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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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的缺點范文第1篇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程度不斷加深，對外開放的程度也日益提高，區域經濟合作逐漸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近年來，特別是加入WTO后，中國與多個國家或地區分別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使中國成為了輪軸國，獲得了區域優惠安排所帶來的貿易創造效應和動態效應。同時，優惠原產地規則作為自由貿易區的主要特征，已經不只是產品能否享有區域優惠待遇的判定標準，而是進一步成為影響區域貿易額的重要因素。本文運用計量模型，分析了優惠原產地規則與中國自由貿易區貿易額的相關性，進而提出優惠原產地規則存在的問題，并通過完善，使中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獲得輪軸國的優勢，推動規模經濟的實現，力爭在全球經濟合作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一、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的發展現狀
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國已經與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同時正在協商的自貿協定有5個，涵蓋了28個國家和地區。《亞太貿易協定》是一個具有實質性優惠的貿易安排計劃，其宗旨是通過成員國對進口商品相互給予關稅和非關稅優惠，實現貿易便利化及擴大貿易，不斷擴大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與共同發展。亞太貿易協定正式成員包括孟加拉國、中國、印度、韓國、老撾和斯里蘭卡6個國家。到2006年9月，中國已經根據協定實施了3輪關稅減讓，已向其他成員國的1717項8位稅目產品提供優惠關稅，中國也享受了同樣的優惠關稅。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按人口算，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在經濟規模上是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規定，中國和東盟雙方從2005年7月20日開始實施降稅計劃，中國和東盟的7000種產品大幅降低關稅、取消配額以及其他市場準入條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2010年1月1日已經全面啟動，標志著由中國和東盟10國組成、接近6萬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4.5萬億美元貿易額的區域，開始步入零關稅時代。自貿區建成啟動后，中國與文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6個東盟成員國間，有超過90%的產品實行零關稅，中國對東盟的平均關稅從原來的9.8%降至0.1%，上述東盟成員國對中國的平均關稅從12.8%降至0.6%。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4個東盟新成員將在2015年對90%的中國產品實現零關稅的目標。
CEPA是中國國家主體與單獨關稅區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主要目的是逐漸取消相互間貨物貿易中關稅和非關稅措施，逐步消除服務貿易中的各種限制，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促進相互間貿易投資的增長。
自2004年11月18日起，經過10個月的磋商，最終在2005年11月18日簽署了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這是繼中國—東盟自貿協定之后，中國對外簽署的第二個自貿協定，也是中國與拉美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貿協定。雙方就市場準入、原產地規則、技術貿易壁壘、動植物檢驗檢疫、貿易救濟和爭端解決機制以及相關法律和技術問題達成一致協定。根據兩國協定，占兩國稅目總數97%的產品將于10年內分階段降為零關稅。從2006年10月1日起，智利對原產于中國的5891種產品的關稅將立即取消，中國對原產于智利的2806種產品的關稅也將降為零。
2005年4月，中國與巴基斯坦共同宣布啟動中巴談判，12月9日雙方正式簽署《中巴自由貿易協定早期收獲協議》（即先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投資等協定之前的計劃）。2006年1月1日正式實施，根據協定，中國從2006年對原產于巴基斯坦的1671個8位稅目產品實施優惠關稅，平均優惠幅度為27%；巴方也將對原產于中國的575項6位稅目產品實施優惠關稅，平均優惠幅度為22%①。根據協議，雙方在WTO服務貿易承諾表和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市場準入承諾清單的基礎上，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和巴基斯坦進一步相互擴大市場準入范圍。
2008年4月，中國與新西蘭簽署了《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根據協定內容，新西蘭承諾將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中國進口產品關稅，其中63.6%的產品從《協定》生效時即實現零關稅；中方承諾將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蘭進口產品關稅，其中24.3%的產品從《協定》生效起實現零關稅②。另外，雙方就服務貿易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并對包括技術工人在內的人員流動做出了具體規定。
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談判啟動于2006年8月，經過8輪艱苦而坦誠的磋商，于2008年9月圓滿結束談判。雙方在2008年10月正式簽署了協議。《協定》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人員流動、海關程序等諸多領域，是一份內容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根據《協定》，新方承諾在2009年1月1日取消全部自中國進口產品關稅；中方承諾在2010年1月1日前對97.1%的自新進口產品實現零關稅，其中87.5%的產品從《協定》生效時起即實現零關稅。雙方還在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在服務貿易方面，雙方在WTO服務貿易承諾表和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市場準入承諾清單的基礎上，進一步相互擴大市場準入范圍。
