信服的（給人的感覺仿佛是自由剝奪了公正）；而當我從韓毓海的文字中讀出他對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也充滿眷戀之意，且把斯大林體制的失敗僅僅歸結于斯大林背叛了原版的社會主義時，擔憂便成了莫名的恐懼。這樣的理論究竟要把我們引向哪里？難道它就能保證社會公正以及民主的實現？我表示深深的懷疑。一些“新左派”理論家把市場經濟當作社會不公的罪惡根源對它進行大加討伐，并認為“自由主義”的訴求是漠視底層民眾的利益，為非法獲利者辯護，這樣一些言論聽起來慷慨激昂，儼然一副關心大眾利益和全面民主的正義凜然的樣子，卻很可能會把自由主義逼向一個危險的境地。可這些“新左派”的理論家們似乎忘了一個基本的常識：在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上，自由（包括自由的權利和自由的言說）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可韓毓海卻在《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一文中，痛心疾首地宣告：“在這個不斷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義的得勢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這種得勢還會持續更長的時期。”

乍聽起來，好像自由主義思想在當下中國已成為奢侈品，若不對它進行限制，就會泛濫成災似的。“新左派”這樣明顯的偏見會穿上這么莊嚴的外衣，的確是讓人驚訝的。我之所以說它有可能被利用，就是因為它暗合了當下反對市場經濟、嘲笑務實社會以及日益激增的民族主義潮流。這樣的自大和幼稚病，我們時不時就會犯一次，什么“漢字將取代拼音文字”，什么“中國可以說不”，什么“不久東方文化將拯救西方文化”，什么“十九世紀是英國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等等。雖然“新左派”的理論比這些言辭要精致、有力、成熟得多，但二者在思想路徑上還是有相似之處的。通過強調一種所謂的本土現實，而忽略公民享受人類共有的文明遺產（比如憲政自由、言論自由、個人財產受保護的自由等）的權利，且漠視比起某種物質上的不公更為黑暗的精神現實，它的理由無論說得多么冠冕堂皇，我都是不能支持的。據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比美國差多遠》②的文章說：就實際人均收入而言，中國正處在美國1897年左右的水平；就農業勞動力所占的份額表明，中國正處于美國1880年的水準；就小學在校學生與相關年齡組的比例而言，中國是美國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中學教育，中國是美國1970年的水平；如果以預算壽命作為衡量的標準，中國已經達到美國1966年的水準；但以城鎮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國則處在美國1890年的水平。這些數據的差距恐怕不是一種民族情緒就能抹殺掉的，它需要的是一段漫長的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來彌補。當“新左派”指責“自由主義”要為市場壟斷、權力腐敗、民主失落、社會不公負責時，我不知道上述的數據差距又應該由誰來負責。“”、“”、“”都是沒有實行市場經濟的，人們的生活空間由集體平均主義和無限的革命熱情所把持著，可它留給我們的還不是一場噩夢？

“自由主義”雖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種社會制度和價值系統，但它里面的一些要素，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共同吁求，是不容忽視的。正如劉軍寧所說：“在深層次上，東方人與西方人同作為人，在本性上，卻有相通之處。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權，難道中國人就愿意被無緣無故地投入監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財產，難道中國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財物被掠奪？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論自由，難道中國人天生就愿意被別人縫上嘴巴嗎？只要中國人與西方人一樣珍惜自己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和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和自由，自由主義在中國就能派得上用場。”③因此，要實現社會公正和消除腐敗，并不能以犧牲自由和市場經濟為代價。當下許多社會弊病的產生，錯誤并不在于市場經濟本身，而恰恰在于市場經濟沒有按照真正的市場規律來運作，有太多的權力因素介入其中將它扭曲了。可“新左派”在批判中國實行市場經濟所導致的弊病時，矛頭指向的卻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母本，這顯然不是一個學者面對現實時該有的正確態度。尤其是“新左派”在批判權力與資本的合謀時，卻將矛頭主要指向資本本身，忽略了權力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我們都知道，中國在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無論在哪一個領域，市場的調節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市場遵循的也非純粹的經濟規律，而是清一色的都是用權力開辟市場。權力進去了，資本才接踵而來。這是對市場經濟的嚴重曲解。正因為這樣，生意場上請客送禮的風氣才會那么濃厚，幾乎滲透到了社會經濟領域的每一個細節里面，以致走后門、行賄、送禮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常識，誰都知道，沒有它，干什么都將一事無成。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權力的擁有者（貪官）獲的利往往比一些奸商要多得多。可“新左派”理論家卻避重就輕，他們狠不得立即剝奪既得利益者（奸商？）的財產，卻忽略背后更隱秘的制度性的權力腐敗，多少有一些欺軟怕硬的嫌疑。

