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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學比較論文范文第1篇

（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京 210096）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國學生和英語母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為調查對象，從結構和功能角度對比分析了中外大學生在英語學術寫作中的詞塊使用情況。研究發現，與英語母語學生相比，中國學生使用了更多數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的詞塊，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對“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明顯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關鍵詞 ： 詞塊；英語學術寫作；語料庫語言學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圖分類號：H310.43/.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國心理學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了“組塊”（chunking）的概念，用以闡釋單個信息集結成塊的過程[1]。這個“組塊”的概念后來被語言學家移植到語言學領域，就有了“詞塊”的概念[2][3]。詞塊（或稱預制語塊、詞塊、組塊等）是由連續或非連續的兩個或多個詞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現實性的（即使用時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經過語法生成或分析）預制語言單位[4]。詞塊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際時語言表達的地道性、連貫性和生動性。詞塊的學習能夠減少大腦處理信息時的負擔，有利于自動識別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達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語塊習得逐漸成為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

國外語言學界對詞塊現象進行了較為深刻的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國內對詞塊的研究始于本世紀初，對詞塊在二語習得或教學中的作用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經筆者綜合檢索，發現國內關于詞塊研究的文章數量穩步增長，2009年至今，研究文獻迅速增加。國內過去十年左右時間里對詞塊的研究囊括了詞塊的定義、分類、識別，詞塊與語言水平（聽、說、讀、寫）的相關性研究，二語學習者詞塊（口語、筆語詞塊）使用特點，詞塊教學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內容。上述各類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論探究又包含基于語料庫或語料庫驅動，基于教學實踐的實證研究。數十年的詞塊研究打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詞匯語法二分法的觀點，提出了以詞匯語法為其一，以詞塊為另一內容的語言習得二重模式，這是語言學研究的重大進步。

然而，綜觀國內外學術語篇中詞塊的相關研究，很多都是對比研究二語學者和本族語學者使用詞塊的差異，鮮有中國學生與英語本族語學生詞塊使用的對比研究。針對該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語料庫，通過對比分析2011-2013年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探討中外學生詞塊使用的異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兩個總字數約100萬的學習者語料庫，分別命名為語料庫A和語料庫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國英語學習者所撰寫的30篇碩士論文組成，后者則由2011至2013年英語本族語者所寫的30篇碩士論文構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為避免體裁和學科差異造成的詞塊使用方面的差異，自建的兩個小型語料庫中的文章均為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領域的英語碩士學位論文。接著，用AntConc 3.3.5w軟件提取符合條件的四詞詞塊。本研究選擇Cortes[6]較保守的20次/每百萬詞的提取頻點，并要求所提取詞塊至少分布在5個文本中。最后，根據Hyland[7][8]的四詞詞塊結構及功能分類（分別見表1和表2）對兩個語料庫中的目標詞塊進行分類，對比分析中國學生與本族語者學術寫作中四詞詞塊使用的異同點。

2 結果及討論

本小節將通過考察語料庫A和B中四詞詞塊的結構及功能分布，對比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者的詞塊使用情況。根據統計，語料庫A共有字數約521,330，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為222，形符總數為4,325；語料庫B共有字數約528,344，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為177，形符總數為3,550。由此可見，中國學生比英語本族語者在碩士學位論文中使用了更多類型和更多數量的四詞詞塊，對詞塊依賴程度更大。

表1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結構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以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的比例。根據表1，在兩個語料庫中，結構為“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詞詞塊使用較多，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種類，在語料庫B中占22.6%，在語料庫A中則多達26.1%。該研究發現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如Hyland[7]發現，碩士論文前50個高頻四詞詞塊中，“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最常見。相比之下，本族語學生更偏好介詞短語詞塊。在語料庫B中，介詞短語詞塊種類數的比例（“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與“其他介詞短語片段”比例之和）高達31.7%，而在語料庫A中僅為20.7%。值得注意的是，屬于“其他介詞短語片段”類型的詞塊“on the other hand”在兩個語料庫中都是最高頻的詞塊，在語料庫A、B中的標準頻次分別為205、214次/每百萬詞，說明英語本族語學生和中國學生一樣，對“on the other hand”詞塊依賴性很大。