在2009年4月28日簽署的《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于2010年3月1日正式實施。在貨物貿易方面，中秘雙方對各自90%以上的產品分階段實施零關稅，同時雙方還在知識產權、貿易救濟、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技術性貿易壁壘、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等眾多領域達成廣泛共識。截至2011年2月，中國正在談判的自由貿易區還有中國—海合會、中國—澳大利亞、中國—冰島、中國—挪威、中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可見，我國在全球不同地區都將通過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建立生產網絡，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和哥斯達黎加自貿協定談判于2008年11月啟動，經過6輪談判，于2010年4月8日正式簽訂了《中國—哥斯達黎加自由貿易協定》，雙方同意在下半年正式實施協定。協定涵蓋貨物貿易、技術貿易、技術壁壘和知識產權領域，是我國與中美洲國家簽署的一攬子協定。
二、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的主要特征
以中國為輪軸建立的自由貿易區由于合作對象的不同，所確定的原產地規則內容也有較大的差異。原產地規則按照適用 的范圍可以分為優惠原產地規則和非優惠原產地規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指任一成員為確定貨物是否具有資格根據契約或自治貿易的規定享受優惠待遇而實行的普遍適用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決定。該契約或自治貿易的規定可使貨物享受超出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一條第一款實施范圍的關稅優惠待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應用于互惠的優惠性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東亞主要的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大體包含3個方面：（1）區域價值含量標準（RVA）；（2）關稅目錄改變原則（CTC）；（3）特定加工工序標準（SP）。下面按照東亞成員國家與區域內部國家或地區建立的自由貿易區、與區域外部國家或地區建立的自由貿易區兩部分，單獨描述各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進一步分析其呈現的特征。
首先，以中國為輪軸形成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主要以東盟的優惠原產地規則為模板。即以關稅目錄的改變為基礎，區域價值含量標準約為40%左右，累積方式除了東盟—中國以對角累積外，其他的自由貿易區為雙邊累積③。這些優惠原產地規則的主要內容都體現了東盟的原產地規則④。其次，累積規則處于初級階段。國際上一般將累積規則解釋為，允許國家使用特定第三國生產的部件而不用遵守通常的原產地要求，只要這種部件在享受優惠的出口國進行了進一步加工⑤。累積規則通常分為3類，一是雙邊累積，二是對角累積，三是完全累積或充分累積。對角累積（diagonal cumulation）：既相互訂有優惠原產地規則的國家之間可以使用任何成員國的材料與中間產品加工本國產品，并獲得原產地資格。雙邊累積（bilateral cumulation）：即兩個定有優惠貿易安排的成員允許使用雙方各自的原材料加工產品仍能獲得原產地資格。充分累積（full cumulation），即對等累積的延伸。一些國家和實行“優惠原產地規則”國家有聯系，其生產的產品在加工為最終產品后仍能獲得原產地資格。從累積的方式看，從雙邊累積到對角累積、充分累積，原材料和中間品的選擇范圍逐漸擴大，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也在不斷降低，由于原產地規則導致的貿易轉移效應在逐漸減少。目前，只有歐盟與南非自由貿易區采用充分累積標準，南非產品中可以包含來自南非關稅同盟中任何國家的原材料，其產品仍能被歐盟確定為原產于南非。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主要采用了雙邊累積方式，是一種最初級的方式，也使優惠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比較高。
三、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的經濟效應
1.輪輻國加大了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已經與3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其中8個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生效，并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冰島、澳大利亞等國正在進行談判。很顯然，中國已經成為輪軸國，而其他國家成為輪輻國。
從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開始，越來越多的國家看中了中國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也就開始與中國建立區域經濟合作關系。隨之，伙伴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更加緊密，對中國市場更加依賴。
從表3計算出的數據來看，除去2009年新西蘭對中國的進出口額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低于2001年的數據外，其他數據均高于2001年。因為新西蘭與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是在2008年4月7日簽訂，因此影響不大。
2.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貿易額的影響
根據前面關于原產地規則對自由貿易區經濟效應的理論分析，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不同對區域內公司的生產決策將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在分析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原產地規則的經濟效應時，以不同的自由貿易區為研究對象，采用引力模型進行了計量分析。
（1）引力模型的構建