正是權力體制改革之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才導致今天經濟改革領域中某些環節的失控，給“新左派”留下了攻擊的口實。可我們總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塊倒掉呀，要知道，如今的民眾在鐵板一塊的社會秩序中開始覓得一片微小的自由空間，就是從經濟相對自由的狀況下艱難地擠出來的，用所謂公正和民主的名義試圖掐斷這條自由的隙縫，那是殘酷的。我這樣說，并不是要為非法獲利者辯護，我的意思是，要解決社會公正的問題，目標恐怕不是推翻市場機制，而應是如何讓市場機制的每個環節自由地受監督，以脫離過去那種在權力掩護下“暗箱操作”的偽市場狀態。它的最終目標是使市場機制徹底地遵循市場自身的規律，并受制度與法律的制約。

只有市場經濟回到了屬于它自己的正確軌道上，讓每個人擁有自由擇業的權利和真正的私有財產權，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堅實的起點和基礎。市場經濟下的社會比起革命時期的社會要務實得多，可連這樣一種務實傾向也被“新左派”曲解為是“公民參政權利”的弱化，好像由此公民就會變成經濟動物，失去對政治生活發言的任何能力。但我要說，一個公民不關心政治事物的社會當然是應該批判的，可一個強迫公民過多地關注政治事物的社會，同樣是危險而令人窒息的。中國目前的狀況顯然更接近后一種。“”就不用說了，即便是現在，把本來是私人生活領域的事情一概變為政治問題，其中的強制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擇業，寫作，出國，信仰，生孩子，街談巷議，等等，應該屬于純粹私人領域的事情，可在我們當下的語境里，這些都變成了政治問題，里面包含著太多的意識形態內容。（魯迅說，在中國搬動一張椅子都要流血——這是真的。）比起社會操作層面上的政治參與，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強迫顯得更加可怕。因此，在我們這個意識形態無處不在的社會，民眾已經有了過重的政治重擔，他們通過一種務實的發展市場經濟的行為來緩解過重的壓力，為自己開辟一個相對的自由空間，這有什么值得指責的呢？

“新左派”再次忽略了一個常識問題：在中國，民眾對政治的熱情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了。衡量這一點，不一定看它的外在表現，也就是說，民眾外面表現出來的對政治事物的冷漠，未必代表民眾真實的內心，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無奈的。事實上，在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里都流淌著極強的政治敏感，比如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話能說，什么話不能說，在什么場合說什么話，以及一些新聞和領導人的講話背后透露出了什么新的政治跡象，等等，哪怕是最底層的民眾，心里也有一桿秤，把握得清清楚楚，一點都不會含糊。這是中國人長期活在政治斗爭和閉抑的生存環境中所養成的本能的政治智慧，它已成了每個人靈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左派”指責中國人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踐中逐漸喪失，說的不過是表面現象，我倒認為，中國人的內心其實有著極強的政治敏感和應付政治需要的能力——遺憾的是，這些不過是生存的本能使然，是被動的，變異的，遠未達到政治自覺的高度。要使一個公民具有真正的政治自覺、公民道德，單靠“新左派”空談“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恐怕是難以實現的。因為過去的歷史證明，在公民的心目中，對政治的關注從來就沒有成為一種自由的訴求，它更多的只是一種防衛本能。要改變這種變異的局面，我以為，不能再引導民眾陷入當下的政治怪圈中，而是要讓他們盡可能地從這個怪圈中解放出來，利用目前具有的環境去爭得經濟上的相對自由，以產生新的政治思維：從關心政治僅是防衛本能的狀況下，逐漸過渡到對政治具有主動的自由訴求。只有這樣，這個社會才是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而要在公民心理層面上完成從變異政治到健康政治的過渡，肯定不能省略市場經濟改革這一重要的環節，因為經濟自由化也許是目前為止唯一對政治力量一手遮天的狀況有解構作用的實踐。我在廣東一些經濟開放的地區，看到了許多過去的政治邏輯對務實的民眾漸漸失效的實例。它的作用，我想總有一天會顯現出來。所以，一個務實的社會無論它有多大的弊病，也總比讓民眾整天活在一個充滿政治強迫的社會里好。然而，韓毓海卻在《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一文中說：“在當今世界，大資本和利益集團控制投資，操縱政治，使政治的自由競爭不可能公開公正。而市場造成的經濟危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分配的不合理說明市場競爭也離公正差得很遠。”韓毓海一方面過低地估計了中國公民的政治能力，另一方面又過高地估計了資本和市場在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要知道，中國根本就沒有達到資本能“操縱政治”的地步，有的只是政治（權力）普遍在操縱資本。有意思的是，韓毓海竟然在中國語境下用了“政治的自由競爭”一詞，我把這看作是他對市場過度憎恨后出現的幻覺。

