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農業銀行貸款政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個人業務,往往直接反映著一家銀行的服務水平,對銀行樹立良好的口碑有重要影響。個人業務最主要的內容當屬存貸款業務,與人們生活的聯系也最為緊密。
《投資者報》對16家全國性商業銀行2011年年報進行了統計,從整體情況看,各行的個人存貸款業務都不同程度的增長。根據綜合比較,農業銀行當選《投資者報》2012“最佳個人業務國有銀行”,光大銀行和渤海銀行當選2012“最佳個人業務股份制銀行”。
農行在客戶數量方面穩居首位。作為中國主要的綜合性金融服務提供商之一,農行的境內分支機構達23461個,擁有龐大的分銷網絡。截至2011年末,農業銀行個人客戶超過3.95億個,居大型商業銀行首位;其中,個人貴賓客戶1406萬戶。此外,其個人貸款余額增長率在國有行中居首位。而光大銀行和渤海銀行2011年存款余額增長率均超40%,在股份制銀行中領先。
個人存款平均占比27%
個人存款方面,截至2011年末,5家國有行的個人存款余額均突破1萬億元。其中,工商銀行境內儲蓄存款余額為5.8萬億元,居各銀行之首;緊隨其后的是農業銀行,個人存款余額為5.6萬億元。在11家股份制行中,招行存款余額為7513億元,其他行均在3500億元以下。
面對2011年市場流動性趨緊,通脹高位運行,個人存款分流壓力加大的狀況,農行適時調整營銷策略,創新存款產品功能,進一步優化自動轉賬、資金歸集等產品功能,研發推廣“禮·道”主題儲蓄、“雙利豐”等特色業務;加強主動負債管理,實現儲蓄與理財業務聯動發展。
從存款余額增長率來看,16家銀行平均約為24%。其中國有行平均為12%,股份制行平均為30%,遠遠超過國有行。剔除存在整合因素的深發展后,渤海銀行增長43.4%居首位,光大銀行增長41.5%緊隨其后。2011年末,光大銀行對私存款余額達到2355億元,比上年增加691億元;日均余額1887億元,比上年增加418億元,增長28.5%。
據光大銀行年報介紹,公司零售業務堅持“整合客戶、突出負債、提升效益、加強能力、同業可比”的總體思路,積極推進網點達標計劃,實施公私聯動機制,大力拓展模式化批量項目。
而從個人存款在全部存款余額的比例來看,16家銀行平均占比約為27%。國有行平均占比達45%,而股份制行平均占比只有18%,存款主要由公司客戶貢獻。
個人貸款以住房為主
個人貸款方面,工農中建4家國有行的貸款余額都在1.3萬億元以上,交通銀行為5094億元。股份制行中,招商銀行貸款余額為5569億元,其他行均不足3000億元。
各家銀行的個人貸款余額同樣保持了顯著的增長,16家銀行貸款余額增長率平均約為26%。其中國有行平均為21%,股份制行為28%。
在國有行中,農業銀行個人貸款余額增長了25%排在首位,其貸款余額為1.43萬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了2860.47億元。據其年報介紹,為順應擴大內需特別是支持居民消費需求的政策導向,其積極發展個人綜合消費貸款、“房抵貸”、“保捷貸”等重點產品;支持個私經濟發展,以大型優質專業市場為依托,開展個人助業貸款業務。
股份制行中,北京銀行增長最快,接近50%,不過和其15%的個人存款增長率相比,發展不太均衡。
引言
選題背景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金融業占據著無比重要的地位,金融業的穩定與否極大地影響著整體經濟的運行。而在金融業中,商業銀行是經濟市場化的產物,是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下形成的一種金融組織。
自2004年以來四大國有銀行陸續上市開始,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一個多層次、競爭性和市場化的商業銀行體系。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商業銀行在平均資本上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工商銀行更是在2013年英國《銀行家》雜志的全球銀行排名中位居第一,標志著我國的商業銀行發展進入了嶄新的階段。
然而,在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資本質量卻沒有明顯的改善。根據中國銀監會的數據,2016年第三季度,我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余額已達到14937億元,其中農村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最高,達到2.74%,已大大超過銀行業風險2%的警戒線。總體來看,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創七年來新高,并仍有不斷攀升的趨勢。
縱觀全球曾經發生過的金融危機,大多都與銀行貸款違約相關。以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為例,這場蔓延全球,引起多家金融機構倒閉、被收購的金融風暴,最初就起源于美國次級房屋信貸行業違約劇增。盡管美國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試圖降低這場危機的破壞力,但仍舊無法阻止這場危機升級、擴散。甚至直到今天全球經濟依然沒能完全從這場風暴的陰影中走出來。
在不良貸款率不斷升高的今天,我國的金融秩序也面臨著巨大的威脅。因此,探明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無疑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議題。
由表1可以看出,占據總不良貸款余額之比最大的是大型商業銀行,超過了半數。而在大型商業銀行中,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始終處于最高水平。(見圖1)作為我國重要的國際化商業銀行,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水平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的整體金融秩序,為了緩解我國的不良貸款壓力,解決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將是一條必經之路。
選題意義
理論意義。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以不良貸款本身的影響和作用機制為著眼點,而分析不良貸款的影響因素的較少。本文將在總結、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描述性分析和實證分析兩個角度出發,建立多元線性模型,深入剖析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研究空缺,具有理論意義。
現實意義。不良貸款的不斷攀升使我國的金融秩序面臨著嚴峻挑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要探明不良貸款的成因,了解各影響因素所在,進而有針對性地出臺相關治理政策,維護我國經濟正常運轉。因此,本文所探究的以農業銀行為代表的不良貸款的影響因素對于改善我國金融現狀具有現實意義。
文獻綜述
國外相關文獻綜述。在國外的研究中,Bernanke(1983)最早從外部環境的角度來探究不良貸款與宏觀經濟環境之間的關系,發現經濟運行的波動性是影響信貸成本增加或減少的重要因素,從而對企業還款能力產生影響,使得銀行不良貸款隨之惡化或好轉。自此,許多國外學者將目光投向這一領域,并作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Vasicek(1987)運用單因素模型,探明了GDP增長率對不良貸款率具有顯著影響,這是首次在實證角度證實宏觀經濟對于不良貸款率的影響。