引力模型最初來源于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二位學者最早將引力模型應用到國際貿易領域，他們認為兩個國家間雙邊貿易規模的大小與萬有引力有類似的規律，即兩國的貿易規模與兩國間的空間距離成反比關系，而兩國的貿易規模與兩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呈正比。后來，許多學者對其進行了不斷地完善和發展，在模型中增加了許多新的變量。Linnemann（1966）首次引入了人口和貿易政策兩個新的變量。1985年Bergstrand將人均GDP變量引入到貿易引力模型中來，表明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要素稟賦差異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巍巍（2008）等從中國雙邊貿易的實際出發，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擴展和修正。他假設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GDP、兩國間的距離以及雙邊自由貿易安排狀況4個變量是影響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間雙邊貿易大小的因素，修正后的引力模型為：
本節的分析在借用巍巍修正后的模型基礎上，把原產地規則限制指數作為虛擬變量引入模型中，代替FTA變量。
（2）選取數據與回歸結果
1）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影響
本節選取的樣本數據是我國與東盟（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智利、巴基斯坦、新西蘭等伙伴國2000-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數據整理如表4、表5所示。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4中的中國與東盟（ASEAN）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99，F值為446.82，DW為2.5789，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東盟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東盟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會增加0.85個百分點；通過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將2002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優惠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為0，2003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說明在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優惠原產地規則開始起作用。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與東盟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增加0.33個百分點，原產地規則起到了保護區域內貿易的作用。
2）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智利、中國—新西蘭、中國—巴基斯坦的影響
①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 0對表5中的中國與智利（CL）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R2值為0.98，F值為155.63，DW為1.87，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智利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智利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智利的貿易額會增加1.29個百分點；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與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將2006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7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成正向變化。
②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5中的中國與新西蘭（NZ）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98，F值為156.96，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新西蘭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智利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新西蘭的貿易額會增加0.94個百分點。
另外，該方程雖然能夠說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新西蘭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本研究將2008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9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新西蘭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成反向變化。這個結果不具有解釋力，因為中國和新西蘭在2008年4月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到2009年底，實施的時間很短，而且關稅優惠的幅度以及覆蓋的范圍都很小。另外，統計值中的DW為0.896，這個值太小，可能存在自相關。
③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5中的中國與巴基斯坦（PK）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89，F值為29.10，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巴基斯坦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貿易額會增加0.85個百分點。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巴基斯坦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本研究將2005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6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巴基斯坦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成正向變化。