表1顯示，中國學生碩士論文中“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四詞詞塊明顯多于英語本族語者碩士論文。具體而言，語料庫A中被動結構的四詞詞塊種類占9.9%，語料庫B中該比例為6.2%。這一現象似乎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Wei & Lei[9]也曾指出，同專家作者相比，中國高級英語學習者明顯使用了更多的“被動動詞+短語片段”詞塊。由表1可以看出，在兩個語料庫中，“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詞塊在語料庫A中占到3.6%，在語料庫B中稍微高一點，占到4.5%。Wei & Lei[9]發現學習者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的頻率明顯低于學者型作家，因而學習者，尤其是中國學生對于該結構詞塊的使用能力有待發展。“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性詞塊雖然數量和類型較少，但是此類詞塊可以為作者表達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態度提供很好的話語資源。

從總體上看，語料庫A和B中短語類詞塊（主要包括“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其他名詞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介詞短語片段”）的種類都比句子片段類詞塊的種類多，該特點進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即學術英語詞塊更偏短語化[9][10]。

表2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功能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的比例。根據表2統計數據，兩個語料庫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及比例從“研究主導的詞塊”到“文本主導的詞塊”再到“參與者主導的詞塊”呈遞減的態勢。這一現象與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發現一致，說明學術寫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過對于研究材料、研究過程等的清晰表達而非通過話語資源來證實自己的學術能力。同時，本研究中選取的應用語言學學科中的論文大多是基于實證數據的，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研究主導的詞塊”的高頻使用。根據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專家學者，其使用比例越來越高，該結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的使用頻率隨著語言水平的提高而顯著增加。據此，中國學習者及英語本族語者都應當提高本文意識，同時注重讓讀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顯示，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導的詞塊”的五個小分類中，語料庫A和B都使用了很多類型的“描述詞塊”，該類四詞詞塊種類數在語料庫A中占到22.7%，在語料庫B中占到19.8%，遠高于“時間、地點詞塊”、“過程詞塊”、“量化詞塊”及“和研究話題有關的詞塊”的比例。這說明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在學術寫作中都特別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境等信息，體現自己研究的客觀性。相比而言，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該類詞塊的使用。語料庫A和B中“文本主導的詞塊”比例差不多，分別是22.5%和21.5%，差異主要體現在每個小類的數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細觀察可以看出，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最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但是中國學生“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種類數明顯低于英語母語學生，而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對“觀點、態度詞塊”的使用上。這說明，英語本族語者使用了更豐富的詞塊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評價。

3 結束語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中國學生2011-2013年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比同時期的英語本族語者碩士學位論文使用了更多數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同英語本族語者相比，中國學生2011-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中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是“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明顯較多，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一樣，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強。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現為：中國學生較少使用“觀點、態度詞塊”明確自己的立場、凸顯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詞塊功能小類上，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描述詞塊”的運用，來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境等信息，強調自己研究的客觀性。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較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

中國學生在詞塊使用方面，和英語本族語者還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議外語教師使用基于語料庫的教學方法，促進學生更好地認識和使用詞塊。

注釋：

①結構類別8是本研究加進去的。

參考文獻：

[1]戚焱.英語專業學生口語中詞塊使用情況的跟蹤研究[J].外語界,2010(5):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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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麗云.語言哲學視域下語塊對二語學習的成效性反思[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4):17-22.

[4]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李繼民.國內外語塊研究述評[J].山東外語教學,2011(5):17-23.

[6]Cortes, V.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4,23(4): 397-423.

[7]Hyland, K. Academic clusters: Text patterning in published and postgraduate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a, 18(1): 41-62.

[8]Hyland, K. As can be seen: Lexical bundles and disciplinary variatio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8b, 27(1): 4-21.