隨后,研究方向趨向于同時考慮多個因素對不良貸款的影響,以獲得更加豐富的結果。Salas和Saurian(2002)通^面板計量模型對1985-1997年的數據進行分析,以期探究西班牙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經濟增長政策、管理激勵、信貸組合、市場支配能力對不良貸款率均有顯著影響;Barros c.P.等(2012)對日本銀行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國內外的宏觀經濟因素均與不良貸款率有著密切影響。
為應對不同的寫作背景,許多學者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例如麥肯錫于1997年提出了CPV模型,以研究宏觀經濟變量指標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Pesaran于2006年提出了GVAR模型,創新性地將全球經濟沖擊因素考慮在影響因素之內。
國內相關文獻綜述。相比較于國外,國內對于此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果。
謝冰(2009)以2004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運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宏觀經濟指標與不良貸款的余額存在負向關系這一猜想,并指出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總額一直居高不下已成為制約中國商業銀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美芳(2013)收集了中國農業銀行2008-2012年的數據,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探明不良貸款率與GDP增長率負相關,與貨幣增長率正相關。
陳金媛(2015)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2008-2014年我國17家上市銀行季度數據,得出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在宏觀層面受GDP增長率、貸款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M1和貸款總量影響,且呈負相關關系的結論。
陳奕羽(2015)則著眼于將微觀與宏觀因素相結合,采用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數據,表明M2增長率、資本充足率及銀行資產規模對不良貸款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銀行自身的成本收入比、存貸比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并不顯著。
文獻評述。由上文綜述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雖然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作出了許多分析,但仍存在如下問題:
首先,國外研究起步較早,較多地運用了數學模型,而國內學者則較多地著眼于定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定量分析研究則比較少;其次,大多數研究都著眼于宏觀經濟因素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對微觀因素卻沒有過多考慮。
因此,本文⒃誚杓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將宏觀經濟指標與銀行自身經營數據相結合,探究這兩者對不良貸款率的共同影響,以補充當前的研究不足,并為中國農業銀行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議。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概述
不良貸款定義及分類
不良貸款定義。所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即銀行的不良資產,主要是指償還出現問題,無法按時支付利息甚至連本金都難以收回的貸款。貸款作為商業銀行的主要盈利業務,它的質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因此,不良貸款成為評價商業銀行資產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
相比較于不良貸款額,不良貸款率是一個相對值,能夠更好地反映出商業銀行的貸款結構。在不同規模的銀行中,不良貸款額會有很大差別,大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額一般均會高于規模較小的商業銀行,但這并不能說明規模越大的銀行信貸質量越差。因此,在銀行規模不同時,采用不良貸款率作為商業銀行信貸質量的衡量值相對比較合理。
不良貸款分類。針對不良貸款的分類,普遍采用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貸款風險五級分類法”的解釋,即為了貸款風險管理的需要,對未到期的信貸資產劃分為五類:正常(Pass)、關注(Specialmention)、次級(Substandard)、可疑(Doubtful)、損失(Loss),后三類貸款被稱為不良貸款(Non-performingloans),也稱為銀行的不良資產。各級貸款具體定義如下:
不良貸款成因理論
信用論。金融活動實質上是一種信用過程,信用是包括時間長度在內的一種預期。因此,任何一種金融活動中事實上都包含不確定性。信用是商業銀行賴以生存的基礎和保障,它既負有向公眾存款還本付息的義務,又擁有向借款人索要貸款本金和利息的權利。但由于金融活動存在不確定的影響因素,例如通脹、匯率、利率等的變化,導致這些指標的實際值偏離了借款人的預期,借款人的預期收益下降,最終導致其無力償還銀行貸款,導致違約。這種違約也就導致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
可以說,不良貸款的存在是必然的,商業銀行貸款借出與償還之間的時間差距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現代經濟社會是用信用連接起來的整體,即使僅僅是某一個環節遭到破壞,也將會引起整個系統的混亂,信用不佳的企業將把信用良好的企業也拖入泥沼,從而導致整個金融系統的崩潰。因此,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本身就存在著蔓延的趨勢,需要盡快出臺調控措施。
金融脆弱性理論。金融脆弱性理論的觀點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是宏觀經濟,它的論證思路是探尋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與銀行不良貸款的變化之間的關系。
(1)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說”。明斯基的“金融脆弱”理論認為,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涉及宏觀經濟周期、銀行和企業三方面因素。銀行是一個以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為主要業務的特殊企業,自有資金少,資產負債率高是其一大特點,同時也是銀行風險產生的主要原因,具有天然的金融脆弱性。
當經濟處于繁榮期時,企業預期利潤上升,投機性企業和龐氏企業借款需求也隨之上升,使得銀行向高風險水平的企業發放貸款的比重加大,導致更嚴重的金融脆弱性;當經濟走勢趨緩走向反面時,此類高風險企業收入降低,將出現違約和破產的可能性,不良貸款不斷擴大將導致銀行破產,進而引發新一輪的金融危機。
(2)“安全邊界說”(Margins ofSafety)理論。商業銀行進行資金借貸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不良貸款,但一般都應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在及時解決存量不良貸款的同時,一般都會采取措施,控制不良貸款增量的上升。具體來講,遵循謹慎性原則的銀行,為了防止自身產生經濟損失,即防止發放給企業的貸款無法順利收回,往往會選擇采取一種安全措施,以保證銀行的經濟利益在一定的安全邊界范圍之內不受損失。
