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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啟蒙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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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會科學均出現了“語言轉向”的提法，本文剖析這一現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會科學的“人文轉向”即社會科學借助語言這個人文工具對自己學科進行人文改造。本文詳細梳理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來龍去脈。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困境進行了學科分析和精神層面上的探討，提出了如何扭轉人文學科的困境，如何學習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進行人文洗禮等解決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會和人文三種文化應該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圓善。

關鍵詞： 語言轉向；人文回歸；科學的；三種文化；超越

中圖分類號： K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2）05-0001-10

“語言轉向”這一提法近年在哲學領域頻頻出現，轉引陳嘉映的話，“古代哲學注重的是本體論，從近代開始，哲學注重的是認識論，到了20世紀，哲學注重的是語言。”一般研究認為西方哲學研究經歷過三個階段：本體論階段、認識論階段、語言哲學階段。實際上，哲學家對語言的關注由來已久，無論是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還是近代的洛克、貝萊克、休謨、康德、萊布尼茨等人都十分關注語言。到了二十世紀初，哲學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語言轉向）”①。 除了哲學外，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217均提出了“語言轉向”。盡管這些“語言轉向”的提出和哲學上“語言轉向”存在著差異，但由此引發的思考是：這么多學科都提出了“語言轉向”，是偶然巧合呢？還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學科“語言轉向”考評

這么多社會科學都提出了“語言轉向”，但它們的內涵和外延不盡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時，還需對各學科“語言轉向”的內容有一個大概的了解。由于相關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選擇分別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學領域內，不同研究者的“語言轉向”也大相徑庭。陳嘉映將其總結為：“1）新邏輯的發現；2）對古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厭倦；3）反對哲學中的心理主義；4）語言科學的建立和進步。”他進一步認為，“概念思辨本來就主要是在語言分析層面進行的，當概念思辨確成為哲學的主要工作，語言轉向也自然而然產生了”。 有一種說法，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叔本華、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對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無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實體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觀點一時被解構得支離破碎。眾多思想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視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體性范疇——語言，于是出現了語言轉向。但威廉姆森18認為概念轉向比語言轉向構成更為廣泛的運動，對語言與思想的相對優先性持中立態度。不管怎樣，“語言轉向”的確發生過而且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經濟學的“語言轉向”也受人關注。現代社會經濟學影響很大。以新古典主義為主的當代經濟學研究者喜歡使用復雜的數學分析工具和計量模型，似乎還很少有經濟學學人注重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問題。到了20世紀末，博弈論經濟學大師魯賓斯坦（Rubinstein）終于意識到了語言與經濟的重要關系，提出了語言的經濟學分析和博弈論經濟學的語言問題。他在《經濟學與語言》19中試圖將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博弈論”置于一個廣闊理性推理和語言交流的知識版圖上，并暗示經濟學研究有“語言轉向”的趨勢。國內韋森系統研究過經濟思想史上關于語言的問題。“由于語言構成了人之成為人的主要維度，不了解語言，不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形成和市場機制運作中的作用，……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種種生活形式的生發、型構與變遷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試圖從各種理論視角復現人類經濟社會中種種自然秩序的經濟學所使用的語言本身，就成了經濟思想界認識和洞悉人類生活世界研究進程的一種自然推進的結果”20。 “法律語言學”是語言學一分支，它從法律角度研究語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語言，這和從語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樣。“法是語言！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給法下定義，都離不開語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這兩個東西都需要語言體現） ；2）司法者——法是判決（判決是語言）；3）守法者——法是行為規范（規范是語言） ；4）功能觀——法是工具（工具是語言） ；5）——法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語言體現）”3。可見法學與語言學聯系是多么的緊密。法學研究中的詮釋和修辭研究歷史悠久，很早就關注語言問題。作為現代法理學奠基人之一，哈特通過對法律規則、法律規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體系，哈特①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學中，從而帶來了20世紀法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他的專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學21。法學的“語言轉向”目的是借助語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釋和審判等環節上進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實踐。 教育當然需要語言。教師上課需要言語，還需要用言語與學生交流。教育一刻都離不開語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語言不可。某種意義上說，教育學的使命之一在于讓教師學會說話，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讓學生學會說話。因此研究如何讓教師說恰當的話是教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僅從語言學話語分析有專門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們大多描述課堂話語的特征，提出改進有效的課堂話語。海德格爾提出過“走向語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語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終達到的語言……，這是一種工具論語言和本體論語言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貫通并保持一定張力的語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實現在語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認識， 教育才能實現人在語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長。”7 心理語言學是語言學一重要分支，語言、心理、認知關系密切，“語言轉向”已經成為心理學界公認的事實。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調控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學在語言轉向視角下，改變了心理學研究本身的性質，即心理學已被放入一個公共話語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說，歷史只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歷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紀啟蒙思想理性主義的影響，人們認為歷史是客觀的，只要找到足夠的材料就能揭開史實。可后來發現，歷史文獻的可靠性受話語的影響很大，因此開始引入語言學視野去考察歷史。如何理解文獻文本中的語言，將直接關系到對史實、歷史態度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而從語言學角度出發，會給歷史研究帶來很多令人欣喜的結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歷史學語言視角的典范，再進一步，它會影響到歷史哲學；《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24探討了語言視野下的歷史哲學。而在政治、國際關系等領域通常喜歡用批評話語理論（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對隱含在政治話語中的權力、意識形態等進行研究。后來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學中的“語言轉向”和國際關系學中的“語言轉向”25。 此外，還有大量的研究關注文學、文化研究、建筑學、社會學、宗教學、地理學、管理學、外交學等領域的“語言轉向”26，27，28，29，30，31，32，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社會科學在闡述“語言轉向”時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先將哲學上的“語言轉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轉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難道是哲學的“語言轉學”促發了這些學科的轉向？此外，還需對“turn（轉向）”進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沒有重視的東西，現在引起重視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變了。比如說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經濟，但以前可能忽視了語言的作用，現在開始關注語言對經濟的作用，而不能說經濟學重心轉移到語言了。