四、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法規體系由1986年海關總署頒布的《關于進口貨物原產地的暫行規定》、1992年外經貿部頒布的《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實施方法》和《含有進口成分出口貨物原產地標準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單》等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及配套法規的出臺及實施在緩解貿易摩擦、保護外商投資環境、加強原產地證書的簽發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此標志著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原產地制度。它的頒布和實施對規范我國進出口產品的原產地管理工作、推動我國外經貿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
1.我國優惠原產地規則不能起到充分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的目的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日益明顯，多邊貿易關稅逐漸降低，非關稅壁壘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各國能夠使用的貿易保護工具非常有限，原產地規則就開始成為各國保護本國利益的工具。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進口貨物的判定標準是“實質性加工”標準，但沒有明確說明在何種情況下適用何種標準，并且對如何計算增值比例也沒有規定方法，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定，如果采用增值比例標準，必須明確列出計算公式。這種籠統的規定容易造成原產地認定的隨意性，使原產地規則根本不能實現它的設置目標。
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加工產品的原產地認定采取以制造、加工工序為主，輔以構成比例的原則。對加工產品的原產地認定更多地注重“最終組裝工序”，而忽視了其中核心部件在原產地認定中的作用。這種較低的原產地標準造成在我國只進行簡單加工的產品輕易就可以取得中國原產地證書，也使外商更傾向于只將最終簡單加工環節放在中國境內，原材料、零部件更多的是進口，而不注重從本地采購，這對中間品產業的發展顯然是極為不利的。另外，我國規定的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標準主要缺陷在于沒有針對不同類別的產品實行差別化判定標準，這對合理引導外資投向、引進技術、提高加工貿易的層次以及改善加工貿易的產品結構是極為不利的。
2.原產地標準過于寬松和籠統
判斷標準不具體，容易造成“隨意”的現象。這種寬松的原產地規則容易使他國搭便車，不僅起不到保護我國經濟利益的目的，還容易引起貿易摩擦。比如，我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對華反傾銷訴訟逐年增多，這都是源于中美的高額貿易順差。事實上，很多商品都是在我國進行加工，附加值很小，但由于我國原產地規則過于寬泛和模糊，導致很多加工品都打上了中國制造。比如，我國原產地標準是以HS稅目號改變作為實質性改變的標準，但在《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中，沒有“以稅目號改變”的規定，由此使簽證人員在實際操作中缺乏統一的標準；《加工清單》規定的主要加工工序較簡單，要求的增值百分比標準較寬松，幾乎含有進口成分的產品都能取得中國原產地資格。寬松的原產地規則造成我國加工貿易的中間品進口 替代率低，從而使加工貿易與我國其他產業尤其是中間品產業關聯性弱，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不高。
對原產地標識的管理比較松散。目前，我國具有原產地作用的證明主要有原產地證書、出口許可證、普惠制原產地證和原產地標識。前3種證明的管理工作相對較為規范，而對原產地標識的使用和管理則較為隨意。許多加工貿易企業對使用原產地標識的意義及相關國際慣例認識不足，往往出于民族自豪感而將只進行簡單裝配的產品隨意打上“中國制造”這一原產地標識，這不僅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受到影響，引起貿易摩擦，而且也會承擔不必要的法律后果。
3.原產地認定標準不統一導致管理成本提高
圍繞中國建立的重疊自由貿易區中，不同自由貿易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有所差異。CAFTA模式采取了單一的從價百分比標準，CEPA模式采取了以加工工序標準為主、以稅目改變標準為輔的標準；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制定了產品特定清單；CNFTA模式采取了稅目改變標準和加工工序標準以及從價百分比標準相混合的標準。與其他國家建立的自由貿易區也都側重不同的原產地標準。這種原產地標準不統一使一個國家同時適用多個原產地規則，相關出口企業將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適應這些原產地規則。另外，海關的行政管理部門也需要深入了解這些規則，增加了海關的管理成本。
五、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進一步改進的方向
1.制定協調統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
我國與不同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由于國情不同，自由貿易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內容也有所差異。這在貿易往來過程中帶來很多問題。為了能夠降低貿易成本，在中國為輪軸的重疊自由貿易區建立統一協調的優惠原產地規則變得非常重要，盡量對同一產品適用相同的原產地規則。烏拉圭回合所達成的《原產地規則協定》第九章第二款規定稅則分類變化使實質性改變作為基本標準，同時“對特定產品或一個產品部門制定原產地規則時，應以補充或例外方式考慮，包括從價百分比和在為某些特定產品或一個產品部門制定原產地規則式的生產和加工的操作過程”。稅目改變標準相對于其他標準透明度高，客觀性和預見性較強，避免多種原產地規則之間的錯綜和混亂，使出口商或生產商更容易了解出口目的地的原產地規則。