因此,當經濟繁榮時,借款企業大多信用較好,銀行所接受的安全邊界會隨之降低,那些本來不能通過審核的高風險企業也能獲得貸款;當經濟衰退時,那些高風險企業將無法償還貸款,從而導致不良貸款的增加,金融脆弱性加大。
貸款客戶關系理論。在70年代,JohnH.Woo提出了貸款客戶關系理論。該理論的內容主要是:銀行為了長期保持貸款的需求,追求其長期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往往會降低貸款利率,擴大貸款規模,以保持與客戶的關系,由此導致銀行傾向于采取以擴張貸款量為特點的激進型貸款策略。這樣,首先銀行的貸款質量會受到影響,其次銀行的收益也會隨之降低,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被削弱,因而,銀行不良貸款風險也就增加。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影響因素理論分析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狀況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現狀。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中國農業銀行發放的貸款總額為人民幣2,253.89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25.22億。其貸款的五級分類情況見表3。
可以看出,2014-2016年,中國農業銀行的貸款總余額逐年上升,由人民幣7.661,924億元上升至8.778,451億元,不良貸款率也逐年上升,由1.54%到2.39%,再到2016年的2.4%。同時,不良貸款的內部結構也在惡化,損失部分相對占比上升。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發展狀況。由圖2可以看出,由2008-2013年,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始終處于下降狀態。這是由于中國農業銀行在過去一直在政府的主導下對鄉鎮企業和農村基礎建設項目提供信用貸款,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而近些年這種情況有所改善,三農金融業務的占比逐年下降。但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國農業銀行對三農金融業務款和墊款總額仍高達31,208.38億元,占發放貸款和墊款總額的32.44%,這部分的不良貸款率為3.04%,比總不良貸款率高0.65%。這也是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始終處于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之首的重要原因。
此外還可以看出,在2013年之后,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開始逐年上升,并且上升速度越來越快。這種上升是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導致的,為了找到究竟是哪些原因影響了不良貸款率,本文將繼續做出探究。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模型變量選取及結果假設
本文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式來分析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和影響程度。
為了得出適當的研究成果,本文將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宏觀經濟指標選擇GDP增長率和M2增長率,微觀方面選擇銀行自身的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凈利差、銀行規模(各年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作為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1: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本文采用這一指標來代表整體宏觀經濟情況的代表。基于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及前文的分析可知,GDP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
解釋變量2:貨幣供應量(M2)增長率。本文采用這一指標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代表。假設M2增長率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為負。
解釋變量3:中國農業銀行撥備覆蓋率。撥備覆蓋率能反映銀行貸款的風險程度和社會信用情況。假設撥備覆蓋率與不良貸款率為負相關關系。
解釋變量4: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是衡量銀行抵御風險能力的指標。假設農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解釋變量5:銀行規模自然對數。根據前文的分析,銀行規模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還與銀行內部的管理結構相關,需要具體分析,因此在此先不作出假設。
解釋變量6:凈利差。凈利差是國內商業銀行也是農業銀行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體現了農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假設農業銀行凈利差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數據來源
文章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此次實證分析考察的樣本期間為2010年第3季度至2016年第3季度的25組季度樣本數據,回歸中所用到的銀行數據均由中國農業銀行各年季報、中報與年報中搜集整理而成,GDP增長率和M2增長率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網。具體數據見表4。
實證分析
多元回歸模型的設計。所謂回歸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觀察數據的基礎上,利用數理統計方法建立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回歸關系函數表達式(稱回歸方程式)。社會經濟現象之間的相關關系往往難以用確定性的函數關系來描述,它們大多是隨機性的,要通過統計觀察才能找出其中規律。回歸分析是利用統計學原理描述隨機變量間相關關系的一種重要方法。
根據前文的分析,本文選取了6個變量進行分析,以此建立不良貸款率與GDP增長率(GDP)、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2)、撥備覆蓋率(BBFG)、資本充足率(zBCZ)和銀行規模(sIZE)、凈利差(JLC)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其回歸方程可以寫為:
Y=CI+C2*GDP+C3*M2+C4*BBFG+C5*ZBCZ+C6*SIZE+C7*JLC+U
其中,C1-C7為分別對應的各個變量模型的估計系數,u為殘差項。