哲學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當哲學提出“語言轉向”時，它就有可能影響其它學科。這些社會科學喜歡引介哲學上的“語言轉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讓讀者知道“語言轉向”是怎么回事；二則有可能是想在哲學上找到依據，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撐。要追究為何這么多學科都提出“語言轉向”。除了哲學上的依據外，也許還會找到這樣的理由：語言是貫穿這么多學科所必須要談的東西，當本體論上升到認識論，而認識論就得涉及到語言，從語言著手，就會加深對該學科的研究，使該門學科研究更具哲學高度。這些原因都底氣十足，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條，哲學的影響不可否認，但即使哲學出現轉向，社會科學也不一定非得跟著轉，畢竟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發展的內在規律，只有當該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時，才會吸收借鑒其它學科。這并不否認任何學科都受到時代背景和它所處時代任務的制約，以及當時社會主流學科的影響，跟風現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該學科內在動力不需要借助“語言轉向”來幫助的話，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么多學科同時提出“語言轉向”。因此，哲學上“語言轉向”的影響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動力。根本動力來自于各門學科內在發展的動力需求。至于第二點也是合理的，語言的確非常重要，作為人類共性的東西，語言可以為各門學科發展提供很好的視野，但這些學科“語言轉向”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語言，而是借助語言來更好推動自己學科發展。

（一） 人文學科的科學化——社會科學的產生繼續討論之前，需要了解學科的三大分類：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后兩者容易區分，而后兩者之間卻不易區分。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等）和知識的總稱 。而社會科學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①。如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光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與“科學”反映出兩者的性質、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異。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中的某些層面和現象，所謂科學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這需要追溯歷史了。

嚴格來說，19世紀之前，社會科學研究還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時還沒有產生社會科學。實際上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古希臘，沒有今天所說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如亞里士多德研究的領域包括自然、社會和人文領域。今天屬于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法學、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學家同時完成的。如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就是對經濟規律的總結。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學家又是教育家，張衡既是文學家又是科學家。西方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以理性主義為標志的啟蒙運動，將現代自然科學分離出來。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識，后指學科，到了十九世紀，專指自然科學，也就是用實驗方法來研究自然世界的學問。從十七世紀開始的歐洲社會，伴隨著自然科學的分離和發展，一切社會認識在啟蒙思想的鼓動下進行不斷的理性化，而啟蒙思想的本質是將一切理性化，這對當時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理性促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西方一大批科學家如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牛頓等人橫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紀，人們看到自然科學帶來的巨大推動力，改變了整個世界，在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啟示下，人們開始相信科學革命不僅僅能在自然科學上改變人類，而且還能改善政治、道德、社會、經濟、文學批評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其基本特征可以說是“將牛頓時代的新科學方法運用解決其他智力和哲學問題的趨勢①”。人們希望在人文社會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能做到完全和精確預測未來，找到其中的規律，控制社會各種現象，從而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駕馭和控制自然規律而獲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會科學的研究宗旨和目的與自然科學如出一轍。 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會學，法國的奧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會學”這一術語②，試圖模仿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學科而創立的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在方法論上，孔德認為可以直接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移植進來，為此，他大力倡導“實證哲學”。他的名著《實證主義教程》充分證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階段論” 中實證的程度把科學發展的順序大致歸納為六門：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社會學”的提出引發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分離。此后，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教育學等一系列社會科學分離出來。

（二）社會科學的危機這些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將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上升為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經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之外的科學觀和方法論都是非科學的。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因為科學哲學教導他們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類社會雖然起源于自然，但人類活動和人類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質，簡單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只會得出簡單的結論，而忽視人的價值和尊嚴，只會導致研究成果嚴重扭曲事實。 不可否認，人們建立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良好的，為了改造世界，更好為人類服務。也看到了社會科學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這是和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最大的差別。人和社會太為復雜，面對著如此復雜的人和人類世界，采用單一的數學模式、建模公式等簡單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復雜性、人的價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沒有單一的結論。拿物理學來說，19世紀末，物理學征服了全世界，經典力學、經典電動力學和經典熱力學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學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經被發現，物理學已經盡善盡美了。但很快為量子時代所取代，經典物理像泡沫般破滅凋零。量子物理學甚至打破了曾經堅定信奉的嚴格因果律，從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釋、不確定原理和互補原理摧毀了經典物理世界的嚴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絕對客觀性。之后出現的平行宇宙理論、退相干理論、隱變量和超弦理論都無法再建立起一個終極理論。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從只追求整齊劃一的規律發展到了更注重觀測。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也不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的，也充滿了爭議與未知。人類科學發展史表明，對真理的探索永無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終不會將其終極秘密展示給人類。將自然科學等同于科學，而又將科學等同于真理，是當代人對科學認識的最大誤區。而在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會視為不科學③。

什么是科學？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庫恩早就是說過，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變更，不存在所謂的“科學”就真理的說法35。個人理解，科學其實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這種方法對研究的有效性幫助甚微，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方法已經不適合該學科了。因此自然科學的實驗、實證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為我們所認為的“真理”。在“心理學新進展叢書”中葉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從心理學這門學科出發，對自然科學方法才能獲取知識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主導下，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危機，帶來了一系列惡果：生態危機，為了經濟發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導致污染嚴重，生態嚴重失衡；社會倫理危機，經濟學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發展，而無法對社會道德倫理進行調節；教育領域的數字、統計無法解決教育中的真正問題，與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馳；人性危機，人的機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體人性的分裂與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沒了道德和價值。科學主義無法解決規范問題，價值立場問題。人類除了理性之外還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與正義，但在理性主義和科學至上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科學研究的危機除了這些，還有方法論上的質疑。很多學者對社會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化提出了挑戰，對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合法性進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學領域需要重視具體問題之中價值判斷的正當化。長期以來，法學皈依于科學主義，不研究道德問題，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無法解決問題。33

（三）途徑之一：人文的回歸如此，社會科學的研究沒有像當初預想的那樣能讓人們完全駕馭社會，相反帶來相當嚴重的惡果，因此很多學者反思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最為著名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韋伯首先區別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使用了“文化科學”來界定，特別強調人類的精神生活。韋伯認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要素，這就是價值和意義”。在反對自然科學沙文主義和維護社會科學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時，他也堅持認為文化科學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他認為價值是文化科學概念形成的先決條件，價值關聯決定了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野。國內有不少學者，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反思。 社會科學反思的結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學和理性主義為首了，要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從這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要向“人文學科”回歸。而“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社會科學原本與人文學科是一家，現在他們發現離開人類的情感、價值去走向純粹的理性主義是行不通，于是回歸人文。“人文轉向”并非是用人文學科的方法或知識來指導社會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必須關注人類的情感、精神與價值，用人文學科的精神和理念來指引社會科學的發展。 “人文”這一概念涵義比較復雜，不同歷史時期，含義不同，與之相關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義”等概念。“人文”的源頭和演變異常復雜。本文強調從治學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歐洲從古希臘開始有著自己的人文傳統，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了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體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關，但更多有自己的特點。“人文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變化有了不同的內容，但其核心價值與“人文”有類似的地方，那就是對人的關注。文藝復興后特別是啟蒙運動導致理性主義占據主動地位，人似乎變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義核心價值側重于人道主義，屬于道德的觀念。可以說啟蒙運動后歐洲傳統的人文理念似乎斷層了，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人文”最早出現在《周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認為這里的人文指禮樂教化，強調人與人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人文觀，這種人文觀不僅要求處理個人與社會他人的關系，也十分重視對個人修養的培養。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禮樂養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們與人文學科有著類似的價值觀和取向，都關注人的價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和提供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38。社會科學在揭示社會規律，獲得普遍知識時，如果不關注人的價值，就必然會走進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惡果中去。當社會研究者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處境和危機，就會采用各種辦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人文轉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還需要具體用某些細節去落實。韋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體細節。而“語言轉向”正是“人文轉向”的一種細節性措施方式。“語言轉向”本質上是一種“人文轉向”，一種社會科學回歸人文的呼聲。因為語言具有某種共性和特殊性，因此這些學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語言作為人文回歸的前奏。