在非優惠原產地規則方面，需要在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內進行協調統一。按照世貿組織《原產地規則協議》的要求，原產地規則應適用于所有非優惠性原產地目的，所以，應該把原產地規則的適用范圍擴大，制定協調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貨物原產地規則》，將其適用范圍由單純的“簽證管理”及進口貨物征稅稅率確定擴大到包括最惠國待遇的實施，反傾銷、反補貼及保障措施的實施，原產地標記的監管，其實行的進口數量限制的實施，國別進口貿易的統計等在內的所有領域。我國現有的原產地規則包括進口貨物的原產地規定和出口貨物的原產地規定，對那些僅在中國組裝、加工成品但不出中國海關的產品如何判定其屬于進口產品還是中國產品，沒有具體規定。鑒于原產地不單純是海關的“技術性問題”，而是背后隱藏著巨大經濟利益的“政策問題”，因此，原產地問題已經成為貿易政策領域的問題。所以，應該建立一套結構完整（包括原則、標準和程序）、定義清晰、商品分類詳細的更為系統、具體的貨物原產地規則，同時應成為我國反傾銷和反規避有力的工具，符合多邊貿易體系的原產地規則協議。
2.構建合理、細化的原產地認定標準
目前在世界上有NAFTA和PANEURO兩種代表性優惠原產地規則模式，兩種模式都具有比較合理、完善的標準。它們都是在以稅目標準為主的基礎上，以從價百分比和加工工序為補充的體系。3種標準各有優缺點，可以針對不同的產業特點進行不同的組合配套，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原產地規則的積極作用。而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未能對敏感程度不同的產品制定寬嚴程度不等的原產地標準，從而未能有效地利用原產地規則來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另外，應該結合不同貿易伙伴的產業結構制定有梯度的原產地標準，以便引導區內產業的發展和投資流向。通過制定有梯度、有差異的原產地規則，提高原產地規則中當地成分標準，使外資企業采用更多本地產的相關的零配件和原材料，擴大內需，扶持本地企業的發展，促進就業。為維護企業利益，政府應針對不同情況，分別制定高低不等的原產地標準，提高出口貨物中的中國成分。比如，嚴格審查落實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那些我國已有較強生產能力的被動配額產品，可針對不同情況，制訂較高的原產地標準，合理保護國內相關產業。
就完全原產地標準、原產地積累規則及監督管理規則來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原產地規則的相關規定比較符合多邊貿易談判中原產地規則的國際協調。部分原產地標準是對自由貿易區貿易往來影響最大的標準，也是分歧最大的標準，成員國之間的較量經常在這個領域。但以從價百分比標準看，對于進口商非常復雜，計算公式中涉及成本負擔、貨幣匯率的波動、主要原材料價格的變動以及銷售價格的變化等，在計算公式中的變量可變性非常大，這不僅給行政管理部門帶來了較大的工作負擔，而且在判斷原產地時也容易出現分歧，產生爭端，而且公式中40%的增加也不適用于所有產品。從促進區域整體貿易合作來看，此標準過于復雜。所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應以稅目改變標準為主，以從價百分比或加工工序標準為輔助標準，以增強原產地標準的合理性，使之更加符合自由貿易區各成員方的狀況，便于區域的經濟合作。
3.用漸進性原產地規則和積累性原產地規則解決原產地規則的非對稱性
同一個原產地規則對不同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這種影響程度與一國擁有的要素稟賦池有密切的關系。要素稟賦池是指一國在一段時期擁有的資源稟賦的量。擁有要素稟賦池較豐富的國家，在生產一種產品時所需要從區域外進口的資源越少，原產地規則對其約束程度越低，原產地規則對此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越小；反之，對于要素稟賦池較小的國家，在生產某種產品時需要從其他的國家進口多種中間投入品，原產地規則對該國企業的生產影響較大，對它的經濟和政治影響較大。為了能夠保證原產地規則的中性化影響，需要減少原產地規則對不同成員國產生的非對稱性影響，采用漸進性和積累性原產 地規則。
（1）漸進性原產地規則。漸進性原產地規則是解決原產地規則非對稱性問題的一種方法。具體的方法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對每一個區域具體的每一件產品指定不同的原產地規則；二是對不同的區域制定不同的原產地規則。比如，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自由貿易區都采用關稅目錄的改變，同時對每個自由貿易區具體的產品制定針對性的原產地規則。對某種要素稟賦豐富的產品制定比較嚴格的原產地規則，對某種要素稟賦稀缺的產品制定寬松的原產地規則，以使原產地規則對它們的影響相等。對不同的區域之間制定“容忍原則”，對不同的區域制定一定參考性的含量標準，如歐盟為10%，澳大利亞—新西蘭為2%等。
（2）積累性原產地規則。積累性原產地規則是解決非對稱性的另一種方法。一方面，可以通過擴大原有的區域，擴大成員國單個的要素稟賦池，相當于成員國之間稟賦池的合并；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區域之間的積累機制，即可以對不同的自由貿易區制定相互認可的積累原產地規則，以彌補區域之間的要素稟賦差異。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機制可以使區域之間的要素稟賦共享，但在實踐中，如果要素差異較大，雙邊積累機制依然不能解決非對稱性的問題。
注釋：
①馮冕：《中外自由貿易區發展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6頁。
②馮冕：《中外自由貿易區發展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6頁。
自由貿易的缺點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貿易引力模型;計量經濟學;政策含義
中圖分類號:F7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1009602
1 關于貿易引力模型的理論簡述
西方關于引力模型的研究較早,在20世紀60年代荷蘭計量經濟學家Tinbergen(1962)和德國經濟學家Poyhonen(1963)將引力模型進入經濟學后,對它的研究就沒有停止。最早的是Anderson(1979)從Bergstrand理論得出的完全競爭模型,這個模型認為:消費者認為產品是不同質的,即完全競爭。這個模型的經濟學含義是控制國家規模和雙邊距離,在兩個距離世界其他國家遠的伙伴國家比距離其他國家近的伙伴國家發生的貿易量大的結論。這個模型最大的缺點是生產環節沒有理論基礎。
第二個主要的模型是Helpman和Krugman(1985)的壟斷競爭模型,這個模型在假設無運輸成本,規模報酬遞增以及需求和供應方面的CES偏好對稱的條件下,得出簡單的雙邊貿易模型,這個模型的經濟含義是兩國的產品貿易量與此國總支出占世界總支出的份額和此國固定產品產出成正比,但是此模型的缺點是假設每個國家生產不同的產品,與現實差異很大。
關于引力模型的第三個模型是Feenstra、Markusen和 Rose(1998,2001)的相互傾銷模型,假設兩國技術相同并且用一種生產要素生產產品,產品的需求彈性是1,不存在運輸成本問題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當兩個國家規模相同時,世界總出口額最大。但是相互傾銷模型沒有表明雙邊進出口取決于貿易雙方貿易品的GDP。