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為了使回歸結果是有意義的,首先需要對模型中的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其平穩性。將25組數據導入Eviews進行ADF檢驗,變量及其一階差分的ADFz驗結果如下:
從運行結果來看,各變量的P值均大于0.05,即在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設,存在單位根,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將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再做ADF檢驗,得出的P值除撥備覆蓋率大于0.05外,其余均小于0.05,即拒絕原假設,不存在單位根,時間序列平穩。對撥備覆蓋率進行2次差分后,P值降為0.0016,拒絕原假設,時間序列平穩。
因此,為了使回歸結果有意義,應當采用不良貸款率、GDP增長率、M2增長率、資本充足率、規模、凈利差的一階差分,以及撥備覆蓋率的二次差分進行回歸。
回歸分析。為了減少時間序列的異方差影響,在Eviews中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對25組數據進行回歸,并檢驗了模型的擬合優度、模型顯著性和變量的顯著性。回歸結果見表7。
從參數中可以看出,模型決定系數R2=0.962864,調整后的R2統計量為0.948938,也就是修正可決系數為94.89%,該模型對樣本的擬合程度較好,說明模型所選擇的解釋變量是被解釋變量的原因。
又可以看出,模型的F統計量為69.141171,模型通過了F檢驗,犯錯誤的概率僅為1.52乘以10的負10次方,說明所選擇的因變量總體上對自變量有顯著的線性影響。
回歸結果見表8。
表中可以看出,備變量回歸結果的P值均小于0.05,即說明各個解釋變量均通過了t檢驗。從第二列的各個變量估計值可以得出線性回歸模型為:
DY=0.001268-0.25809DGDP-O.039672DM2-0.038647DSIZE-0.076141DZBCZ-0.006064DDBBFG-0.776069DπC+u
由模型結果可以看出,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受GDP增長率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貨幣增長速度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其自身的規模大小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資本充足度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撥備覆蓋率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凈利差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回歸結果與前文理論分析結果基本相符。
降低不良貸款率的措施
觀察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規模大小與凈利差的T值較小,即與不良貸款率的關系最為密切。所以,農業銀行要想防范和化解不良貸款,首先要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對風險的防控能力,增強中國農業銀行在金融市場的核心競爭力;其次要控制規模的盲目擴張,改善內部管理體系,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撥備覆蓋率對不良貸款率的作用也比較明顯,說明中國農業銀行應當適當提高撥備覆蓋率,增強對不良貸款的應對措施。
在所有的自變量中,GDP增長率變化的影響相對較小,這說明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上升雖然與總體經濟下行有關,但這種下行并不是不可抗的,農行仍然可以從內部進行實施一些措施進行改善。
由于多種經濟因素的共同作用,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高居國有商業銀行的首位,截止到2016年中期,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仍高達2,253.89億元,其防范和化解任務十分艱巨。
文章首先對不良貸款的定義和分類進行了說明,介紹了三個不良貸款的相關基礎理論:信用論、金融脆弱論和貸款客戶關系理論。緊接著,探究了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現狀和發展情況,發現其不良貸款率呈現拋物線形,2013年之前逐年下降,2013年后逐年上升,而且從農業銀行貸款五級分類情況表中發現,不良貸款結構也在逐年惡化。2013年前的下降可以歸因于國家對于其支持三農金融業務的強制性要求,2013年以后的上升則將在后文中從理論和實證角度進行探究。
農信社目前作為商業化運行、以盈利為目的的金融企業,具有企業的一般特征,同時與一般企業不同的是,其經營活動與信用和風險高度相關。本文從企業發展戰略的角度入手,結合金融企業發展戰略的特殊性,以A聯社為例,研究河北A農信社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競爭力;以農信社生存和長期穩定地發展并不斷獲得新的競爭優勢為目的,指明從現狀到達長期目標所選擇的途徑,找到適合農信社的長期發展戰略,提升農信社的核心競爭力。
二、五力模型-行業結構分析
這里將運用由邁克爾.波特教授提出的五力模型,對A農信社所處的行業環境進行分析。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提出了一種結構化的行業環境分析模型-五力模型。該模型指出,影響一個行業的競爭力量不僅是該行業內部的競爭,還包括潛在進入者、可替代產品、客戶、供應方等幾個方面的因素,這五種作用力共同決定行業的發展情況和盈利能力。
1、現有銀行機構的競爭
A聯社所在縣經濟發達、居民富裕,金融機構齊全,其中一些銀行的客戶群體和A農信社的重疊度高,面臨的競爭很激烈。農業銀行的存款占銀行業全部存款的38.7%,貸款占全部銀行業的25.6%;農信社存款占比為32%,貸款占比為30.7%;建設銀行貸款占全部的比例為30.9%,但建設銀行為向大型國企的貸款,與農信社不形成正面競爭。農業銀行成為A農信社最大的現存競爭者。
2、潛在進入者的競爭
行政性政策壁壘是限制銀行潛在進入者的最主要因素,但在銀監會放寬農村銀行金融機構準入后,潛在的進入者數量大大增加。潛在的進入者一類是現有擴張規模的股份制銀行和地方性銀行,其正在進入縣級金融市場成為競爭者。另一類是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如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成為潛在競爭者。農信社最大的潛在競爭者是與農信社客戶群體同質性高的地方性銀行機構。隨著村鎮銀行的進入,村鎮銀行將成為農信社強勁的潛在競爭者。
3、銀行服務的替代者
證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銀行機構在業務開展上與銀行業務發生重疊,其提供的服務可替代銀行部分業務。證券公司提供企業融資及企業、個人的投資服務;金融租賃公司為企業購置機器設備提供融資服務;信托公司企業的投資;汽車金融公司為購車者提供貸款服務等都對A農信社的現有服務形成替代性沖擊。根據縣級金融市場的發展現狀,證券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對農信社的業務將形成一定沖擊,目前幾家證券公司已經進駐該縣開展業務。基金公司等雖然對銀行服務有替代性,但其業務總量規模小,不會產生很大的替代性影響。
4、銀行業務購買者與供應者的議價能力