（四）語言的人文性為什么說“語言轉向”是一種“人文轉向”呢？首先，語言貫穿于社會科學各領域，是他們共有的；第二，“語言”的關注具有人文性。這可能有爭議，語言在不少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何來的人文性？語言確實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語言工具來交流、學習、生活等；但語言也可以用來傳載人類的文明、知識和精神，每個人的言語都不同，每個民族的語言也是不同。因此語言可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種工具，使用工具來幫助人類日常生活；形而上則一種民族精神，一種價值觀念。語言和語言學不是一回事，語言學研究中現在也存在兩種分野：人文和科學的。但語言本身卻具有很強的人文性。語言是屬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將語言視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語言是心靈的自然稟賦，唯有語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語言與思維不可分離，民族精神與民族語言密切相關。洪堡特也持這樣的觀點，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語言，民族的語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爾說“人是具有語言的存在”，海德格爾指出“語言是人類的家園”。 人文性是人類對自己道德和價值的追求和完善。語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屬于人本身，反映人類的思想、情感、靈魂和世界觀。“語言不是傳統語言學所認為的思維和交際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義和精神，它負載著個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觀，負載著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人有了語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語言是人的世界，是人類的家園，包孕著無限豐富的人文精神，這就是語言人文性的內涵所在”39。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到哲學“語言轉向”后默契或無意識地，試圖借助“語言”這個人文性十足的物象來幫助自己學科向“人文”靠攏，回歸人文。社會科學本就是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出去，“人文”的回歸合情合理。

三、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出路

社會科學努力借助人文學科的價值導向試圖從完全“科學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可當代人文學科也存在極大的困境，不僅出現了類似社會科學的“完全科學化”，甚至在功利主義至上的喧囂中，人文學科普遍被認為沒有“什么用”。在高度實用主義主宰一切時，人們首先會審視是否會帶來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現“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發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已經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這種情況在中國愈演愈烈，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文學科也曾面臨過這樣的危機，不過進過深刻反思，已經深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種種措施去拯救人文學科①。

（一）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危機社會科學在完全走向“科學”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模式和目的來研究社會現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無可厚非，只不過在自然科學方法的主導之下，其研究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試圖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實驗方法最終找到了支配人類社會的幾個規律。這本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社會研究的結果定位為幾個支配規律，這樣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說是一種“形而下”。人類社會復雜的多樣性不可能只用幾個規律就能解釋清楚，這并非一味否定“科學”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將研究終極目標定位在如同幾個化學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按照他們的思路，人類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托馬斯曾說：“凡是非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科目的學科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福斯特（哈佛大學校長）認為，在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人文學科了。福斯特指出，作為已具有數百年傳統的高等教育的守護者，大學必須努力去保證提倡那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無價之寶。“畢竟，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之于大學以及人類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學時報》 （2011-01-04 B3 國際） （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讀取。）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兩年向總統、國會和全美人民遞交《美國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報告，詳細匯報人文學科的各項事宜。注意，中國只有社會科學才有這樣的報告，往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住房、改革等問題，而基本上沒有關于人文學科的報告。可見，人文學科在兩國重視程度差異之大。

那么多元與復雜，最終也就那幾個規律。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皆是人形成的，試圖解釋人行為的根本規律如同要揭示人類生存的根本意義，無法將人類生存的意義用幾個規律加以總結，因此試圖一勞永逸采用自然科學為旨趣的社會科學研究永遠永遠只是一個夢想①。

而從自然科學發展的進程來看，特別是量子力學的發展，經典時代由幾個支配規律的思維方式似乎已經過時，當代科學家更關注的是能夠對大自然說出些什么，強調觀測。自然科學的新思路和新發展可能并沒有引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學主義”的研究者，其思維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學經典時代的套路，對新的科學思維全無了解，而且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別人“不科學”。 在引入自然科學方法之后，社會科學研究確實有了新的視角，也取得了新成果，畢竟能用幾個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研究是非常誘人的。因此，人文學科也將自然科學方法引入，實證和實驗方法也確實給人文學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此后，人文學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學派”兩大派系，甚至兩大派系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學派”占了上風。人文學科正被來自四面八方的科學派給吞噬，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為科學哲學教導這些“科學派”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們動輒說：你們的研究是不科學的。但實際上“科學”并非只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學派”占上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派”因標榜自己是科學的，并試圖展示美麗的幻境——他們的研究成果將能改變世界，極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經費的支持。“在媒體的幫助下，公眾已經被說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學家才能提供解決各種嚴重社會問題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學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體問題適合采用“科學”的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學一樣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圖表、各種曲線圖和統計公式才是科學的，所有嚴謹、有內在邏輯和客觀的研究都是科學的。 “科學”喜歡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證明，但無論模型如何復雜，它只是對“假設”的一種證明手段，解釋手段當然可以多樣化。但實證研究在人文學科中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證實現有理論。由此可見，“科學”派如要在人文學科中取得真正實質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變。“科學”的威脅可能只是暫時的，“人文”派學者卻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輕心。我們認為，方法的包容和創新是研究的動力，學習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創新不竭的動力，因此適當吸收當代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新方法是每個人文學科的必修課。其次，人文學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規律。此外，“人文”學科應該有信心加大宣傳讓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徑是有著巨大的優勢，爭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華的人加入這一行列。當然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僅是來自“科學”派的威脅，其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不僅僅有方法的問題，問題多，需要認真分析細致思考，對癥下藥。 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來自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排擠”，更大的危機是“功利化”。功利化讓一個民族精神上無所適從，精神喪失乃是當代中國一個最為顯著的問題。功利化讓人看不到人文學科持久的影響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動輒發問：你這有什么用？人文學科的危機間接導致精神危機。完全“科學化”與“功利化”幾乎將人文學科送進了墓穴。有著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學科在功利主義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態明天他們就要給社會帶來什么具體好處，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②。

