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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的三農問題引起了與會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央政府希望通過農業補貼、減少稅費等措施提高農民收入。但是與1980年戴中國農村不同，中國農民已經處于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本文通過三個方面，即農民就業、農業生產組織和農業生產，來展示全球化對中國農民的影響。通過這個分析，本文試圖說明，必須站在全球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農民問題。

關鍵詞：農民全球化生產組織三農

引言

三農問題已經引起了國內各方面的關注。許多研究者都將中央在2004和2005年的兩個一號文件與1980年代的5個一號文件聯系在一起，以此說明中央對農村的重視。1970年代末期的中國農村與2000年代初期的農村有相似之處，比如農民收入降低、糧食產量減少等等；中央在兩個不同時期所采取的政策也有相似之處，比如增加對農村的投入，明確農民的經營權利；[1]所取得成就也有相同之處，如通過政府的政策，農民的收入有了提高，從而增加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保持了農村穩定。

但是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比較這些相似之處，更引人注目的是三農問題的變化。三農問題所產生的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比如最主要的變化之一就是市場化將農村與外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在過去的30年中，在農村和農業中迅速地引入了市場機制，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被市場經濟體制所代替，農村越來越開放，他們受到外界越來越多的影響。外來的因素構成了新形勢下研究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背景，中國的農村不僅僅通過市場與城市聯系在一起，他們甚至越來越緊密地與全球經濟聯系在一起，從而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觀察三農問題就需要引入全球化的視角。

在1980年代初期，中國農村面臨著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農業生產的問題，因為國家長期執行發展重工業的政策，采取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業汲取發展工業所需要的資金，農產品價格被人為地壓低，農民普遍貧困。第二個是就業問題，由于農民被嚴格地限制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沉積在農村內部，在體制下，農村大量存在隱性失業的情況。面對這些問題，一方面，政府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從而使農民收入提高；另外則鼓勵農民從事鄉鎮企業，解決了農民就業問題。這樣兩個政策，再加上管理方式的改革，土地承包到戶經營，成功地解決了1980年代初中國所遇到的農村問題。

1980年代，中國農村基本是在一個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的，中國經濟獨立于世界經濟之外，在自力更生的政策下，中國農業基本不受國際市場的影響；中國農民的就業也只是國內的問題。此外，1980年代初起，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剛剛開始，經濟運行中還保留了許多計劃經濟色彩，政策主要通過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貫徹。

到2000年代初，市場在中國農村的發展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受到了來自全球的影響，盡管許多農民仍然生活在偏僻的山鄉。

中國的農業生產已經不再是封閉的，不僅許多從事經濟作物種植的農民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而且那些專門為國內市場生產糧食的農民也同樣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當然，全球化的影響不僅僅停留在經濟領域，全球化對農民的生產組織、農民的就業結構，甚至農民的生存環境都構成了巨大的影響。

人口與收入

中國農村發展最為重要的制約因素之一就是相對于人口數量的資源貧乏，特別是土地資源和水資源。中國現在有約18億畝耕地（約1.2億公頃），而中國有8億多農村人口，平均每個農村人口的土地僅有2.25畝，也就是說僅有0.15公頃。而且這些耕地的分布很不均勻，在自然條件較好的東部地區，人口密度很大，一些地方農民的人均土地不足半畝，而在西部，特別是西北地區，盡管人均擁有的耕地面積比較大，但是當地自然條件很差，土地瘠薄，尤其缺少灌溉用水，土地產出很低。

在中國農村的大部分地區，人多地少是一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早在農村改革以前，甚至清朝中期以后，人口壓力就越來越嚴重的顯現出來。在建國以前，面對人口壓力，人們將土地不斷細化，也就是使多數人可以依靠土地維持生活，從而減少剩余勞動力對社會的破壞。在建國以后，通過體制，將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封閉在農業內部，農村剩余勞動力以隱性的方式存在，依靠的平均主義原則，維持農民普遍的貧困生活。在集體體制下，因為沒有有效的激勵機制，農民往往勞動不努力，剩余勞動力并沒有構成一個主要的問題。

進入1980年代以后，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被凸現出來。農村勞動力之所以過剩，不僅僅因為人口的數量，特別是1980年代以后所出現的人口出生高峰，[2]更因為農業技術的改進。