中外文學比較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地方本科院校;比較文學;教學改革

中文是我國普通高等教育中歷史悠久的傳統學科。由于其厚重的專業基礎、廣泛的就業面以及相對固定的社會需求量，成為地方性院校普遍開設的專業。然而，隨著許多地方性本科院校開始放棄傳統的精英大學發展目標，選擇了多學科性、應用型大學發展之路，傳統中文專業課程教學亟待進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為社會服務，為實踐服務，培養中文應用型人才。面對地方本科院校當今的轉型發展之路，如何在教學中將必可不少的理論與時代需求相結合，就成為中文專業教師普遍面臨的困境和迫切解決的任務。

一、比較文學本科課程教學現狀與反思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較文學正式作為一門課程進入我國高等教育的課堂。縱觀現今比較文學的本科課程，無論是教學目標還是教學內容，都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正如陳惇所言:“隨著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各校開設的課程也與以往不同。除了講比較文學原理的課程之外，還有作家作品的比較研究、文學類型的比較研究、文學思潮的比較研究、比較詩學、中外文學關系史、跨學科研究等，確實比以前豐富多了。”［1］造成比較文學在教學目標、教學內容等方面多樣化發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決于各學校在具體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進度、教學大綱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這種多樣化又是沿著三個方向在演變:一個方向是繼續講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第二個方向是比較文學理論體系中的某一個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學關系史、比較詩學、跨學科研究等，它們本來屬于比較文學理論體系的一個部分，現在把它們單獨分離出來，自成一個專題，進行深入的探討;第三個方向是把比較文學與其他學科結合起來，或者說是有意識地運用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種學科的某個專題。［1］而對比較文學本科課程的教學內容，學界有多種看法。有學者認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較文學本科課程的最好形態，是將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外國文學史的內容，與現有的比較文學相關理論探討與方法講解結合起來，以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為主的種種現象方面的內容來充實現有的比較文學教材與課堂，讓比較文學課程教學內容更加多樣化、綜合化、‘文學史化’”。［2］還有學者認為“比較文學本科課程要輕概論，而重在講具體案例”［3］。持后一種看法的不只一位學者。有學者因為在本科階段進行的比較文學課程教學實踐中，“教學的實際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學生在學完學科的基本理論知識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較文學，學習本學科有什么用，比較文學的論文應該怎么寫”，所以主張比較文學“課堂教學的內容重點就不再是對純學科理論知識的學習，而在于具體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學習，包括比較文學的基本類型和研究方法，文學范圍內比較研究的領域，以及每一種研究方法應該怎樣去操作等”［4］。針對上述教學目標演變的三個方向課程安排各有特點與優勢，但都有不足。全面講授學科原理的課程易失于枯燥晦澀，專題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較詩學等課程雖長于專精，但有失廣博與系統，與其他學科結合的課程如“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現代主義”“魯迅與中外文化”“俄國文學與中國近現代文學”“中西戲劇比較”等課程針對性強，但也因為專精，容易失卻比較文學的學科特色。