而我要說的是，即便真的是“大資本和利益集團控制投資”操縱了政治，影響了“政治的自由競爭”，那比起用個人專斷的意志來操縱政治，也未嘗不是一種進步。我記起了一位西方學者說過的一句話：“金錢政治總比人頭政治好。”——這真是無奈中的無奈。

“新左派”似乎很關注社會的公正與平等，可是，精神上的不自由難道不是最大的不公正與不平等嗎？許多的時候，精神的苦難比物質的苦難要廣闊和深刻得多。對自由的吁求，對市場經濟的支持，就是為了尋找一條擺脫這些苦難的有效途徑，這種思想在當下的中國其實是處于弱勢的，可一些人卻開始擔心它的“得勢”，這聽起來真叫人悲涼。朱學勤在題為《一九九八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的回應文章中說：“在過去的一年里，自由主義學理獲得了公開的言說，……以往的思想史、言論史證明，這一言說只不過是一個被壓制的言說：它有一百年的歷史，卻有五十年的沉默。如果說過去一年‘擠出’門縫，那也只是重新開始。以往的歷史，提醒言說者沒有理由沾沾自喜；目前的弱勢狀態，也不值得反對者那樣悲憤欲絕。除了下列兩點，它再也不能證明什么了：現在能夠證明的是，在看起來最難說話的時候，事在人為，還能‘擠’出一條言路；將來可能證明的是，它隨時都會被再次掐斷，重歸沉默。”④

不過是幾個月的時間，朱學勤的擔憂就變成了堅硬的現實。“自由主義”并沒有像“新左派”理論家所預言的那樣，“得勢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這種得勢還會持續更長的時期”，而是相反。我不知道今天的“新左派”理論家面對這一現實，會作何感想，我想，他們至少要吸取一個教訓：對弱勢話語進行批判時，要擔心自己的批判會不會站在權力話語的同一邊，壓制另外的人，以致不知不覺幫了權力話語的忙，導致喪失自由言說的空間；而一旦失去自由言說的空間，你把社會公正和社會平等說得再慷慨激昂、大義凜然也是枉然；他們還要記住一個深層的常識：“自由主義”是一切其他主義的舞臺。“如果我們把自由主義消滅了，其他主義就不能生存，更談不上繁榮。我們今天聽到的民族主義、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后）現代主義等在‘’期間聽得到嗎？沒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義鋪墊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長。沒有英國這樣的自由主義社會，我們甚至不能設想有今日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更不能設想馬克思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和‘’期間的中國能寫出《資本論》這樣的著作。可以說，只有在自由主義的土壤里才能產生對自由主義的最強有力的挑戰者。”⑤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些學者動不動就要“告別自由主義”，聽起來真叫人哭笑不得。

朱學勤在回顧“自由主義”所走過的艱難歷程時說：“圍繞顧準、陳寅恪、王小波的言說，自由主義‘擠出’了一條細小的言路。”⑥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有義務保護這條細小的言路不被掐斷；只要這條細小的言路還存在，就證明社會還有希望，爭論還有意義；而扼殺這條細小言路的勢力，無論它來自哪里，都應是每一個人（無論他是“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共同的敵人。如果自由言說和自由選擇的權利沒了，物質上的公正與平等只會引起我更深的厭倦。

注釋：

①載《天涯》1998年第5期；

②載《廣州日報》1999年7月18日；

③劉軍寧：《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第3頁，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12月版；

④見《學問中國》，第203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

⑤劉軍寧語，見《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第1頁；

⑥見《學問中國》，第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