中國在對外貿易流量方面的研究開始得較晚,且文獻較少。近幾年開始有學者基于引力模型研究影響貿易量的因素。谷克鑒的《國際經濟學對引力模型的開發與應用》一文中對引力模型的理論基礎和構造方法加以經濟學解析和運用主流國際貿易模型實施理論驗證,將貿易引力模型的變量設置成為一個不斷拓展和延伸的外生變量系列;林玲、王炎在《貿易引力模型對中國雙邊貿易的實證檢驗和政策含義》中,添加了變量“國土面積”,用APEC取代了WTO作為虛擬變量,然后驗證了是否要引入“發達國家”虛擬變量,最后用GDP、空間距離、國土面積和APEC建立模型,解釋了2002年中國對40個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數據。作者認為,使用國土面積作為解釋變量的經濟含義相對比較弱,所以就沒有在模型中驗證“面積”這個變量。
2 中國雙邊貿易引力模型的建立和實證檢驗
2.1 中國雙邊貿易引力模型的建立
本文將過去的學者對貿易引力模型的研究為基礎,試圖建立反映中國雙邊貿易的引力模型。以Linnemann的模型為基礎,對其進行擴展和修正,建立適合中國雙邊貿易的引力模型,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自由貿易的缺點范文第3篇
“一帶一路”是共同商量，共同
建設，共享成果的平臺
“一帶一路”是中國在全球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國家經濟合作日益增強的大背景之下，首次成功倡議的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平臺。在新型的國際區域合作平臺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互有需求。中國現在最大的需求就是轉方式、調結構，調整失衡的經濟結構。當前，中國的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制造業的比重過高，而服務業的比重太低。對于“一帶一路”很多經濟體而言，情況正好相反，屬于制造業嚴重發展不足。 “一帶一路”的很多經濟體缺乏能源、缺乏基礎設施、缺乏工業化的進程，人口多，有的甚至沒有擺脫貧困。
中國在基建和能源供給、工業化的發展方面都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形成了大量的優勢產能，可以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工業化和脫貧的發展需求對接和結合，實現共贏，走向共同發展。因此，“一帶一路”不僅是中國一家的發展需要，也是“一帶一路”其他國家發展的客觀需要。如果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能夠朝著這個方向去合作，未來中國的經濟會變得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續。“一帶一路”的這些經濟體，整個“一帶一路”的區域平臺也會變得更加均衡、更加可持續，從而糾正全球經濟失衡，推動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現在，有將近10個國家都已經開始從戰略規劃的層面上來積極謀劃，也有很多國家積極行動起來，在“一帶一路”的平臺上和中國進行對接，從不同的產業領域和中國合作。我們也和有關國家商量相關的時間表、路線圖，為將來的長期合作奠定基礎。
“一帶一路”具有四個開放
包容的特征
第一個開放包容，“一帶一路”的合作理念是開放包容的。我們的合作理念是“和平發展和互利共贏”，圍繞這樣的理念，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是共商、共建和共享。
第二個開放包容，“一帶一路”在合作的空間上是開放包容的。現在的“一帶一路”空間范圍是以亞歐大陸作為核心，延伸到非洲、延伸到大洋洲，這樣巨大的一個區域合作平臺，我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能夠有機會參與。在這個平臺上，我們不需要談判，也不需要設置高門檻，只要這些國家有合作意愿，我們都歡迎他們參加到這個平臺上來。
第三個開放包容，合作領域是開放包容的。 “一帶一路”要實施“五通”，從政策溝通到設施聯通，到貨物的暢通、資金的融通和民心的相通，這樣“五通”廣泛的領域也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國際區域合作的機制，或者說國際合作的平臺。它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同時在“一帶一路”上的很多經濟體，有的國家說在現在的階段可能只能做“三通”，那就先推“三通”，有的國家說可以做“五通”，那可以做“五通”，這樣可以有多樣的選擇，適合他們的國情，非常適合“一帶一路”不同國家的發展需要。
第四個開放包容，合作方式也是開放包容的。我們既有機制性的合作方式，比如在愿景和行動當中提到一系列的機制，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清邁倡議、中國東盟自貿區、亞投行絲路基金，未來會有RCEP，還會有其他的機制。但是在合作的過程當中，也需要非機制性的合作。在我們和有的國家沒有任何合作機制的情況之下，可以通過一個項目或者一個領域的具體合作，來推進我們的合作。從這個角度來講，打一個比方，“一帶一路”平臺比較像一副中藥方，中藥方的特點就是成份比較復雜，相互之間是平衡的，而且是可以互相促進。自由貿易協定更像是一副西藥方，因為成份非常清晰，一旦用藥見效會很快，會有貿易創造、投資創造，缺點是如果不用藥就見不到效果，而且還必須經過談判。“一帶一路”建設有一個更高的境界是不排斥自由貿易協定，我們可以在“一帶一路”的平臺上把兩者結合起來，這樣效果會更好。其實在“一帶一路”的平臺上，現在已經有了比如中國東盟自貿區、中國和巴基斯坦自貿區，也有現在正在談判中日韓自貿區，GCC海外六國的自貿區，中國東盟自貿區要升版，RCEP的自貿區也會加速推進，未來和以色列、斯里蘭卡這些有意向的國家，包括歐亞經濟同盟，現在都在商談以后未來會推進自貿區的建設。此外，現在還有小自貿區的建設，自貿園區，包括上海自貿區，廣東自貿區是“1+3”的格局，未來會形成“1+3+N”的格局，會有更多的自貿園區會形成網絡。自由貿易協定的大網絡，再加上自由貿易園區的網絡，它會互相促進，來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水平，溝通推進未來“一帶一路”建設走向繁榮。
“一帶一路”也是一個復雜的
系統工程
這個系統工程是有層次的。現在“一帶一路”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投資環境有待改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但是在“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都是萬億級美元的，規模非常大。為了改善基礎設施，為了讓民營資本愿意到“一帶一路”國家去進行貿易和投資，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善基建，并且促進互聯互通。要做到這一點，就必然需要有亞投行，有絲路基金，也要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進行合作，我們也歡迎發達國家的開發性金融機構能夠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當中來。