二、比較文學教學建議

(一)堅持理論與實例教學并進

在堅持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原則之下，既要講授比較文學作為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實例的介紹。學科的基本理論介紹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經過一學期的學習，作為初學者，學生能掌握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學科歷史、學科特征、學科研究范疇等具有完整性和體系性的知識。另一方面，從比較文學本科階段的培養目標來看，如果將學貫中西從事高級研究的人才培養作為比較文學本科教學的培養目標并不現實，因通過大學四年級一個學期幾十個課時的教學就能讓學生一躍成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專家未免不切實際，而幾十個課時的教學讓學生對比較文學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較文學研究意識和較為開闊的比較視野則是有可能實現的。有學者主張“比較文學課的主要內容則大致可分為三大塊:一是比較文學的概念原理和規律;二是比較文學的歷史，包括中外比較文學的發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動態;三是比較文學的研究策略和方法。這三塊內容中，第一塊和第二塊是較固定的內容，更多的屬學理知識，同時也因比較文學歷史較短而容量較小。第三塊既是學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實踐意義，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內容的選擇往往受到教師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課時長短的影響，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隨意性”［5］。筆者對此分類非常贊同。實際上，這三塊內容較好地將理論講解與實踐操作結合在了一起，一并考慮了本科課程設置的規范性與高校教師授課的個性化特點，既有相關的概念原理、學科發展歷史的介紹，又有研究方法與研究實例的詮釋，精專與文博兼而有之。當然，在實際操作中，因為課時有限，內容安排過多并不合適，以上三塊內容還是應該擇其重點，合理分配比例。簡之，教學對象、教學目標的不同決定了教學內容的不同。在設計與選擇比較文學本科階段的課程教學內容時，一定要將其與研究生階段的教學內容進行區分，本科階段主要是為了普及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礎知識，自然應當側重前兩塊內容，而研究生階段則重在提高學術水平，可以進行一些專題性的介紹。

(二)堅持課堂講授與討論結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較文學的本科課程教學，在教學方法上應堅持講授與討論相結合。因為教學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學內容、教學目的來決定。比較文學本科課程堅持理論與實踐兼備的教學內容決定了教學方法中需同時采用講授與討論兩種方法。對于那些理論性強的名詞術語、概念、學派觀點應由教師進行細致分析與解釋，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師一言堂、滿堂灌，教師應適時地舉些例證或者提出問題啟發學生進行思考，讓學生運用所學的方法嘗試著進行分析，以期養成研究的習慣與思維方式。為了取得更好的討論效果，最好由教師提前布置好題目讓學生準備，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論之有效。比如在比較文學中關于“形象學研究”講授時，筆者發現同學們往往對“他者形象”特別是隱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難度，為了讓學生們更好地理解形象學的研究內容和對象，在老師對相關概念進行講授之后，以討論的形式，組織學生們親自閱讀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課堂中分析討論“作者是如何塑造異國異族形象”“塑造異國異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問題，讓學生們在討論中體會和理解“形象學”的相關理論知識，讓學生在實踐中驗證理論，在理論中培養實踐能力。

(三)充分體現比較文學專業特點，做好跨界融合

比較文學是一門新興學科，“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及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例如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換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6］。因此，比較文學具有跨文化、跨學科的特點，所以，在進行本科課程教學時必須堅持其“跨”的特點，要跨越單一的文化背景和學科背景，達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謂跨界融合的第一層意思是跨對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學內容的比較研究與講授，又要做好文化現象的比較研究與講授。當然，文學作為學科的出發點，其內容所占比例應相對高于文化現象的講授比例。在文學類關于中西方詩歌異同的研究與講授中，除了要對詩歌這一文體在中西方的差異進行分析外，更重要的還需要引導學生從文化差異的角度來思考分析導致中西方詩歌差異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層意思是跨學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與中國古代文學、外國文學、現當代文學等學科在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區別，又要及時吸收這些學科的新理論、新觀念和新成果。一般來說，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晚于中國文化概論、文學概論、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等課程，此時的學生已有了較為系統的中國文學史知識和外國文學史知識，這樣在比較文學課程教學時教師既不是炒冷飯，重復介紹，又可以充分引導學生利用所學的知識進行比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層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國與外國的比較。中國的比較文學無論在研究還是教學方面都應該立足于本民族，從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出發進行中外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對話與溝通。也只有在對別國文學、文化的觀照中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國的文學與文化。這一點正如學者嚴紹璗所說:“一旦把這種跨文化的立場變成自己的學術觀念和方法論基礎，我發覺自己對從前擁有的關于中國文學和東亞文學的各種知識產生了不少躁動不安的情緒，即時常懷疑自己已經獲得的知識的真實性價值。”［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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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鄒建軍．論高校本科比較文學課程教學內容的“文學史化”［J］．世界文學評論，2007(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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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盛財．關于普通高校比較文學教學的幾點思考［J］．邵陽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1):22－23．