1980年代以后，農業生產結構也產生了變化，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剩余，另外一方面許多節約勞動力的技術迅速普及到農村，比如化肥迅速地取代了農家肥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農藥和農用機械也在平原地區的農村迅速普及，這些都減少了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被進一步突出出來。[3]解決剩余勞動力成為農村發展、減少貧困的關鍵。

在過去的20多年中，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向城市和非農業的轉移。從1980年代開始，一些國外的投資進入珠江三角洲，這些企業大多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雇傭了許多農村勞動力。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珠江三角洲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首選之地。在珠江三角洲外資企業發展的同時，在長江三角洲，乃至東南沿海的其它許多地區發展了鄉鎮企業，農民在鄉村開辦了技術簡單的工業，開始在農村轉變職業。通過城市化和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從農業內部轉移出來，進入到不斷擴大的第二或第三產業。1990年代后期，第二三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在下降。

第二種方式力圖在農業內部增加就業，提高收入。這就是產業結構調整。從農村改革以后，農民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他們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所要種植的作物，一些農民開始發展經濟作物，如蔬菜、水果等等。到1990年代中期，隨著種糧收益的下降，政府開始鼓勵農民種植經濟作物。種植經濟作物往往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同時也可以創造更多的經濟收益。大量種植經濟作物在提高收入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種植經濟作物需要農民增加生產投入，但是市場風險很大，有很多農民在種植經濟作物過程中因為市場的原因而遭受嚴重損失。

第三種，我們可能不能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就是仍然成為勞動力的后備力量。許多外出的農民工流動于城市之間卻沒有工作，一些農民留在農村，但卻沒有許多工作。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居民的收入也有增加，但是與這種發展態勢不同的是，在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中就業的農民公的工資卻沒有增加，原因在于有著一支巨大的勞動后備軍，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壓低了農民工的工資，同時也減少了產品成本。

在中國的農村發展中，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制約因素。最流行的意見是希望通過發展非農產業和迅速的城市化來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是也有與之相反的意見，認為由于中國農村人口數量很大，而城市就業是有限的，特別是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并不能保障為如此龐大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因此，城市化和工業化盡管可以緩解農村勞動力問題，但是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種觀點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歷史的支持，人們最經常引用的支持論據包括美國的發展經驗，也包括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經驗。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所有國家必須遵循的道路。[4]在過去的20年中，進入城市就業已經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而且越來越重要。政府制定政策以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鼓勵農民有更多的機會進城從事非農產業。盡管這種觀點在中國的決策界和學界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此種觀點的批評也很多，雖然批評一方現在還沒有找到可以與之抗衡的政策。批評者指出這個理論的兩個薄弱環節，首先是城市工業對勞動力需求，也就是說中國的加工業發展有沒有一個最終的限度。對于這個問題，主張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人認為第三產業可以大量吸納剩余的勞動力，而持相反意見的人則認為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吸納的勞動力最終是有限的，而且隨著技術進步，資本和技術必然會替代勞動。第二個批評是中國農村勞動力的結構，盡管諾貝爾經濟學家森認為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因在于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已經普及了教育，因此農村勞動力多數識字，這比印度是很大的優勢。但是總的來說，中國農村勞動力的文化水平很有限，不足以為城市工業提供合格的勞動力。[5]

但是以上的樂觀主義卻受到了現實的挑戰。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遠遠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以農民非農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多是外向型企業，其產品是面對國際市場。在1980年代初，中國產品的主要競爭力來自于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在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中，廉價的勞動力是中國產品最重要的競爭手段。然而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在中國已經開始，越來越多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企業不斷成長，而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則在萎縮。各地政府都積極推進企業的升級換代，以保證經濟增長和競爭能力。我們看到了兩個現象，在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中，勞動力的工資并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增加，而農民工找工作卻越來越困難了。

珠江三角洲是中國勞動力密集型企業最為集中的地區，在過去的近20年中，工人的工資幾乎沒有增長。當企業的利潤主要來自于廉價勞動力的時候，如何能夠期望企業會支付更多的工資或提供更好的福利？