無論在網絡還是在學術討論中，關于當代中國人精神問題頗為熱門，《南風窗》2010年第19期推出專題“直面精神危機”，邀請海內外專家闊談當代中國人精神危機的表現、根源以及對策。

經典時代的物理、化學都認為只要用幾個簡單的規律就能解釋整個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當代量子物理學已經打破了這種經典式解釋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學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認為不存在一個客觀的、絕對的世界。物理學的意義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們人類能夠對自然界說明什么。沒有一個脫離觀察而存在的“絕對世界”。量子力學比史上任何一種理論引發的科技變革都要多，而且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科學的看法，影響了人類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雖然量子力學內部充滿了爭議和分歧，但其基礎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幾個解釋上，經典時代幾個簡單規律定世界的思維模式一去不復返了。

功利化不僅給人文科學帶來了嚴重的危機，也給自然科學帶來極大的危害，自然科學內部的基礎學科如數學、理論物理、理論化學等，因不能像工程類學科馬上帶來利益效應，也面臨著學生減少，師資流失，經費縮減等壓力。不過在自然科學內部，科學家們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了。

精神危機的根源相當復雜，限于篇幅無法展開，但有一點必須指出，走出精神危機，人文學科擔負著重要使命。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讓人文重新洗禮每個人，每個人得到啟蒙。

而當代人文學科的衰落與精神危機是一種互為因果關系。反觀世界，真正的強國不僅僅在于經濟和軍事的強大，更重要的他們有一種理念，有一種精神，有一個文化，展現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種人民對他們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國的崛起，沒有這樣的價值輻射就永遠不會崛起。而這樣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黃金白銀，也不是靠強大軍事，是來自對人文價值的尊重，以及對人類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國人文學科之路：中西融通與人文洗禮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的理性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自然科學的邏輯思維主導這一切，導致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分離。“二元對立、邏輯思維等西方的‘理性’對二百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學技術還會需要它，而這與客觀世界的本質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與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類應該如何解決這一難以擺脫的‘悖論’？”。好在西方學術界對此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①。那么我們中國的人文學科又面臨著如何的困境呢？ 中國人文學科面臨的第一危機是，西方的傳統和學術話語霸權一直左右著中國的學術，我們的學術傳統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學術研究跟著西方轉，成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產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機，中國人文傳統的斷層。啟蒙運動后西方的傳統是理性和邏輯，傳統人文減少，不過西方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有著豐富的人文傳統，打破西方的霸權，一條好的途徑就是向中國文化汲取營養。許嘉璐先生提議哲學需要一場革命，需要發揚中國哲學自己的傳統，其它學科也應當如此。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出現了一場變革，力圖改變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傳統，要求注入人文氣息。可是當看到西方在變革時，我輩中人似乎依然無動于衷，多數人依然“戴著鐐銬”在跳舞，無視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 中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層面卻未能真正西化。中國人治學，特別在當下，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諸多不是，但我們并未掌握他們的精神要髓，只是將它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來套用，對學術傳統和學術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讓我們只想拿來成果換成更多的物質利益。因此某位學術大家說過，近幾十年，無論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中國人沒有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這讓所有中國學人無比汗顏。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有著良好的傳統，是自古希臘以降，西方的獨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過文藝復興的洗禮，沒有這場洗禮，便沒有西方的經濟、政治、民主和科學。本文認為，中國若要強大也須有一場洗禮。洗禮，是一種精神洗禮，是一種人文洗禮。國人的人文素養普遍不高這是事實，西方自然科學家寫出的科普作品能成為暢銷書，很少見到中國科學家寫出這樣的暢銷書，這是缺乏人文素養的最直接表現。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簡單各門學科全面拷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學習他們獨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們要怎樣振興中國的人文學術呢？ 本文認為，一方面，要從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中汲取營養；另一面，需要“圓融”，不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圓融”，更需要中西方學術傳統的溝通與圓融。雖然目前不少學者朝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來改造中國，不成功。

今天的學術界實際上是“西學為體，中學點綴”，則導致中國學術徹底迷失。較為理想的模式是，將“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論來改造中國，而是將兩者融合后創造出能與世界對話的“新物質”來。比如，中國傳統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資源完全可以采用現代學術方法進行闡釋并在世界推廣。再如中國人文資源與西方異曲同工之處也可采用現代方法，溝通中西，以嚴密的邏輯和合理的學術形象展現給世人。在倫理修養、藝術美學等方面中國人文的資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價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獨當一面；在法律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學習西方，中西融會的方式來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邏輯上縝密化，參照國際體系。在方法訓練和思維方式上，中國應該更多學習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創新點上則需要有中國自己的“普世”價值觀。總之，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鐐銬”，穿上自己縫制的衣服，大膽地與外人交流。 中國學術如果只重視學術層面，而忽視“道”的層面，那將永遠超越不了西方。“中國學術的傳統中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統稱為科技，導致今日只見器物不見精神，而忽視了科學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精神，是出自對宇宙萬物的驚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虛飾的，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揭示”。這樣的科學精神是來自人本，是一種對人類價值的尊重，我們缺乏的就是這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不是出幾本書，發幾篇論文就可以解決的。學習西方可能今后很長時間中國面臨的最主要任務，學習西方是要學習他們的人文精神，需要融會貫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難，只有汲取中西對人本研究的精華，才有可能提出對人類有重大意義的理論突破。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學術之道振興有兩個方面不得不重視，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對人文學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國進行一場廣泛的人文洗禮；第二，只有重視人文學科，中國的人文洗禮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無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著眼重點。任重而道遠，需要每個人從點點滴滴做起。 綜上，人文的興起涉及到學術界和普通公民。學術界需要重視挖掘中國既有的人文資源，努力學習新方法，重視與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從“道”的層面學習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學術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場人文洗禮，人文洗禮可以由學術界發起，但必須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過人文洗禮后，人文素養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學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國人文學科才能真正意義上振興起來。

自然科學啟蒙范文第2篇

【關鍵詞】幼兒；自然科學；引導；觀察；探索

【關鍵詞】功能高分子；教學探索；互動自主教學【中圖分類號】G616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2095-3089（2012）13-0092-02