［5］韋建國，吳孝成．試論比較文學教學中的具有實踐功能的可操作性———關于21世紀高校文學課教學改革的思考(之四)［J］．伊犁師范學院學報，2002(2):51－52．

［6］陳惇，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9．

中外文學比較論文范文第3篇

去年的金秋時節，紐約氣候宜人，風光無限。我來到已經走過250年漫長歲月的哥倫比亞大學，不禁心情激動，感慨萬千。兩個半世紀以來，哥大作為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學，不僅為美國培養了大批人才，而且有眾多的海外各國留學生在此讀書深造。近百年來活躍在中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學術界的那些舉足輕重的文化名人，留學哥倫比亞大學的不在少數。隨口數來，即有、馮友蘭、張伯苓、蔣夢麟、蔣廷黻、陶行知、陳鶴琴、顧維鈞、宋子文、徐志摩等，不下幾十位；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學領域的著名科學家，則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如今，到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的中國留學生更多。漫步在哥大古典而又現代的校園，不時會迎來華族學子自豪而又愜意的笑臉。可以講，中國留學生已經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教學的一部分，中國社會文化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有鑒于此，結合該校創建250周年的隆重慶典，2004年9月10日至11日召開了“中國留學生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聯系國際學術研討會”。可謂匠心獨具，意義深遠。

討論會共收到近40篇論文，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探討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的思想、學術、為人、社會貢獻及其與在哥大受教育的關系，其中有學數學，物理、化學、工程和醫學等自然科學的，有學哲學、歷史、文學、經濟、教育、法學、外交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內容之豐富，涉及人物之廣泛，前所未有。有不少參加會議的學者本身就是哥倫比亞太學的畢業生，他們重返母校，回憶當年的學習和生活，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探討中國留學生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化聯系，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樣的中國留學生研究，內容豐富，新意迭出，讓人眼界大開，可以講為拓展和深化今后的留學生研究開創了一個極好的新途徑。從中國留學生研究發展的歷程來看，目前到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眾所周知，20世紀20年代末，舒新城先生出版了他的《近代中國留學史》，開啟了中國留學生研究的先河。三四十年代零星地有一些研究留學生的論著出現，但并沒有形成氣候。20世紀50到7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制約下，留學生的研究基本處于停頓狀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春風的推進下，尤其在史無前例的留學大潮的帶動下，留學生研究逐步“火”起來了。到2000年前后，不僅研究的論文、專著成批涌現，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大有創新，研究的群體隊伍也初步形成，相關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不斷召開。近兩年，在香港、紐約、天津、徐州、珠海等地先后召開了5次規模盛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應該說中國留學生的研究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再進一步向前發展，困難很多。哥倫比亞大學這次研討會以一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作為研究的平臺，中美學者坐下來在一起做認真深入的探討，應該說是深入研究中國留學生的一個好方法。以往我們按國別、按地區、按社團、按事件，按學科等來研究留學生，成果頗豐，哥倫比亞大學這次會議按學校來研究的方法則更進了一步，非常值得提倡。對美國、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等國一些中國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名牌大學加以專門的研究探討，無疑會將中國留學生的研究引向深入。與此同時，中國選派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也可對那里出國和回來的留學生加以系統而深入的考察。假如這些重要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梳理清楚了，留學生的研究自然會躍上一個新臺階。

還應該指出的是，以中外著名大學為著眼點來研究中國留學生，不僅使留學生的研究具有了世界性，會增強我們從中外文化的雙重視角或曰從世界文化的大視野來解析中國留學生的學習、生活、思想和行為，而且有助于中外大學的合作與交流。客觀地講，中國留學生本身就是受母體文化和異體文化熏陶的特殊的新型知識群體。從一定意義上講，他們是“土”“洋”互動的結果。一般我們講中國留學生學貫中西，就是指他們的文化結構具有了世界性，或者說他們是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使中國文化復興。因此，留學生的研究必須有世界眼光，必須有世界意識。在這次哥倫比亞太學的中國留學生研討會上，許多學者都提到了這一點。實事求是地說，如果不從世界的角度來透視兼通中外文化的中國留學生，留學生的研究肯定是“夾生飯”。所以應該呼吁和倡導世界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留學生研究。