過去有許多農民在鄉鎮企業就業，當時這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的創舉，認為通過農村工業化可以吸收農村的勞動力，但是鄉鎮企業吸收勞動力越來越少，一方面，一些鄉鎮企業因為技術落后，或者所依附的國營企業改變生產結構而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一些鄉鎮企業被轉賣給私人經營，而另外一些企業則進行了大量投資，更新了技術設備，減少了勞動力需求。這些都導致了所需勞動力的減少。

在中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也存在問題，許多農民沒有基本的技術知識，不能滿足城市工業的勞動力需求，出現了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差距。盡管決策者希望通過培訓來提高農民工的就業水平，但是培訓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為現在不僅僅存在著如樂觀主義者所稱的，一些工作找不到任，另外一些人卻沒有工作做這樣結構性的矛盾，同時更存在著受過專業教育的人同樣失業。因此悲觀的論者認為，中國不可能通過城市化和工業化完全解決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

如果單純地強調城市化，結果可能就是將農村的貧困人口轉移到城市，從而形成巨大的城市貧民窟，這不僅不能解決農村問題，反而可能會惡化中國的問題。在城市地區，已經開始有類似貧民窟地方的出現，這些地方往往處于城郊接合部，從農村來的人口居住在很簡陋的房屋中，從事一些沒有保障的工作，如收集廢物，或者撿拾垃圾維持生活。[6]

看到這種情況，悲觀論者強調農民的問題還需要回到農村解決，單純的城市化不能解決農民的問題。城市和工業并不能吸收所有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他們也不可能在城市獲得足夠的收入，也無法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們認為需要通過建設中國的鄉村，使城市無法吸納的剩余勞動力在村莊中有一份體面的生活。

中國農村地區的差異很大，既有沿海比較富裕的農村，也有邊遠地區至今仍然很貧窮落后的農村，但是他們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影響。由于中國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直接依賴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中國的產品受到了國際市場的影響，因此在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中，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往往不取決于中國國內的市場。在國際市場的壓力下，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就會保持在一個比較底的水平上。這樣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兩難的命題，如果我們為了擴大就業，就要發展依靠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的優勢，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那么在擴大就業的同時也就意味著比較低工資收入；如果我們要發展資本密集型的企業或技術密集型企業，那么就會出現資本替代勞動，農民就業的數量就會相應減少。

這似乎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選擇，但實際上我們可能并沒有更多的選擇權利。面對作為一個世界工廠的中國，西方國家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種政策正在推動中國發展政策的轉變，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將會逐漸替代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非農產業所吸納的勞動力將會更少。

中國國內對我們過去發展的成就有一些批評，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批評就是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中國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城市居民的差距都在不斷擴大。中國的收入差距被認為已經達到了危險的水平。

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曾經通過計劃經濟的體制，通過相對封閉的管理方式保持了國內居民收入的大體平衡。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對其人口的管制開始松動，于是出現了第一次的收入分化，這次收入分化主要發生在1980年代，一些從事個體經營經營的城市居民和農民的收入增長很快，這些率先富裕起來的人被稱為“萬元戶”，其中包括了一些的農民。在1990年代后期，居民收入分化開始呈現出新的特點，由于有越來越多技術含量較高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其雇員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特別是吸引了許多海外留學歸來的學生，這直接推動了企業的薪酬向國際水平靠近，因為不如此就不能吸引高質量的雇員。盡管在外資企業中，本地雇員的薪酬還遠遠低于西方國家的水平。但是比較原來普遍較低工資水平，國外企業的收入具有很高的吸引力。一時進入外資企業成為許多人趨之若鶩的地方，進入跨國公司就意味著較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這對國內的私營企業和國營企業形成了很大的影響，要想獲得人才，這些企業也必須提供有競爭力的收入。這甚至也影響到了政府的公務員。于是在國際資本的推動下，企業的技術和管理人員的收入不斷提高。

我們看到，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時代，與國際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但是這種聯系對不同人群的作用卻是不同的，與國際資本的連接推動了技術和管理人員的工資上升，但是在勞動力成本的比較中卻進一步壓低了一般勞動力的工資水平。我們看到這雙重作用下，中國國內收入差距在進一步擴大，從這個角度看，盡管通過增加財政對農民的支持可以緩解農民收入下降的趨勢，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農民的收入很難提高，而且收入差距也很難縮小，因為決定中國勞動力價格的是兩個不同的邏輯。