幼兒的科學教育是科學啟蒙教育，重在激發幼兒的認識興趣和探究欲望，遵循幼兒的學習特點來探索指導的策略，以便很好的激發和保護幼兒的認識興趣與探索欲望，為幼兒將來的科學探索打下良好的基礎。我們以《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的理論為依據，按照幼兒科學教育目標和幼兒身心發展的規律，引導幼兒對身邊常見事物和現象的特點、變化規律產生興趣和探究的欲望，引導孩子接觸大自然，探索大自然里的秘密，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我覺得在幼兒園里開展自然科學教育非常有必要，那么我們該如何在幼兒園開展自然科學教育呢？

1創設環境，引導幼兒觀察探索

1.1了解植物的生長規律： 通過圖片及各種途徑認識各種植物，在幼兒園里自然角是幼兒認識自然界的一個窗口。尤其是現在的孩子們，較少接觸大自然，幼兒園的自然角成為了孩子認識自然的最直接途徑。可以豐富我們的自然角，充分的利用起來，現在的孩子們越來越遠離大自然，在種植區里進行簡單的種植活動，是他們直觀感受植物生長過程的良好機會。自然角為幼兒提供了天天接觸、長期觀察、親自管理、動手操作的機會，在開闊視野、激發好奇心的同時，獲得了認知、習得了技能，發展了孩子的美好情感，因此也是促使孩子全面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它不僅能激發孩子們對植物的興趣，還能學到許多有關植物的科學知識，掌握簡單的種植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培養孩子的愛心、耐心、責任心以及觀察、比較等多方面能力。在種植物的過程中，有兒童積極主動地觀察植物，從中發現植物一些平時不易引起的特征和變化，培養幼兒的觀察力，從而激發幼兒探索自然的奧秘。

1.2引導幼兒認識各種動物： 幼兒對于自然科學中的動物興趣最濃。首先，應該創設一個讓孩子認識這些常見動物的場景和環境。例如在幼兒園當中設置飼養角，飼養小鴿子、小金魚等常見小動物，在某些區域投放一些能加深了解小動物外形特征和生活習性的操作材料。又或者在家中養一些小動物，讓孩子可以最近距離的觀察他們的生活習性以及行為特點。

1.3了解一些自然現象： 孩子常會提些氣象方面的問題，如：為什么會刮風？為什么下雨？雨是什么變的？打雷和閃電是怎么回事？我們可以通過看圖畫、科教電影、電視等向孩子介紹。對中大班的孩子可以培養孩子記天氣日記，用繪畫來表示晴、陰、雨、雪、大風等氣象狀況，還可教給孩子看溫度表，并把結果記入日記中，這些活動有助于兒童加深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培養兒童對自然科學的興趣。

在幼兒園開展自然科學教育，我們除了豐富每個班的自然角，種植一些不同的植物，引導孩子每天進行觀察并指導紀錄，還在飼養角養許多小動物，定期讓孩子進行觀察，另外要充分利用科學探索室，我們共同關注幼兒自然科學教育。

2融入幼兒課程，加強探索研究

教師加強探索和研究，注重將科學教育滲透到學科教學中，促進幼兒全面和諧地發展。教師必須不斷根據兒童發展的需要充實自己的知識以及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教師可以通過《動植物百科》等書籍、動物卡片、貼紙讓幼兒對動植物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和整體的印象，在閱讀書籍和卡片的時候記住常見動植物的主要特征，對動物的靜態和平面認識有助于提高寶寶的分辨能力、觀察能力和認知能力。

科學教育活動的內容多，面很廣，但都是周圍生活中粗淺的知識和自然規律。教師在組織幼兒進行嘗試活動時要精心設計嘗試問題，把握嘗試時機，使內容緊緊圍繞教學目標。

3定期組織戶外活動，讓孩子親近大自然

我們可以組織幼兒到戶外去，借機讓孩子們把各種動物和在電視上見過的做一下比較，讓他們把兩者關聯起來，趁機把曾經學過的知識點復習一遍。可以帶孩子經常參觀園內的飼養角，遇到可愛無害允許撫摸的動物，可以也要寶寶親自動手享受喂食的樂趣。告訴孩子動物們是多么的可愛，他們都喜歡生長在青翠的森林里，森林就是他們的家，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森林，才能保護動物，培養寶寶愛護自然、愛護環境的意識。

4實行家園同步，提供實踐機會

我們通過家長會、家長學校等向家長宣傳自然科學教育的重要性，并取得家長的支持和配合，鼓勵家長周末帶幼兒進行有計劃戶外活動，對所了解的知識進行鞏固。使家庭教育與幼兒園教育同步，對幼兒進行自然科學教育，必須要家園合力，有意識的引導孩子進行觀察，父母親可以向孩子提出問題，經常性的引導孩子觀察周圍的世界，孩子的觀察能力就會越來越強，同時求知的欲望也會加更加強烈。

為幼兒的探究活動創造寬松的環境，在幼兒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幫助幼兒了解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的關系。從身邊的小事入手，培養初步的環保意識和行為。讓每個幼兒都有機會參與嘗試，支持、鼓勵他們大膽提出問題，發表不同意見，學會尊重別人的觀點和經驗。通過引導幼兒積極參加小組討論、探索等方式，培養幼兒合作學習的意識和能力，學習用多種方式表現、交流、分享探索的過程和結果。促進幼兒個性、社會性及道德品質各身心方面的發展，對幼兒今后的學習乃至整個人生都會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周淑惠.幼兒自然科學經驗教材教法[M].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自然科學啟蒙范文第3篇

關鍵詞：黃宗羲；教育；開放；理念；書院

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是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思想家，與顧炎武、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家”，有著極高的歷史和學術地位。黃宗羲不僅在政治、哲學、歷史等領域造詣頗深，在數學、歷法、天文等方面也是建樹頗豐。的黃宗羲曾長期從事教育活動，創立了豐富的教育思想，在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許多獨到的教育見解，而其理念的開放性在封建社會實屬難能可貴。