銀行業務的購買者和供應者高度一致,這與普通企業不同。政府、企事業單位、居民自然人等既是銀行的資金供應者也是金融服務的購買者。銀行與客戶之間發生的業務主要有三種:客戶向銀行提供資金;銀行向客戶提供資金;銀行向客戶提供其它有償金融服務。客戶向銀行提供資金,由于目前利率管制,銀行以央行公布的利率規定支付利息,不存在議價。但銀行為爭取優質的資金提供者,會通過其他服務給予優惠,對于優質資金提供者,銀行議價能力實質上下降。農信社對獲得貸款困難的中小企業和個人客戶,在資金價格上有很強的議價能力,主導議價過程。對于大型優質客戶,由于現有競爭者的壓力,農信社向大型優質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的議價能力降低。在其他結算匯兌等金融服務方面,農信社的科技結算手段相對弱勢,在這方面議價能力較低,只能通過優惠費率的方式增加議價能力。
A農信社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農業銀行。農業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革后,提出重新面向三農的市場定位,制定了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方案,提出要充分利用農業銀行在縣域的資金、網絡和專業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在農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更好地為“三農”和縣域經濟服務。農業銀行的戰略調整,目標直指縣域經濟,目標客戶與農信社現有客戶高度重疊,且將信貸決策重心下移以提高靈活性,加之農業銀行還擁有全國結算實時到賬、網上銀行等科技手段優勢,這些舉措直接對農信社的現有優勢形成強大壓力。目前在縣級金融市場,農業銀行通過重視縣域的中小企業和個人客戶,在存款增長方面已經對A農信社形成強勁競爭。隨著農業銀行信貸決策重心的逐步下移,在貸款市場也將對A農信社形成巨大沖擊。因此,農信社必須根據當前主要競爭對手的情況,制定新的發展戰略,培育新的核心競爭力。
三、內部競爭力分析
(一)內部優勢分析
1、區域性與政府支持
A農信社主要立足支持當地經濟發展,對縣級地方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支柱作用,貸款市場份額始終保持在30%以上,對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極大推動作用,受到縣級地方政府的重視和支持。
2、決策鏈條短,經營靈活便捷
作為屬地法人銀行,具備決策鏈條短,經營靈活,效率高的優勢。業務的決策性工作可以高效率完成,避免了大銀行內部層層上報審批,手續繁瑣,不適應中小企業經營快速多變的資金需求的問題。
3、人緣地緣本土化優勢
主要立足于當地,比大銀行更能獲得當地政府和居民的認同,主要為當地中小企業服務,是民營中小企業創業和發展的重要資金支持者,與民營中小企業具有天然的合作關系,在組織存款資金等方面更易得到當地民營中小企業支持。另一方面,農信社的員工主要為當地人,與客戶的關系更為緊密,在與當地客戶建立和保持業務合作關系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2-0042-05
一、引言
近年來,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加大了對“三農”領域的扶持力度,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統領,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極大改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升,農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隨著農村地區經濟水平不斷進步,作為支持農村經濟發展重要工具的農村金融服務發展相對滯后,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塊“短板”。經過新一輪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我國農村地區基本建立了國有商業銀行、農村金融合作組織、政策性銀行和各類村鎮銀行并存的金融體系。在這些金融機構服務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村地區金融網點偏少、信貸資金外流、金融服務品種單一以及農民貸款需求不能有效滿足等問題逐步顯現。如何加快改善農村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充分利用金融工具杠桿作用推動農村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成為金融領域關注的熱點問題。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新制度經濟學被引入我國,并成為經濟學界研究體制轉軌及轉軌過程中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重要工具。新制度經濟學是應用現代微觀經濟學分析研究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產物(盧現祥,2004)。由于農村金融服務具有較為顯著的外部性效應,單純依靠市場調節無法達到均衡狀態,合理的制度設計更加凸顯其重要性。因此,學者們開始將新制度經濟學分析范式引入農村金融問題的研究框架。鄧晶和魯靖(2005)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農業金融支持進行分析,認為我國農村金融支持弱化的根源是制度供給的不足,所以,政府應該在風險管理、利益補償、機構職能定位等方面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杜彪(2007)通過分析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中表現出來的一系列現象,指出政府的兩個利益主體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農村金融制度變遷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現有農村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這兩大利益主體博弈的產物,而農戶作為利益相關者卻不能參與其中,這種不完整的利益博弈機制必然導致金融制度安排的殘缺。蔡四平等(2010)認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迫切需要一種長期的契約關系組合,農業的弱質產業特性需要有效率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現有文獻對我國農村金融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整個農村金融體系的分析,以特定金融機構為研究對象,對農村地區提供金融服務的研究仍為空白。本文擬以濟南市轄內各縣域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為切入點,通過引入新制度經濟學分析范式,探尋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服務農村的有效途徑。
二、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情況——以濟南市為例
(一)三農事業部改革前的農村金融市場
實際上,在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本以服務農村金融為立行初衷的農業銀行已不甘愿在農村“擺地攤”,而是在利潤導向下,試圖進城“開超市”。1996年8月,農業銀行與各地農村信用社脫離行政隸屬關系,經營重心開始逐步轉向城市。之后,農業銀行逐步調整信貸政策,把縣域支行的信貸審批權限逐步上收,信貸支持縣域和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功能被削弱。