生產方式與農民組織

中國農業的基本生產單位是家庭，小農經濟一直作為中國農業經濟的主要特征。在1950年代，中國政府積極地推動了農村集體化，從而形成了在中國延續20年的制度。制度是將農村的土地全部收歸集體，以村莊為單位建立生產隊和生產大隊，農民參加統一的生產勞動，收入由集體統一分配。

被認為至少在下面幾個方面解決了中國的農村問題：

1．解決了農村的社會分化問題。1940年代末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就迅速的進行了，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但是在經過了若干年以后發現，分得土地的農民卻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一些農民具有比較好的生產條件和生產技能，生產發展迅速，重新成為村莊種較為富裕的人，而另外一些農民因為缺少生產數據或生產技能，變得越來越貧困，甚至將剛剛分得的土地重新出賣。制度將所有的土地收歸集體所有，農民參加集體勞動，按照參加勞動時間的多少進行分配，這樣就避免了村民的貧富分化。但是其結果成功地抑制了一部分農民變得富裕，但是卻造成了普遍的貧困。

2．解決了農田分散的小農生產問題。在的時候，農民分得了土地，但是每一家的土地面積都比較小，而且被分散成不同的地塊。在如此狹小的地塊上進行耕作，只能依靠簡單的工具和畜力，根本不可能實現機械化。在建國初期，政府崇尚俄國的機械化農業生產模式，開始建立拖拉機生產廠。只有打破傳統小農的格局才能發展機械化農業，換句話說，城市生產的拖拉機才能有市場。但是對于多數的農村地區來說，農業生產依然是建立在人力和畜力基礎上的，所以現代化的農業并沒有實現。

3．在擴大農場規模的情況下，農村的基礎設施才能得到改善。在大部分的中國農村，農業依靠河流灌溉，但是在沒有集體組織下，各個農戶之間比較難于協調，特別是組織大規模的水利建設。

但是到1980年代初期，制度被認為扼殺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效率很低而被解散。在時期，被組織起來的農民缺少生產積極性，農業產出很低，在農村存在著嚴重的貧困，幾乎有一半的農村人口無法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沒有足夠的糧食。[7]

1980年代初期的農村改革將解散，將集體的土地承包給農戶，實行家庭經營。為這種經營方式提供支持的是關于小農經濟理論，認為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所以農業生產的最佳單位是農戶，而不是農戶聯合起來所形成的農村集體。中國農村發展的事實也支持了這樣的理論，因為在實行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糧食產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農民的收入也有了很大的增加。[8]

但是在1990年年代后期，市場的壓力卻開始改變農村的生產組織形式。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農業生產的商品化水平迅速提高，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消費，更是為了市場，農業對市場形成了高度的依賴。而在進入市場以后，中國的大宗農業產品就開始面對國際市場的壓力，因為中國農民采取小農的生產方式，一家一戶的小農在面對市場的時候存在著幾個很大的弱點：

首先小農的生產方式帶來了較高的成本。比較起一些農業大國的機械化大農場，中國小農的生產成本很高。如同西方的大農場一樣，在強大的人口壓力下，中國的農業開始使用化肥代替農家肥，推廣新的作物品種以增加糧食產量，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在農業上的投入不斷增加。如果說過去農民種植糧食作物的支出非常有限的話，現在就必須要在種子、化肥、農藥、水電上投入，而在過去的20多年中，農業生產資料漲價幾乎沒幾年就重復一次。

從小農經濟理論來說，小農的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農場是不同的，因為農場可以減少勞動力使用，節約勞動成本；而小農生產的勞動力供給則是由家庭規模供給決定的，當家庭有豐富的勞動力的時候，投入農業的勞動力也就很多。而當勞動力短缺的時候，投入農業的勞動力就很少。但是當小農必須面對市場的時候，原有的規則就發生了變化，因為現在的小農不僅僅要供養家庭成員，而且要必須向市場出售產品。因此，小農同樣面臨著節約勞動力投入，減少生產成本。近年來農民投入在農業機械和肥料的投入上不斷增加，而人工的投入則在減少。面臨著高投入的農業，小農的成本和風險都在增加。