一、教書育人三十載，浙東學派領

黃宗羲生于浙江余姚一個世代書香家庭。其父黃尊是進士出身的東林黨骨干。在反清復明運動中，黃宗羲多次被捕入獄，出獄后四處漂泊。后來他對混亂無為的反清復明運動徹底失望，遂將精力全部投入在著書立說上，成為明清時代一位博學多才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并奠定了浙東學派的學術根基[1]34。作為思想家，黃宗羲以《明夷待訪錄》與《明夷留書》兩部著作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深刻批判，是我國最早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宏著，具有思想啟蒙的深遠意義。作為學術大師，黃宗羲以《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兩本學術專著開創了學案體史書體例的先河，推動了史學研究的發展。作為哲學家，黃宗羲極力反對高談闊論卻不切實際的宋明理學，主張實踐主義至上的實踐哲學，并提出了公眾合一與一本萬殊的辯證哲學史觀。作為教育家，黃宗羲倡導精研經史又經世致用的新興學風，還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接連不斷地講學活動開創了浙東學派，其影響至今依然在延續。此外，黃宗羲在算學、歷法、音律、地理、天文、藝術、文學等各個領域都造詣非凡，創作的各領域專著超過一百種，總字數超過兩千萬，極大豐富了我國歷史文化傳統財富。開創浙東學派是黃宗羲教育實踐與思想的突出反映。這個在清代以地域名“浙東”命名的學派主要在紹興、寧波等地形成。學派之所以能夠創立，根本原因是黃宗羲在位于浙東的證人書院、鄭仁書院開展的系列講學活動孕育了一種獨特而重要的學術思想。浙東學派與其他學派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教育和學術的風格上。

第一，浙東學派主張經世致用的教育和學術方針。原本這個方針是源自永康之學和永嘉之學，但浙東學派堅持認為黃宗羲才是這一方針的創始人，因為黃宗羲不僅提出過“窮經以經世”的主張，而且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學史以應務”的觀點，從而擴大了經世致用的外延。黃宗羲以經世致用為教育活動和學術開展的方針，被他的學生以及廣大浙東學派人士所繼承。

第二，浙東學派具有鮮明的史學研究色彩。作為開創者，黃宗羲在經史哲文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向后輩傳授甚多，而浙東學派的后人們日漸偏向于史學，并且對后世產生的影響比其他領域更顯著，因此浙東學派也被稱為浙東史學派。在黃宗羲的教育引導下，浙東學派掀起了明末清初史學理論發展的[2]112。然而，代表黃宗羲民主思想的《明夷待訪錄》作為涉及史學理論研究的啟蒙式宏著，卻因朝廷對思想言論控制的強化沒有在問世后立即被浙東學派繼承發揚，一直到清代末年才被民族資產階級挖掘出來當作反帝反封建的武器。浙東學派的興起離不開黃宗羲的講學活動，這是黃宗羲教育實踐的主要方面。從五十余歲至七十余歲，黃宗羲曾在今天的浙江紹興、海寧、寧波、桐鄉等多地講學。1668年，黃宗羲拿出多年積蓄創建了寧波證人書院，親自擔任書院主講，授課長達八年時間。八年后，他應海寧諸多學者邀請到海寧講學，一講便是五年。黃宗羲的講堂從來都是人滿為患，一來是因為黃宗羲聲名遠播，二來是因為黃宗羲學富五車，可以講授多種學科，只要對其中一門學科感興趣都可以前往聽課。教育實踐的豐富也促使黃宗羲對教育思想進行了深刻探索。他撰寫的《取士》、《學校》等文章表達了對教育的獨到看法。在他看來，教育活動的主要場所是學校，學校不僅是培養人才的地方，同時也是帶動社會風俗轉變的地方，甚至國家大事的議論也可以在學校進行。黃宗羲明確說“學校可公是非”，對封建君主制下皇帝一人決斷的權威提出了挑戰[3]79。這不僅是對學校教育理論的貢獻，更是具有思想啟蒙意義的社會進步論。分為上下兩篇的《取士》對禁錮思想、埋沒人才的科舉制給予了強烈批判，反映了黃宗羲經史并重、人文自然科學兼顧的教育主張。此外，黃宗羲還強調老師的尊者地位，認為全社會都應該尊重老師這個職業。

二、全民教育尊師道，學有所獲重務實

第一是尊師重道、尊道輕權。黃宗羲主張：朝廷每年的太學祭酒活動不能隨便請個名士來擔當即可，而要由當世大儒出面，其地位應與當朝宰相當；如果在祭酒活動之后還要進行講學活動，那么場下所有人都要向講學者行弟子禮。其中所謂的“所有人”不僅包括文武百官，還包括當朝皇帝。在地方教育方面，黃宗羲提出設置不隸屬提學的學官，純粹從教育而非政治的角度監督學校教育開展情況，而學官都應由當地有名的學者、老師擔任。黃宗羲對教師的尊重實則是對知識的尊重，對于權力凌駕于知識、學問、教育之上的言行，他堅決反對。他曾數次當面警告地方官員：“決不可仗勢欺壓儒士，若此則方圓之內無實學之少年，無多才之士子。”如果比較偏僻的地方因沒有老師而辦不成學校，黃宗羲就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迫使地方官員前去臨時充當老師的角色，并要接受本地學官的監督管理。第二是以一種開放的態度提倡全民教育。在學校設置的規劃中，黃宗羲不分城鄉，也不分貧賤，而是兼顧城鄉與全民，太學、縣學主要在城內，蒙學主要在鄉村。考慮到偏遠貧苦的鄉村沒有條件辦蒙學，黃宗羲還提議可以借用庵堂、寺觀作為辦學場所。他說：“學可在城，可在野，亦可在庵堂，學堂大可為書院，以經師教學，學堂小可為小學，以蒙師教學。”黃宗羲此言看似是簡單的城鄉教育安排，但實則是突出教育的普及性，強調國家應該對城鄉教育一視同仁，讓農村的孩子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能夠在五百年前即提出現當代人才普遍接受的教育觀點，足見黃宗羲對教育事業的高瞻遠矚。第三是突出學校的教化功能。學校除了是傳授知識學問的地方之外，還具有鮮明的教化功能優勢。

黃宗羲自開辦書院之初就深刻意識到了這一點。對于教化功能，黃宗羲具體解釋為傳播傳統禮教、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如果學校沒有老師專門負責教化工作，那么學官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要讓學生懂得有關衣冠、喪服、木主、宮室等的禮教之制。學官還要對學校進行日常巡視，及時糾正那些不符合道德行為規范的言行。如果學校出現鄙語優歌、無益之物或不法之服等，學官有不可推卸之責任。此外，黃宗羲還建議，學校對小的違規行為可以在內部處理，如果違規行為比較嚴重、對其他人造成不良影響，則應該考慮在校外公之于眾，讓世人也能體會到學校的教化功能[4]184。第四是始終將學生學成之后的出路放在心上。為了解除學生在學校鉆研經世致用之學的后顧之憂，黃宗羲堅決反對以科舉取士。因為黃宗羲講學所涉內容以及黃宗羲的書院所傳授的知識絕大多數都超出了八股文的范疇。但考慮到學生未來的出路與希望，黃宗羲做出了若干舉措：每隔三年便讓學官在書院挑選優秀學生，將他們送到提學處，補考這三年的博士空缺之位；若是博士弟子在書院就讀，也由提學直接將其推薦至禮部；科舉落榜者若是書院平日品學兼優的學生，提學可到書院補錄；學歷法者由禮部補錄入欽天監；學醫者由提學考之并授予行醫許可。每年年終時，黃宗羲都會過問書院學生畢業后的工作情況，并將他們分為三類，分別是黜之下等、行術中等、官之上等。可見黃宗羲辦學有著非常清晰的務實思路。