如果我們能夠把基建和民心相通改善，就意味著未來在“一帶一路”的平臺上，私人資本所帶來的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會不斷增加。時間積累長了以后，會形成“一帶一路”上新的全球供應鏈，新的區域生產網絡，就會增強整個區域在全球的競爭力。未來當生產網絡和新的供應鏈建成之后，這些國家之間必然就會產生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性安排的需求，就會朝著共同繁榮的目標邁進。民營資本也包括國有企業在這樣的建設過程當中都有機會找到巨大的發展商機，也都能發揮它們相應的作用。
“一帶一路”的建設
機遇和挑戰共存
現在根據估算，“一帶一路”沿線的總人口大約占到全球的63%，經濟總量占到全球的不到30%，貨物和貿易的出口占全球不到四分之一。APEC人口占全球的比重是40%左右，比“一帶一路”的人口少得多，但是APEC這個平臺上的貿易總量和經濟總量都是“一帶一路”平臺的一倍以上。這說明“一帶一路”的平臺和APEC的平臺中間有一個巨大的發展落差，這個落差雖然從一方面看可能不是好事，但是從中長期來看，卻蘊藏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
從中長期看，“一帶一路”對中國、沿線國家而言，對全球增長而言，都是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的一個平臺。但是在“一帶一路”平臺上，很多國家現在的發展水平很低，有數據顯示，“一帶一路”的平臺上低收入的國家，即人均收入GDP在1045美元以下的國家，人口占到將近7%。中等偏下及低收入的國家，人均GDP在1000-4100美元之間，人口占一半以上。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在區域合作的過程當中面臨著挑戰和困難比較大，更何況有十幾個經濟體連WTO的成員都不是，還有一些經濟體處在貧困或沖突和戰爭當中。這些國家市場秩序比較差，市場機制也比較弱，發展風險比較高。面對這樣的風險，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當中，無論是中方的企業也好，還是“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也好，在進行推進貿易和投資的過程當中，都需要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和市場工具，及時去識別在市場上可能遇到的風險。項目推進過程當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同時要用各種有效的工具積極應對這些風險，逐步推進“五通”的建設。
“一帶一路”的建設是國內區域
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區域經濟
合作并存和互動的新型平臺
自由貿易的缺點范文第4篇
國外保稅區的建設可以追溯至1547年意大利熱那亞的里窩那，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以自由港命名的自由貿易區。而國外關于自由港以及保稅區建設的理論依據則紛至浩繁，下面將著重介紹比較典型且與本文關聯度較高的保稅區建設理論。
威廉?配第于1662年出版的《賦稅論》，其第六章專門對關稅以及自由港進行了論述。配第在其《賦稅論》中，對征收關稅的缺點進行了詳細論述，配第認為征收關稅的缺點主要表現在：第一、對于半成品征收關稅無疑是殺雞取卵；第二、征收關稅的成本比較高；第三、征收關稅容易誘發走私活動；第四、關稅占政府財政收入的數額較小，在關稅之外還要開征其他賦稅。而關于自由港配第認為，設立自由港即使不對進出口貨物征稅，國家同樣可以從駛入的船舶上海員以及游客的花銷、港口勞動者的工資以及碼頭倉庫的存儲租費增加國民收入。這是較早的關于自由港建設的理論闡述。
而對保稅制度產生直接誘發作用的是經濟學關于稅收額外損失的論述，現代經濟學認為，征稅會提高支付者的價格，降低廠商的價格，最終稅收會降低實際產量，進而會降低社會總福利水平。具體而言，征稅必然會產生社會成本，而社會成本由政府取得的稅收收入和因征稅而導致的實際產量下降所引起的額外損失，即所謂的稅收額外負擔構成，而稅收的額外損失直接導致社會福利的下降，源于此，激發了人們研究保稅區的熱情。
跨區域綜合保稅區的基本理論支點是比較優勢理論，因而在此有必要將比較優勢理論進行系統梳理。通常而言，比較優勢理論包括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及要素稟賦理論。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的基本含義是一國與另一國相比，在某種商品生產上具有更高的效率，那么則稱該國相對于另一國在該產品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具體而言，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包括如下四方面內容：第一、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社會財富；第二、分工的原則是成本的絕對優勢或絕對利益；第三、國際分工是各種分工形式中的最高階段，國際貿易量是實現國際分工的重要途徑；第四、國際分工的基礎是有利的自然稟賦和后天有利的條件。由斯密的主要觀點可以看出，其絕對優勢理論是以分工為前提的，然而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存在明顯的缺陷即一國若想參與國際貿易，那么必然至少要有一種產品的生產與其他貿易國相比具有絕對優勢，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也正基于此李嘉圖修正了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不一定專門生產勞動成本絕對低（絕對有利）的產品，而只要專門生產勞動成本相對低（利益較大或者利損較小）的產品即可進行對外貿易并從中獲利。盡管李嘉圖對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進行了修正，并提出比較優勢產生的源泉是各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異造成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李嘉圖并未對產生差異的原因進行闡述，源于此，赫克歇爾以及俄林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H―O模型），要素稟賦理論對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原因進行了闡述。具體而言，要素稟賦理論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內容：第一、商品價格的相對差異是產生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第二、假如兩個國家生產要素存量的比例不同，即使兩國相同的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完全一樣，也會產生生產成本的差異，從而使兩國發生貿易關系；第三、國際貿易可以逐漸消除不同國家之間的商品價格的差異，從而使兩國生產要素價格趨于均等化。