在此背景下,到2000年,農業銀行山東省分行(以下簡稱為“省農行”)提出業務轉型要求,將“重點行業、重點區域、重點產品和重點客戶”作為服務的主要目標,重點開發城市優良大客戶、行業壟斷性客戶、城鎮高收入群體客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與公司客戶等。為貫徹上級行政策方針,濟南市各縣域支行經營重心開始轉移到負債業務、中間業務和清收不良貸款等方面,針對縣域和農村地區的信貸投放進一步被弱化,同時農村地區經營網點覆蓋率也逐年走低。2008年,農業銀行濟南市四家縣域機構余額存貸比僅為20.32%,貸款市場占有率9.38%,低于存款市場占有率16個百分點,大量農村地區的存款上存或外流。2008年至2010年間,濟南市轄區四縣(市)全部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數由301個增加到306個,而同期農業銀行的網點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到33個,鄉鎮網點覆蓋率僅為36.17%,市場占有情況不容樂觀。
在農業銀行逐漸淡出縣域和農村市場的同時,農村金融市場開始呈現農村信用社一家獨大的局面。到2008年,農村信用社在濟南市四個縣域的鄉鎮網點覆蓋率達100%,存貸款市場占有率分別為34.12%和50.87%,成為服務縣域和農村地區的金融主力軍。但農村金融市場壟斷,弱勢農戶不得不接受更高的金融產品價格。當年,濟南地區農村信用社九成貸款利率上浮超過50%(見下圖)。
基于上述兩方面原因,為提升農業銀行在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水平,打破金融壟斷局面,逐步降低農村地區金融服務價格,國家和農業銀行總行都認為,有必要對農業銀行現有制度進行改革,推進在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從而帶來農村金融領域更為充分的競爭。
(二)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問題與主要應對措施
2008年3月,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試點工作開始啟動,山東等7個省份成為首批試點地區。8月,在前期試點基礎上,人民銀行等三部委聯合出臺了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試點實施方案,并逐步深化擴大試點范圍。
作為首批試點單位,農業銀行山東省分行營業部(以下簡稱為“營業部”)開始了改革探索,然而在推進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的過程中,三個棘手問題接踵而至:人的問題、錢的問題和網點的問題。
1. 人的問題。改革伊始,營業部就遇到了該問題。按照統一部署,營業部成立了三農金融分部,設立了農村產業金融部和農戶金融部2個專職辦事機構,在三農金融分部下設信貸、風險、人力、資金、考核等5個中后臺管理中心。同時,將四個縣域支行作為三農金融分部的基本經營單元,整體納入三農金融事業分部管理,加掛了“中國農業銀行××縣三農事業部”的牌子,并將縣域支行原有的“五部一室”精簡為“五部”,并將精簡后的富余人員充實到前臺部門和營業網點,客戶經理數量因此增長近八成。然而,這一做法的直接結果是,將大量員工從管理崗位轉移至經營崗位,涉及到員工的切身利益。縣域支行領導班子和業務骨干對此次改革的認知程度參差不齊,部分員工有抵觸情緒,改革初期部分縣行的改革推進明顯緩慢。
針對上述問題,農業銀行召集相關部門進行了討論研究。農業銀行對縣域支行績效分配進行了改革,增加前臺和網點員工的績效工資,適當降低后臺人員績效工資,平衡網點員工心理,調動其工作積極性。對部分業務強化薪酬激勵,特別是針對“農戶小額貸款”,省農行給予穿透式計價,計價工資直接到員工個人,極大地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在人員晉升方面,從事“三農”一線的員工優先考慮培訓、提拔。
2. 錢的問題。人的問題解決后,錢的問題又出現了。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之后,縣域機構信貸管理體制發生重大變化,信貸審批權限逐步下沉至縣域和農村地區,考核也由原來的吸取存款轉變為存貸款并重。由此帶來了信貸授權、授信、擔保和客戶準入等相關信貸業務工作量的增加,農戶貸款快速增長,貸款管理問題日漸突出。由于農戶貸款客戶數量多、額度小、居住分散,而客戶經理人員數量不足,一個客戶經理管理數百戶甚至更多貸款戶。在貸款集中到期時,有時難以做到及時催收,不良貸款有增加的趨勢。
發現了相關問題后,該行從內外部兩方面著手,化解業務結構調整帶來的困境。對于內部,提出了以下要求:端正經營思想,正確處理服務“三農”與商業運作的關系,致力于增強發展農戶貸款業務的內生動力,努力推動業務走上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要堅持速度、規模、質量的有機統一,走科學發展、集約經營的路子。堅持業務發展與合規管理、風險管理的有機統一,對省農行電話外呼系統發現的問題,及時進行核查,及時風險預警、強化貸后管理。通過采取責任人專職清收、聯合村委清收等措施,到2011年半年末不良貸款出現明顯下降。同時農業銀行尋求合作解決方案,在農貸業務上初步建立了與保險公司的合作關系,共擔風險。據統計,2010年底保險公司賠付金額364萬元。
3. 網點的問題。由于農村地區居民居住較為分散,單一網點提供金融服務的物理半徑較大,交易后的監督執行合約的費用相對較高。而且由于農業生產具有風險大、成本高、收益低等特點,單位信貸產品的交易成本比城市地區高120%以上。如何解決農戶金融服務需求大與網點偏少的矛盾成為改革必須面對的問題。為此,創新服務“三農”的模式成為三農事業部改革的重點內容,農業銀行推出了“惠農卡+三農金融服務站”、“自助終端+農戶”和“轉賬電話、網上銀行+個體業戶”等三種模式,化解網點不足的劣勢。
一是“惠農卡+三農金融服務站”模式。金穗惠農卡除具有一般借記卡功能外,還向持卡人提供農戶小額貸款載體、財政補貼等特色服務功能,并提供一定的金融服務收費減免優惠;三農金融服務站直接設進行政村,有專職經理定期或不定期進站服務。農戶無需進入網點即可辦理信貸業務。二是“自助終端+農戶”模式。在沒有銀行網點的村莊布放自助終端,開展小額現金存取款、轉賬、自助繳費等業務,為農民提供了“家門口式”服務,成為“有人值守的24小時自助銀行”。三是“轉賬電話、網上銀行+個體業戶”模式。農村地區的個體業戶匯入匯出資金頻繁,通過轉賬電話和網上銀行的操作方式,轉賬不再受時間和地點的約束,效率大為提高。農業銀行依托其服務網絡和產品優勢,以惠農卡為載體,以電子銀行為平臺,大力開展農村支付結算體系建設。截止到2010年末,濟南市轄內四個縣域三農金融事業部轉賬電話保有量5311部,同比增長29.76%。
(三)改革成效
在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的推動下,農業銀行“三農”業務快速發展,支農能力顯著提升。截止到2010年末,濟南市四個縣域三農金融事業部存款規模103.8億元,增幅15.98%;貸款規模37.09億元,增幅61.33%,其中,涉農貸款規模24.3億元,增幅43.53%。通過提供多樣化的產品,農業銀行縣域支行的盈利能力不斷增強,實現了“服務三農”與“商業運作”的雙重目標。2010年濟南市轄內四個縣域三農金融事業部實現撥備后利潤13463萬元,同比增長58.61%。此次改革中,三農金融事業部先后推出了惠農卡、小額農戶貸款、農戶新居住房貸款、農村養老保險業務、農民發放福利補貼業務、新農合和新農保等十幾種惠農金融產品,農村地區金融產品多樣化需求得到有效滿足,改善了服務“三農”的金融生態環境。此外,農村金融壟斷格局被逐漸打破,農村地區偏高的金融產品價格開始松動,貸款利率平均下降30%以上。
三、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的制度變遷分析
(一)外部推動
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是在外部力量推動下啟動的。制度變遷是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從總體上說,制度是穩定的,表現為均衡狀態,但這一狀態并不意味著個體對現存的制度都滿意,保持現狀只是由于變革所支付的成本并不與收益相對稱。在進行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業銀行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決定了低下的制度變遷收益;與此同時,盡管農村金融服務具有明顯的外部性,但現行制度卻沒有應有的補償機制,制度收益不足以補償其成本的支出,農村金融服務改革缺乏推動力。