三、自然科學不忘傳，長江后浪推前浪

1647年，已經在化安山隱居的黃宗羲一邊自學天文歷法，一邊向他的學生王中正傳授自學而得的天文歷法知識。在證人書院，除經學外，天文歷法、九章六書等都是黃宗羲講學的主要內容。在海寧講學，黃宗羲同樣不忘傳授自然科學知識。正是在黃宗羲的教導下，才涌現出了明末清初數學家陳訐這樣的數學天才。黃宗羲當年十分欣賞陳訐的數學才華，他說：“因吾一席言，陳訐速出勾股書，將空中數理于秋毫間顯出。”[5]50從黃宗羲的這段自述可知，一方面他能夠教授算學，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擅于引導學生、激發他們的算學潛能。在黃宗羲生活的年代，以自然科學為專業進行學習的年輕人寥寥無幾，得不到朝廷重用和社會肯定是主要原因。黃宗羲就極力提倡重用這些有科學熱情的年輕學子們。他在“取士八法”中就專門設置了“絕學者之法”作為第七法，主要就是針對科學技術人才的重用問題，包括水利人才、火器人才、占候人才、測望人才、樂律人才、歷算人才等。此外，在黃宗羲的書院，如前所言，專業學習醫學、歷算等自然科學的學生有望獲得提學、禮部、欽天監、太醫院的補錄任職，這也是黃宗羲努力爭取得來的。盡管名額非常少，但至少保留了相關學生對未來的希望。對于西方傳入中國的科學技術，黃宗羲更是如獲至寶。有史料顯示，在書院講學中，黃宗羲曾講授過西洋歷和回歷。說明他很早就對西方歷法有過研究。在黃宗羲之前，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在《崇禎歷書》中就提到過回歷，但并沒有像黃宗羲那樣在學堂上向學生傳授相關知識。黃宗羲不僅親自傳授自然科學知識，還撰寫了不少相關著述，期望向更多的學子傳播。例如他撰寫的天文歷法類著作《西歷假如》、《授時歷故》等，數學類著作《隔圓八線解》、《圓解》等，地理類著作《四明山志》、《今水經》等，樂律類著作《律呂新義》等，都在黃宗羲的書院內外廣為傳閱，既教育了學生，又引起了社會各界對自然科學知識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社會教育的目的。

參考文獻

[1]孟憲承.中國古代教育文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黃宗羲.黃梨洲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論叢[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

[4]金林祥.教育家黃宗羲新論[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自然科學啟蒙范文第4篇

關鍵詞：初中物理；啟蒙教學；興趣培養

一、認真上好第一節物理課

要上好第一節物理課，教師必須要對整個初中的物理知識結構體系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做到全局了然于心，胸有成竹.

以下是蘇教版初中物理教材的知識架構圖：

圖示體現出蘇科版初中物理教材是以物質、物質的運動和相互作用、能量三大主題構成的不同層次又相互聯系的結構體系，從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現象出發，并回到生活和社會中去.因此，教師在上第一節引言課程的時候，可以從生活中的物理現象著手，讓學生建立起自然、生活現象與物理學科之間的感性聯系，讓學生對物理科學產生求知欲，樂于觀察和探索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學道理.教師可以安排學生閱讀引言部分的內容，初步了解科學家探究科學問題的過程和基本方法；通過做“裝滿水的杯子里還能放多少回形針”、“插入水中的筷子為什么會彎折”等探究性活動，讓學生初步了解實驗是科學探究的重要方法；介紹一些著名的物理學家及其成就領域，讓學生打開學習物理的大門.

二、搭建理論與實踐聯系的橋梁

物理的啟蒙教育不僅體現在第一節引言課堂上，在物理課堂中，教師應該為學生搭建起理論與實踐聯系的橋梁，讓學生知道物理學的知識是有用的，物理學的每一次進步都極大地推動了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不斷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讓學生期待學習，期待探索，從而對學習物理產生興趣.例如在學習（蘇科版）八年級物理上冊第四章《光的折射 透鏡》時，教師可以舉放大鏡、凹透鏡、凸透鏡、顯微鏡、望遠鏡、近視眼鏡、老花眼鏡的例子，加強理論知識與實踐的聯系，讓學生通過學習，領悟物理與生活的關系.

教師在教學中還應該重視物理學成就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意義的講解，而不僅僅限于講解物理學理論本身.例如，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人們成功地制造了各種電氣設備，人類社會便由“蒸汽時代” 進入“電氣時代”；原子能的利用、電子計算機、互聯網等，使人類開始步入了一個智能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新時代；從電話的發明到當代互聯網絡的實時通信，從晶體管的發明到高速計算機技術的成熟等等，無不體現著物理學對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貢獻.

三、重視實驗課

物理是一門自然科學，物理概念和規律的建立是與實驗密切相關的，對初學物理的學生而言，更需要通過具體、生動的、千變萬化的物理現象來認識現象中本質.學生的第一堂物理實驗課是帶著很強的好奇心進行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在內容安排上要由淺入深、循序浙進，分層次組織實驗教學.初中學生好奇心強，做演示實驗時相當一部分學生湊熱鬧、講新奇，觀察實驗不仔細，歸納結論不思考.教師在實驗課上要提醒學生實驗前要準備什么？這個實驗要觀察的是什么？實驗過程怎樣把握？實驗記錄的是什么？怎樣分析實驗結果？對于一些動手能力比較弱的學生，教師要耐心反復地指導，并且在實驗過程中多加提醒，不能打擊他們的學習信心.實驗結束后，教師要安排學生寫實驗報告，培養學生遵守操作規程和尊重事實的科學態度.

總之，初中學生的認識水平和邏輯思維都不夠成熟，具有較大的可塑性.教師要通過物理啟蒙教調動學生學習物理興趣和積極主動精神，為今后學習物理提供持久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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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徐維德. 淺談初中物理素質教育[J]. 四川教育學院學報. 