小農生產方式另外的一個弱點就是缺少現代市場所需要的標準化。農業越來越依賴于市場，由于城市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也因為國際上關于食品衛生標準對中國食品標準的影響，對食品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標準，特別是經濟作物，這些對于小農戶生產形成了很大的威脅，因為小農戶生產很難達到統一的標準。因此農業公司的產品在市場上取得遠比小農更多的優勢。

市場消費的一個主要趨勢是控制化肥和農藥的使用，發展有機作物。我們知道，在綠色革命之前，小農的農業生產主要依靠有機肥料，但是現在要小農來生產綠色產品卻很困難，因為控制分散農戶的生產程序幾乎是不可能的。多數農戶只單純追求產量，在缺少有效監督情況下，農戶會為了提高產量而增加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量。即使可能有一些農戶不愿意增加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量，但是在其它農戶都在大量使用農藥的時候，他們也不得不增加農藥使用量，因為不增加就意味著自己的作物減產，甚至意味著其它地塊的害蟲會跑到自己的地塊上來。也因為分散農戶的生產很難適合現在城市市場的要求，更難達到國際市場的要求，因此分散農戶生產的產品總是在價格上要低一些。

與其它市場一樣，現在農產品市場也越來越強調人為地干預，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往往可以獲得較高的價格，比如，人們希望付出較高的價格以獲得更為一致的、標準化的產品，比如希望農產品比過去更漂亮、更大，或更均勻。這些都意味著人為地干預、增加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在這方面，大規模的農業公司比小農具有更多的優勢，他們可以采取標準化的管理，增加資金投入，從而滿足市場的要求。而小農很難做到這一切。他們在小塊的土地上很難增加資金投入，也很難進行標準化的管理。

甚至小農采取了標準化的管理，但是因為他們缺少一致的商標、缺少有效地宣傳手段，也無法得到市場的認可。在城市中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小農的產品往往都通過自由市場進入城市，這些市場的經營者往往一些小商販，缺少統一的生產標準，沒有吸引人的商標，它們吸引消費者的是低廉的價格。而在日益增多的超市中，多數的農產品是海外進口或一些大農業公司生產的產品。

如何應對這樣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將農戶聯合起來，按照統一的技術標準進行生產、從而在市場上占據較大的份額，使農戶獲得收益。這就是近20多年來，一些學者或政府官員引導的農民合作社的道路。另外一種方式則是組建大的農業公司，有農業公司生產市場所需要的農產品。

在中國，組建農民合作組織遇到了很多困難。一方面中國農村的經驗給農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擺脫了以后的農民擔心合作會使他們回到集體時代去。他們懼怕合作，懼怕他們的生產和生活被一些人主宰。其次，農民之間的相互的不信任也加劇了合作的困難。但是更重要的是，面對變幻莫測的市場，農民合作社成功的機會很少。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過去短缺經濟中走了出來，農產品所遇到的問題往往不是短缺，不是供不應求，而是銷售的困難，很多農副產品似乎是生產過剩了，很難賣出去。市場的變化非常大，缺少穩定性。有一段時間，某種農副產品的價格會迅速上升，而在另外一個時間段，同樣的農副產品卻大量積壓，無法銷售。這種市場的波動是農民合作組織根本無法左右的，因此我們看到，面對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農民特別需要的是市場營銷組織，但是沒有任何合作組織可以承擔這樣的責任，多數的農民合作組織只局限在技術服務和組織生產方面。

農民合作組織所遭遇的困難首先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實力，其次也因為他們缺少市場營銷網絡，缺少市場經驗。為了克服這些缺點，人們將希望寄托在農業企業上，希望通過擴大農場規模來增加農民的收益。