中外文學比較論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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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者陳軍的論著《建構與解構：文藝學美學論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下文簡稱《建構》）是作者近十年文藝學美學研究成果的輯集，它展示了作者從“入門”到“成熟”的學術歷程，也突顯了作者面對紛繁蕪雜的歷史文獻和研究論著，所進行的獨立、細致、深入的理論思考。

（一）

不同學科的交叉相接之處，最易是學術創新點之所在。著名學者楊義在接受訪談時說，“做學問應該是開放的，在這個知識系統里面放進另一個知識系統……放進來之后我就要對話，智慧是在交叉中升華的。學科的進展往往是一種學科視野中增加另一種學科視野，產生了對話關系，生成了新的學思空間”1，“以一種謙虛、刻苦、實事求是的學風，在一些新領域和各領域的交叉處投入盡可能多的生命付出和生命體驗，是會獲得應有的長進的”2。陳軍以其刻苦努力驗證了楊義先生話語的正確性，作為新世紀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他持之以恒、努力探研，扎實寫作、成績喜人。《建構》中的《生態美學與現代性》一文將“現代性”與“生態美學”進行交叉研究，《芻議比較視野里中國古典戲劇的現代性》一文將“現代性”與“中國古典戲劇”進行交叉研究；作者通過學科的交叉與碰撞，濺出了思想的火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現代性本身是一個多維的概念，它既是歷史分期的概念，又是社會學的概念，還是心理學的范疇，這本身是一個較難把握的概念。但是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學術陣地與入思起點，陳軍立足于文藝學美學，以現代性之眼來觀照文藝學美學，最終落腳點仍在于文藝學美學。關于生態美學，作者針對紛繁的現代性概念，在社會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二維之間沉思，“展開對生態美學與現代性關系的初步觀照，以期獲得生態美學、現代性研究的新向度”3。而作者對中國古典戲曲的理論研究，則是在中西比較詩學的視角下，探索其中蘊含的現代性因子，力圖激活古典文藝理論的當下活力。這樣的交叉研究，確實拓展了學思空間，開闊了理論視野。

類似的交叉研究還體現于作者主持的研究項目“中國古代文學藝術飲食化批評研究”的相關成果。作者敏銳地察覺到飲食與文學藝術之間的關系，挖掘了古代文學批評中以飲食喻文的淵源，探索了以飲食喻文所體現的文學觀念，又從比較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學批評中以飲食喻文的異同；作者又以戲曲為個案與專題，就其與飲食的關系展開研究，二者交叉之處有無盡的美學風蘊與文化意味。

交叉研究容易出新，但交叉研究對研究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視野開闊、學思敏銳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兩個或幾個領域相當熟稔，這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的投入，需要勤奮扎實的探研。作者能夠在飲食與文藝的交叉處展開富有意趣的理論探索，那和一段“長達八年的工作和生活經歷”4有關，這是時間的打磨與理論的積淀。學界倡導“兩條腿走路”的學術理念與方法，正是提醒學人在兩個或多個知識領域中同時投入精力，都盡量達到熟稔的程度，這些知識領域的積淀，對以后個人科研的理論創新和多向拓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陳軍在曲論和文論之間的交叉研究，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二）

對于文藝學美學研究而言，原典細讀具有突出價值與重要意義。但是近十余年來，相當數量的文藝學美學研究生逐漸喪失了閱讀原典的興趣與能力，這一方面是由于各類教材和通史性著作的大量出版給人們的偷懶造成客觀的條件，而文言文、外文又造成了閱讀難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就業形勢的嚴峻導致學子們就業取向較為多元，致使部分初學者的學術興趣、學術自信心和研究毅力大大衰減。然而，原典細讀問題卻正是未來文藝學美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必須考慮與研究的重要問題。