自然科學啟蒙范文第5篇

【關鍵詞】自然觀 科學研究 辯證唯物主義

所謂自然觀,就是人們對自然界的總的看法,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理解;而科學研究則是主觀認識與客觀對象相互作用的結果。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哲學每前進一步,都依賴于和伴陪著自然科學的巨大進步;同樣,自然科學的每一步發展,也都凝聚著和滲透著哲學的指導。自然科學的發展,影響了新自然觀的建立與形成,新的自然觀又作用于科學研究,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

現代自然科學的建立推動了新自然觀的形成

在古希臘時代,哲學與自然科學渾然一體,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一身二任,看起來二者的關系很“和諧”,不過,那都是兩者本身的發展都還不充分、不成熟的結果和表現。近代以來,科學與哲學的尖銳對立(或者說是完全不搭界的過于統一),是否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機械唯物主義者把自然科學看作反對宗教神學的思想武器;以新托馬斯主義為代表的宗教哲學,卻又把自然科學當作論證上帝存在的工具;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泛理性主義者,妄圖建立凌駕于自然科學之上的“科學之科學”的哲學體系;還有像柏格森這樣的非理性主義者,則蔑視和否定科學的作用……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哲學對自然科學始終是疏遠的,正像自然科學對哲學始終是疏遠的一樣。過去把它們暫時結合起來,不過是離奇的幻想。存在著結合的意志,但缺結合的能力。甚至歷史學也只是順便地考慮到自然科學,僅僅把它看作是啟蒙、有用性和某些偉大發現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做準備。”所以,到了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物理學建立后,這些存在有嚴重缺陷,或者完全錯誤的觀點才開始逐漸逆轉過來。

現代物理學的建立,與傳統物理學(經典物理學)的危機分不開。從發現萬有引力定律形成牛頓力學體系,經過18～19世紀物理學家的努力,所謂的經典物理學已經發展得很完備了。但是,用經典力學的觀點,很多的實驗結果和理論的預期都產生了矛盾,加上接二連三的突破傳統觀念的新發現如X射線、鈾的放射性、電子等說明物質原子并不總是恒定不變,而是可以變化、可以分解的。這些突破傳統物理觀念的實驗發現,帶來20世紀初期物理學理論的兩大突破:一個是相對論,一個是量子力學,它們分別解決了從宏觀到微觀的一系列現象。現代科學在各個前沿的推進和這兩大理論突破密切相關。如果說現代科學還有第三大貢獻的話,那便是基因論――如同中國古老的《易經》描述的全息理論。

這些現代科學的發展,導致新的自然觀形成。當科學從哲學的母體中分化出來以后,哲學家們往往以他們所處時代人們廣泛接受的科學理論所描繪的自然圖景,作為其本體論研究的出發點,并通過對科學前沿哲學問題的研究來促進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發展;科學家們也通過這種科學哲學的探討,來加深對科學概念及其思想內涵的理解。自然科學領域迅猛發展和接連突破,撼動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改變著科學世界的圖景。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新自然觀是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現代科學發展的豐碩成果,已經能夠用確實可靠的知識為人們描繪關于自然界發展的全貌,從而為新自然觀的產生奠立了堅實的自然史的基礎。而新的自然觀創立,又為自然科學提供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

自然觀對科學研究的影響

科學作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的特殊規律的認識和反映,離不開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如果不是受到正確的,就是受到錯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科學研究表現為科研主體對信息材料進行分析、綜合等的思維過程。這種思維過程不僅是一種再現性認識,而且是建構性活動。

自然觀影響了科研工作者對世界的認識。當今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更多的是微觀或者是宇觀的客體,它們的性質與規律,已經不可能被人類的感官直接感知,這就必須從認識論的角度,說明這些微觀或宇觀客體性質與規律的合理性與真實性。這種認識論便受研究者的自然觀左右。比如,在量子力學的賴辛巴哈解釋中,賴辛巴哈建立了一種新的邏輯形式,揭示了用傳統形式邏輯描述不確定現象時的困難。因為量子物理理論具有高度的辯證性質,“非此即彼”的形式邏輯思維,已不能解釋清楚眾多的“亦此亦彼”的現象。這新的邏輯思維方式,是受自然觀影響下科研工作者對世界的認識,它成為現代物理學取得進一步突破的關鍵。

關于自然觀影響了科研工作者對世界的認識這個問題,愛因斯坦對此有過非常重要的認識, 他說:“理論物理的公理基礎不能自實際經驗提煉出來,而是要創想出來。”所以,自然觀影響了科研工作者對世界的認識,更教會了研究者辯證地認識世界。自然界是辯證的,只有在科學研究中運用辯證思維的觀點去認識這個世界,才能更準確、 更真實地認識整個自然界。

自然觀影響了科學研究的方法。科研工作者作為研究主體,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客體屬性是豐富多樣的、無限的。因此,主體總是在某種思想、理論觀點指導制約下,按照一定的理論框架有選擇地獲取信息材料,組織觀察、調查、實驗及分析綜合等研究活動,探索某種客體運動、變化的規律。科學研究的結果往往取決于研究者的方法,如理論與實驗、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類比聯想與猜測試驗、理想化方法與模型化方法、估算與概算等等。科學的發展總是與方法的更新與發展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的。例如近代物理學的誕生,就得益于伽利略、牛頓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膽創造與革新,他們把觀察、實驗等經驗方法與數學、邏輯等理論方法有機結合起來,甚至還發明新的數學工具――微積分。這些方法上的成就不僅大大推進了物理學的進展,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論意義,為以后物理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現代科學的發展歷程清楚地表明:科學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方法上的重大革新與改進。在科學研究中,科學的理論陳述和與之相應的數學、邏輯和形而上學陳述一起組成了這個整體的知識場。自然觀的改變,必將對研究方法產生巨大的影響。研究者的科學文化素質不僅是科學文化知識,它還有更高的層次,這就是科學的思想與方法。知識是方法的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知識可以自動地轉化為方法。

隨著自然觀的改變,它仿佛打開了一道方法學上的大門:從絕對走向相對;從線性走向非線性;從精確走向模糊;從確定性走向隨機性;從可逆走向不可逆;從定域論走向場論;從時空分離走向時空統一;從分析方法走向系統方法……我們開始了觀察一個現象,再對其進行概括,抽象出概念,再歸納演繹、分析綜合、類比聯想,提出假說或模型,然后進行理論推導,最后再進行實驗驗證。這一個完整的科學研究過程,更清楚地表現出了理論與方法之間這種聯動的關系。當代的科學研究,不僅依賴于理論的突破,也依賴于實驗手段的改進,還依賴于在方法學上找到更多相應的數學工具,如非歐幾何、張量分析、線性代數、群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