在實證分析方面：
當前國外關于保稅區建設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成本―效益分析模型、DEA模型、SWOT模型、灰色關聯度分析模型、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等。成本―效益分析法，是由澳大利亞學者彼得?G?沃爾（Peter? G ?Warr）率先提出的，其最初用于對出口加工區的福利經濟分析，沃爾將他所做的基于凈現值（NPV）的成本―效益分為成本與效益兩個基項，在效益項目中，沃爾選擇了就業、外匯收益、稅收及其他財政收入等多項評價指標，成本項目則選擇了電力等能源消耗、行政管理費、國內貸款等項目。通過計算歷年現金凈流量，對保稅區的運行情況進行評價。在國內劉恩專（2004）在沃爾德成本―效益分析模型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實際，對部分指標進行了修正，最終以天津保稅區為例，對其運行情況進行了評價。DEA模型是由運籌學家Cooper、Khodes以及Charness等人于1978年提出的，DEA模型具有客觀性強的特點，目前廣泛用于各種效率的評價之中。而在我國保稅區運行效率評價上。
SWOT分析方法最早是由哈佛商學院提出的，SWOT模型被廣泛應用于企業戰略分析之中。而本文則將運用SWOT模型對云南跨區域綜合保稅區建設區位進行分析，以明確相應的內部優勢（Strenths）、內部劣勢（Weakness）、外部環境機會（Opportunitiess）以及外部環境威脅（Threats）。
柯布―道格拉斯模型是經典的經濟學模型之一，其最早是由美國數學家柯布（C.W.Cobb）以及經濟學家保羅?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是在引入技術資源這一因素的基礎上，對一般生產函數的改進，主要用于預測國家、地區工業系統以及大企業的生產。而在國內田雅娟、甄力（2013）將其運用于保稅區對腹地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的實證分析之中，通過Eviews軟件，運用混合面板模型實證分析了保稅區對腹地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
（作者單位：云南財經大學財政與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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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的缺點范文第5篇
以斯蒂德曼為代表的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
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更大的規模經濟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其“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一步。
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代表的凱恩斯在國際貿易方面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20世紀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
1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
(1)以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為代表的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認為：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2)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
(3)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國際金融一體化
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趨勢已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也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包括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難以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于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提出了挑戰。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為首的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的，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了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權會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
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提出了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的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像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
國際匯率問題
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的異常現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2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么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
3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研究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1%，“南方”銀行危機的可能性就增長3%。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券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