陳軍《建構》一書中的相關論文，有一部分是作者讀書期間的課程論文，經過多番打磨，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對于青年學子而言，這是難能可貴的，而這一切成績，正是在原典文獻中探微索賾的結果。不畏學界陳說，一切從原典細讀中得出觀點與結論，是作者的為學特色。洋洋十大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作者曾集中地通覽，并且詳細做了幾大本讀書筆記，于是誕生了一批優秀論文，《論“本色”與“當行”》、《論亞里士多德之悲劇觀》、《中西古典戲劇觀眾觀之比較》等，題目似舊，其文實新，作者在中西比較、古今對接的理論視野中，加入個人的思考與體悟，新意叢出，文采斐然，難就難在面對人人可見的材料，能否下苦功去研讀，在研讀時，能否有美學的慧眼、文論的燭照。

陳軍的特長還表現在對文藝作品的賞鑒能力。正如作者經常臨摹古代書法大家而具有較深的書法造詣一般，他很喜歡閱讀古今文學作品，并具有批評和賞鑒的靈根。《建構》中多篇論文所體現的建構與解構精神，就與對文學藝術原作的靈性解讀有重要關聯，《羅密歐與朱麗葉》與《西廂記》的比較研究、大江健三郎短篇成名作的分析解讀即是這方面的佳例。

旅美學者余英時先生曾說“方法隨著學術的發展而日新月異，但我們治學仍應從熟悉基本典籍入手。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的序錄中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固是不易之論。百遍縱或未能，三復必不可少’。這是深識甘苦的話”5。在學術之路上，不可避免會存在一種“影響的焦慮”，而心領神會的理論原典細讀，以及富有個性和體溫的文藝文本的靈性解讀正是突破焦慮、實現創新的重要途徑，陳軍的成功就是經由原典而發出自己聲音的良好例證，具有突出的示范意義。

（三）

材料詳實、思辨細密是陳軍《建構》一書的又一特征。凡學者為文，或文獻資料極為詳實，而失之于理論思辨的欠缺，或理論建構較為嚴謹，卻因材料欠缺，而失之于空疏，兩者的巧妙結合無疑是最好的。張伯偉教授曾指出：“不能唯文獻是論，做學問的最高境界是從文獻出發，最終從中抽繹出自己的理論來”。6這對于當今的青年學人而言，無疑具有普遍而深遠的意義。

《建構》一書中的第四編為教材研究，題為《建國以來文學理論教材建設管窺》。正如作者所說“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與反思，長期以來一直是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7，建國以來的文學理論教材眾多，且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較繁多，一般人會覺得很難出新，而陳軍以理論問題為抓手，圍繞問題幾乎窮盡所有研究資料，然后就材料進行細密的分析與解讀。面對紛繁蕪雜的文學理論教材，作者名為“管窺”，實是以問題之眼窺視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作者選取的三個問題分別是“文學分類術語問題”、“體裁與文學作品形式構成因素的關系”、“中外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與四分法”。圍繞上述三個問題，作者搜集資料甚為詳盡，單以上述第三個問題為例，作者就“三分法”稱謂上的不同，分成十三類進行列表分析，每一類又把文學理論教材羅列出來，并列表展示其具體表述，所涉及的文學理論教材多達200余種，分類精準、統計細密，讓讀者一目了然。如此詳實的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并沒有淹沒作者的理論思辨能力，以“中外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與四分法”這一問題為例，作者在對分類名稱進行整理統計之后，接著分析了各文學理論教材依據什么樣的“分類標準”進行分類，它們關于“文學分類標準”的觀念是怎樣的？在此基礎上，作者對建國以來文學理論教材中的三分法、四分法進行理論反思：坦陳三分法、四分法的分歧與混亂，從共時角度分析不同分類稱謂所占的比重、從歷時角度分析不同分類稱謂在不同時代的歷史表現，最后分析了這些現象的根基與緣由。這一系列推演充滿了理論的厚重和思辨的輕靈，使讀者從詳實的資料中脫身出來，獲得了明晰的結論。