按照制度變遷理論,要想使農業銀行將經營重新轉回到農村金融市場,必須加以足夠的利益驅動。2007年初,國務院為農業銀行確定了“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十六字方針,明確了農業銀行服務三農的經營方向。2010年5月,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等部委明確了三農金融事業部政策優惠內容。對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試點縣域支行的涉農貸款,參照享有國家對農村信用社同等的財稅政策;對試點的縣域支行,比照農村信用社收費政策,免收業務監管費和機構監管費;對試點的縣域支行,實行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2010年12月31日印發了《關于中國農業銀行深化“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試點營業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0]116號)。自2010年10月1日到2011年9月30日,縣域支行的涉農貸款利息收入按3%征收營業稅。以濟南市為例,2010年共免征農戶小額貸款利息收入營業稅196.49萬元,免征所得稅金額107萬元,監管費減免10.02萬元。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實施,農業銀行在農村地區金融服務外部性得到補償,服務“三農”的積極性逐漸提升,三農事業部改革的補償性激勵因素具備了。
一旦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由外部性、規模經濟、風險和交易費用等引起收入的增加不能實現時,一種新制度的創新也可能應運而生,并使這些潛在的收入增加成為可能。貸款利息是銀行收益的主要來源,如果貸款利率能夠有所提高,收益也會有明顯增加。從2004年10月份起,金融機構(城鄉信用社除外)貸款利率不再設定上限。商業銀行貸款和政策性銀行按商業化管理的貸款,其利率不再實行上限管理。這意味著農業銀行可以根據經營的需要和信貸需求方的風險情況,靈活調整利率價格,以覆蓋金融風險。制度變遷的預期收入超過預期成本,改革的制度性激勵因素具備了。據不完全統計,到2010年底,濟南市三農事業部貸款利率平均上浮30%—40%,雖然大大低于農村信用社的利率水平,但收益水平仍明顯提高,存貸利差由2009的4.14%增長到2010的5.17%,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貸款風險造成的損失。利率定價權的放開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基層行的利益,使其對開展涉農業務產生內在的動力,強化了商業運作機制。
(二)內部優化
農業銀行三農事業部作為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人,講求的是風險和效益的統一。外部政策的變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還要依靠微觀的實施策略,如何保持既定成本條件下的風險可控性,是三農事業部改革面臨的重要問題。交易成本可理解為達成和實現交易而發生的費用,它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關系的耗費,存在于交易關系的各個方面,既不可避免,又是社會財富和資源的一種浪費。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交易費用是制度變遷的核心,而交易方式和制度變化也會影響交易費用。
三農事業部改革過程中,如何降低農業銀行與農戶間的交易費用成為關鍵。按照制度變遷理論和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解釋,制度的選擇及變遷都取決于交易費用的比較。由于農業銀行與農戶間的交易十分頻繁,降低成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實現交易的標準化。與農村信用社相比,原來農業銀行在縣域和農村地區的本地化水平較低,在提供信貸資金時需要花費更多的信息搜尋費用。改革后,營業部將地方政府確定的342個農村信用村作為小額信貸投放的重點。通過銀政合作,由政府部門牽頭和村委會協助,與誠信評議小組聯合對村民進行信用評定,按照不同信用級別確定授信額度發放惠農卡。農戶在滿足條件的情況下,可采用保證、抵押、質押、農戶聯保等多種方式申請貸款。這樣,農業銀行減少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對村民信用評定的偏差,避免了單家單戶的調查和審批帶來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意味著社會效率的提高,由此產生更大的社會福利,銀行及農戶同時享受到了交易成本降低帶來的福利增進。
交易費用的各項內容和大小各異,各種組織和契約的出現和變化都可以視為在交易費用約束下的選擇結果。制度設計的基本目標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農業生產的時節性很強,資金需求具有短、急、小的特點,為獲得競爭優勢,在農業銀行鄉鎮網點覆蓋率水平較低的現實情況下,制度選擇上必須依靠現代化的支付手段減少農戶在辦理業務時承擔的額外交通費用和時間成本。通過發放惠農卡,農民可以隨時在金融服務站通過自助設備完成存取款、貸款、轉賬等業務,或通過POS機和轉賬電話等工具足不出戶就完成資金的流轉。據統計,到2010年底通過惠農卡得到貸款的農戶數2.3萬戶。同時,對暫時不能實現網點覆蓋的鄉鎮,通過派駐三農服務流動車輛縮短農業銀行在農村地區的服務半徑,促進了小額農戶貸款的發展,貸款余額達7.13億元,是2009年的1.6倍。
四、相關結論及建議
通過此次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縣域農業銀行在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經營決策權進一步增加,各類交易費用和組織成本也明顯降低。多種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推出,使得農村地區居民對信貸資金和金融服務的需求得到改善。改革對整個農村金融體系也具有極強的外部效應,對于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三農”金融市場的制度供給不足和制度需求過剩之間的矛盾得到緩解,服務“三農”的外部性問題得到初步解決。改革初顯成效,得益于國家財稅、金融宏觀政策的支持與傾斜,得益于其自身信貸流程改革,以及推進現代化支付等因素。
要繼續推動改革,實現徹底的制度變遷,我們認為,要繼續完善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的制度設計,以三農為著力點,擴大受惠面。建立與地方政府組織長期的合作關系,通過多種形式的利益機制,促使地方政府組織配合農業銀行加強貸前、貸中、貸后管理。要堅持交易標準化的原則,將先進技術與信息透明化結合,進一步降低農業銀行和農民間的交易費用,實現風險和效益的平衡。通過商業化的運作,實現對農村金融服務的可持續性。要明晰農業銀行在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定位;進一步細分縣域和農村金融市場,開展差異化經營。政府部門應注重各種政策的搭配協調,繼續采取有效措施,鼓勵商業化保險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加強與三農事業部改革的對接,強化風險分散機制,促進農村地區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1]鄧晶,魯靖.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農業金融支持的弱化[J].金融與經濟,2005,(6).