自從土地承包以后，多數的農村土地都已經被承包到農戶，擴大農場首先受到了土地面積的制約。政府鼓勵農民將承包的土地集中起來，以提高農業的經營效益。因此出現了多種土地集中的形式，如鼓勵農民直接將土地轉移出來，也就是向“種田能手”集中，當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以后，一方面這些種田能手有了更多的土地，可以增加農業投入，從而提高土地的生產效率，而其它農民也可能轉移到其它的產業中；此外還出現“兩田制”，也就是村莊集體保證每個農戶有最基本的口糧地，而將其余的土地集中起來，統一承包給一些有經營能力的農民，集體收取租金；甚至還出現了村莊集體將已經承包到農戶的土地再重新租賃回來，給農戶一些租金，然后將這些土地統一租賃給大戶經營。于是在中國出現了一些所謂的農業大戶，也就是一些規模較大的農場。但是這種模式最大的阻力來自于中國農村的人口結構，因為對于農民來說，土地不僅僅是進行農業生產的生產數據，同時也是他們的保障，他們沒有穩定的非農就業，沒有社會保障，他們能夠依靠的就是那樣一塊土地，因此農民將其土地轉移出來的困難非常大，許多農民不愿意將其土地轉移給其它人；此外，這些種植大戶也同樣無法面對巨大的市場風險，所以經營起來也同樣困難重重。

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在推進“公司+農戶”的生產模式，他們希望發展出一些較大的農產品加工企業，通過農產品加工，實現穩定的市場需求。因為農產品經過加工，可以增加其價值，同時也更容易儲存，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市場風險。這些農產品加工企業以農戶為生產基地，與農戶簽訂生產合同，農戶提供符合公司標準的農副產品，公司進行統一收購。這樣不僅保障了農戶的利益，也保障了公司的利益。這種方式被認為是現代農業，各個地方都在積極推進。但在實踐中，公司+農戶，或者被稱為“農業產業化”的模式推進得很緩慢，因為一個成熟公司的形成并不容易，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成功的典型，但是他們所能覆蓋的區域和農副產品的范圍都還比較小，一些農業企業還要依賴國際市場。

但是農業公司的形成正在對中國農業產生很大的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在中國農村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生產模式，農業公司在全國選擇適宜的土地和農戶，發展單一的產業，這些作物主要集中在經濟作物，農戶對公司形成了強烈的依賴。但是公司與他們所簽訂的合同卻是有期限的，公司所承擔的風險也只是在合同期內，對農戶來說，即使稱為公司的生產農戶，也不意味著它們可以有穩定的未來。

但是對于其它大多數農戶來說，他們還是小農生產，無法進入公司的生產鏈條中，公司的發展不僅僅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甚至壓縮了他們的市場空間。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農副產品現在被控制在一些龍頭企業手中，農民要想增加收入，就必須進入這個企業體系。

全球化的力量還遠遠不足以消滅中國的小農經濟，但是他們正在造成中國農村的分裂，一方面是從屬于農業公司的農戶，在獲得公司保障的同時也必須使自己的生產符合公司的要求，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數量眾多的小農，他們還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耕作，尋找市場可以接受的產品，而這些產品幾乎每年都在發生變化。

市場的變動

中國進入了WTO，這也意味著中國農業的市場更加開放。我們在這里并不想評價WTO對中國農業的影響，而是希望說明，中國的農業已經越來越緊密地與國際市場聯系在一起。

在近20年中，增加農民收入一直被作為農村發展的一個主題，這反映了中國農村的變化。農民的生活和生產越來越緊密地與貨幣聯系在一起，他們的產品也就必然越來越緊密地與市場聯系在一起。但是市場不僅僅幫助農民將其產品轉化為現金，更給農民的生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風險。

在過去的20年中，市場的變化非常迅速，完全在農民所能掌控的范圍之外。首先，一些農產品的市場呈現出周期性發展的特征。農民在生產中缺少做出種植計劃的必要信息，多數農民的種植計劃只是來自于從周邊鄰里所得到的信息，當一種產品市場銷售表現好的時候，許多農民便跟著種植，結果就是產量被大幅度擴大，從而造成銷售的困難，許多農民不得不停止種植，于是出現短缺，導致價格上升，從此開始一個新的循環。另外一些農產品則受到各種突發事件的影響，出現價格波動。比如天氣的變化對一些水果和蔬菜市場的影響就非常大。近年來，許多地方推進產業化發展，希望通過發展具有區域特色，擴大市場的占有，從而達到農民增收的目的。但是這樣的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將市場的風險進一步放大，形成區域特色也就是形成專業分工，一旦市場上出現價格波動，其影響就很大。西部地區的許多農作物都曾經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不論出蔬菜或是水果。