綜上所述，陳軍《建構》一書縱橫于文藝美學、文學基礎理論、文藝學方法論、審美文化研究、文學評論等領域之間，既有基礎理論研究的甘于寂寞與勤奮扎實，又有前沿學術探索的理論鋒芒和思想閃光。同時應該指出，該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某些學術觀點還有待進一步論證與充實，這也是其他很多論著所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應苛求作者。《建構》一書的作者生于70年代末期，是21世紀頭十年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該書在較大程度上彰顯了新時代學人的理論特色與年輕銳氣，對于當代文藝學美學青年學子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為此，筆者不揣淺陋，貿然之為評點，唯愿文藝學美學學科未來會有更多優秀人才，學科建設取得更大的成績與長足的發展。

〔參考文獻〕

〔1〕〔2〕安文軍.材料·視野·方法——楊義學術訪談錄〔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1）.

〔3〕〔4〕〔7〕陳軍.建構與解構：文藝學美學論稿〔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4，365，239.

中外文學比較論文范文第5篇

我國現代文學理論經歷“五四”文學革命前后對西方文論的引進，近百年已有嶄新的發展，無論是科學主義還是人文主義文論，在我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文藝理論的引進，更把文學理論奠定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基礎之上。改革開放30年來，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論，包括形式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文論，還有從尼采到柏格森、克羅齊等的美學，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到胡塞爾的現象學、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從盧卡奇的現實主義到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從原型批評、符號學、接受美學到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紛紛被譯介到我國，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拓展了我國學者的視野。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目前，繼承中西方文論的積極成果并總結新的文藝實踐經驗的、當代中國的文藝理論完整體系正在新的探索中形成。在此時刻，王彥霞的新著《文學理論向度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問世，應該說非常及時，也很有意義。

文學理論的生成，是文學理論話語從無到有、從簡單到繁復的生長過程。所謂“向度”，據著者解釋說，是指理論生成過程中表現出的形態特征、傾向特點等，隱含著理論主體的世界觀、方法論及其對文學功能、價值的不同認識，并決定著理論話語產生意義的根本條件。換言之，每個理論家如何根據他的世界觀、方法論和文學觀念，確定從什么視角切入文學研究，并把文學現象的哪些部分作為其理論闡述的主要對象，都會對文學理論向度產生一定的影響。

《文學理論向度研究》這本著作的貢獻在于，它將歷史上的種種文學理論按照其向度分為四種，即按研究者對客觀世界(生活)、創作主體(作家)、作品(文本)、接受主體(讀者)及其相互關系所取的不同視角和不同理論模式，將文學理論向度分為載體向度、本體向度、讀者向度和文學之外的向度。歷史上的“模仿”說、“再現”說、“反映”說、“表現”說、“言志”說、“抒情”說都被歸為“載體向度”；而注重文本形式研究的符號學、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則被列為“本體向度”；至于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理論等又被看做“讀者向度”；文學理論走向對影視、媒體文化和現實生活中的圖像、音響、廣告等的研究，則被視為“文學之外的向度”。書中逐一考察了每一向度的中外文論生成的過程和理論觀點，不僅比較、分析其合理性和不足，還提出了當今的文學理論研究應博取眾長，走新的更高層次的綜合道路。

著者的上述基本觀點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也是比較正確的。對四種向度的論述都有充分的展開，引證豐富，足可讓讀者作為文學理論的發展簡史來讀，清楚地認識到各家文論提出的根據和立足點，以及各家文論的歷史進步意義與時代局限。對新的綜合研究，書中也提出了比較切實的思路。這本著作原是作者的博士論文，視野開闊，學術含量大，分析也比較細致嚴密，特別是從向度視角切入文學理論研究，頗具新意，給讀者以新的啟發，對于把文學理論研究推向前進，應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