一、依據國家產業政策,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
近年來,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迅猛,已經成為全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體,為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作出了積極貢獻。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規模一般較小,信用評級和落實擔保較困難,普遍存在貸款難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科技成果產業化和企業的進一步發展。為此,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不僅有利于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而且對提高我國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科技型中小企業目前主要是指那些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要求,科技含量高、創新性強、成長性好,有良好產業發展前景的中小企業,尤其是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高新區)內,或在高新區外但經過省級以上科技部門認定的,從事電子與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和新醫藥技術、新材料及應用技術、先進制造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海洋工程技術、核應用技術、新能源與高效節能技術、環境保護新技術、現代農業技術和其他在傳統產業改造中從事新工藝、新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的科技型中小企業。
依據中國農業銀行與科學技術部全面業務合作協議的總體安排,雙方將科技型中小企業作為重點扶持和服務的對象,以雙方高層領導為核心,建立科技與金融全面業務合作推進委員會,負責雙方合作業務的決策和協調,并成立專門的推進小組,切實加強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對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特別是那些擔負國家各類科技計劃項目、重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項目、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以及科技成果商品化及產業化較成熟的中小企業,各級科技部門要積極予以政策上的傾斜和引導,促其盡快實現向規模化、規范化、國際化的轉變;各級農業銀行要積極予以信貸扶持,為其提供全方位、高效率的金融服務。
二、建立適應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特點的項目運作和政策體系
不斷加強農業銀行與科技部的密切合作,按年度制定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計劃。雙方每年第四季度共同組織安排下一年度的項目計劃,根據計劃篩選、確定下一年度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目標范圍。各地科技部門和當地農業銀行也可以因地制宜制定計劃,確定支持范圍。各級科技部門、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要與當地農行主動聯系,密切配合,開展多種形式的推介、說明活動,將本地區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廣闊、信用好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積極向當地農行推薦,并協助農行對項目的技術情況進行評估和跟蹤。在項目篩選過程中,銀行要充分聽取科技部門對企業的資信狀況、盈利能力、技術水平和發展潛力等方面的意見,必要時聘請科技部門和中介評估機構等有關方面的專家組成咨詢小組,界定中小企業的科技含量、市場前景和發展潛力,從中確定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目標范圍。
農業銀行將進一步研究改進科技型中小企業信用等級評定和授信標準。
農業銀行可適度下放中小企業短期信用審批權限。對經濟發達、信用環境好、科技型中小企業相對集中、信用擔保體系比較完善的地區,經總行批準,可實行區域化的信貸政策,適當簡化審批程序。對符合條件的優質科技型中小企業,可采取公開統一授信和可循環使用信用等方式;對符合條件、時效要求高的信用業務,可采用特別授信和特事特辦方式;對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經有權審批行批準可以發放信用貸款。
對經各省科技部門認定,科技成果產業化程度高、市場前景廣闊、信用記錄良好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貸款,科技部門要努力給予貸款貼息等有效方式的支持;同時,對滿足農業銀行規定的,在辦理銀行承兌匯票和信用證業務時,可以根據農業銀行相關規定適當減免保證金;在辦理貸款業務時,可在人民銀行規定的基準利率基礎上,適當下浮。
三、積極開展金融創新,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
各級農業銀行在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同時,要積極與各地高新區和科技園區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為其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引導其不斷提高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整體水平。各國家級高新區管委會要積極與地方農行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支持農業銀行在園區內設立支行,雙方共同為園區內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服務。
要開發適應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產品。根據其需求,為其提供本外幣存款、貸款、結算、結售匯、銀行卡、保險、融資顧問等各項服務。
創新擔保方式,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擔保難的問題。對提供貸款擔保存在困難的中小企業,可以由借款人提供符合擔保規定的企業有效資產、個人財產以及保證擔保組合,采取抵押、質押、保證的組合擔保方式,盡量滿足其貸款需求。對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在經省級以上科技部門確認其技術專屬權的,報經人民銀行同意后,可以試辦專利權質押貸款等新業務。
繼續實施農業銀行和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的貸、保、貼合作,在全國范圍內動員適宜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申報基金貼息和銀行貸款支持。
四、提高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效率
各級農業銀行對科技型中小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申請,從客戶申請到受理不得超過1個工作日,貸款答復一般不得超過14個工作日。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信用額度較小、資金使用頻繁等特點,為提高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效率,對區域經濟和信用環境好、科技型中小企業較為集中、不良貸款比率低于10%的二級分行,經總行批準后,對AA級以上優質科技型中小企業信用業務可以采取有權審批行貸審會審議、行長審批確定其年度最高綜合授信額度和擔保方式,在授信額度和授信期限內發放短期貸款,可由經營行按照客戶部門調查、信貸部門審查、行長審批的流程辦理。
各級科技部門要積極會同各級農業銀行對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高效、快捷的融資服務,縮短項目申請、技術評審、整理匯總推薦等中間過程,并及時將科技部門重點支持的好企業、好項目向農業銀行推薦。
五、牢固樹立風險防范意識,切實防范信貸風險
各級農業銀行和各級科技部門在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要牢固樹立風險防范意識,切實防范信貸風險。
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中小企業,不予貸款支持。要防止在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重復建設、產業結構趨同和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現象。
要避免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盲目扶持。信貸扶持的對象,一定要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具有較好的科技成果產業化前景。對于缺乏市場前景、效益不佳、信用不良的企業,即使具備一定的科技含量,也不應予以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