對農產品市場的影響已經越來越不僅僅是國內市場的問題，國際市場將更大的不確定性賦予了中國農民。我們這里用兩個比較特殊的例子來說明全球化對中國的大農業產生了什么影響。

廣西省是一個極為貧困的省份，有貧窮人口一千八百萬。過去十多年，農民找到一條脫貧的出路──種植甘蔗，制造白糖。自1990年以來，農民種蔗收入年均增長14%，有39縣、1,100萬人因種甘蔗而脫貧。可是，中國入世之后，需要開放糖市場，中國糖業要面對不公平的世界市場的競爭，農民賣蔗收益連年下降，因種蔗而脫貧的機會大大減少。相反，在歐盟，生產甜菜糖的商人和農民，在極高成本下生產甜菜糖，卻因歐盟高度保護的政策下，生產遠超于當地能食用的糖量，并把剩余的糖傾銷到外國市場，造成不公平的競爭。[9]

在這里我們看到，廣西種植甘蔗農民的收入減少不是因為國內的因素，而是因為距離他們很遠的歐盟政策。同樣，內蒙古的羊毛和羊絨也受到遙遠澳大利亞的影響。

國際羊毛市場對中國畜牧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牲畜的品種，為了能夠滿足國際對羊毛的等級，中國的牧民不得不更換原來養的品種，用引進的澳大利亞羊代替當地原有品種的羊。在內蒙古，新的羊種不斷被引進，以求生產出更高質量的羊毛。而這些羊毛的質量是按照國際通用標準來制定的，為了滿足這些標準，牧民只有更換原有品種的羊。

國際通用標準的制定不僅是牧民的例受到損失，許多小企業因為達不到標準，也只有依附于大企業，比如原來一些可以出口羊絨的小企業，因為無法達到SA8000標準，最后只能成為大企業的加工車間。

在這種情況下，牧民的利益受到很大損失。由于羊毛關稅的取消，國外的羊毛大量進入中國市場，牧民的羊毛價格大幅度下降，牧民的收入嚴重下降。據測算，由于澳大利亞羊毛的進入，僅內蒙古牧民人減少收入70多元。

對于農民來說，市場完全是在他們控制范圍之外的，他們幾乎無法影響市場，而只能聽任市場的擺布。中國市場的開放無疑增加了農民的風險，使他們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擴大。

我們看到，中國農民，不管他們是否理解，或者是否情愿，他們都被卷進了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農村結構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盡管這些變化當中存在著巨大的機會，但是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

注釋：

[1]1980年代初期是通過包產到戶來確定農民的經營主體地位，到2000年前后，則通過確立30年承包權來問定農民的經營主體地位。

[2]1978年到1997年之間，全國人口的出生率都在16%以上，人口自然增長率都超過10%。農村人口的出生率要比平均數量更高一些。

[3]與此同時，一些需要更多勞動力的技術也被推廣，如地膜覆蓋、溫室大棚等技術。但是總的趨勢并沒有改變，勞動力的投入在減少，特別是種植糧食作物，生產時間減少了許多。

[4]包括許多國際學者都認為，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速度往往超越人們的預期。著名的研究日本問題專家Dore就曾經說過，日本的城市化速度遠遠超過了他的想象，在他開始研究日本問題時候也不認為日本能夠實現工業化，但是日本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也不例外，也同樣會達到同樣的結果。

[5]樂觀主義者認為加強基礎教育和培訓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悲觀主義者則認為這個鴻溝難于跨越。

[6]盡管一些學者強調非正式就業的重要性，許多農民工在城市從事非正式的工作，如撿拾廢品，但是一方面大量農民工在爭奪這些有限的非正式就業渠道；另外政府的城市政策也在縮小他們的生存空間，比如經過城市改造，原來那些依靠非正式的就業的農村人口甚至失去他們廉價的居住場所。

[7]對此也有不同的解釋，有學者認為中國政府之所以推動是因為政府可以更容易地從農村征收糧食，從而推動城市的工業化。而農村貧困和嚴重的糧食短缺是因為國家征收了過多的糧食。

[8]也有的學者強調國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對農業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實行農戶經營以后，農村經濟發展的確比過去更快。這種的看法是，家庭經營與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共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提高。

[9]參見樂施會報告：《苦澀的糖——中國糖業面臨的不公平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