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仰建立提升大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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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高水平大學建設陷入困境的根源，教育界、學術界以及社會輿論從不同角度給予了分析，其中既有學術道德與行政道德的建設與完備問題，包括相關個體的道德修養與價值觀問題，也有現代大學制度的建設問題以及大學文化、現代大學制度的本土化問題，甚至還有社會分配體系的公正性問題、法律體系的完備性問題及監督的嚴格性問題，本文認為，這些無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還不是根本因素，不是根本原因。追根溯源，當代中國大學之所以出現種種不規范、甚至是腐敗丑惡的現象，以致難以建設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學，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的教育信仰出現了嚴重危機。所謂教育信仰，按照石中英教授的說法，“是人們對教育活動在個體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及其實現方式的極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為教育行為的根本準則”(石中英，2000)。在本文中，教育信仰是針對高校而言的，指的是大學各層教育主體(包括校黨委、校長、校董事會、學術委員會、教師等各層機構及其成員)在教育活動中所信奉的、貫穿于整個教育活動中的終極價值目標與行為準貝U。由于教育信仰是教育信念、教育目標、教育宗旨背后的終極價值目標與行為準則，所以教育信仰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不同類型的教育信仰往往影響著大學的發展方向、發展目標，最終影響著大學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以及社會服務的水平。
一個大學如果沒有教育信仰或者沒有明確的教育信仰，那就意味著這個大學沒有明確而穩定的教育信念、教育目標、教育宗旨，這個大學的辦學方針、辦學定位也就會處于模糊狀態，當然談不上建設高水平大學了。反之，如果一個大學雖有明確的、但又是不適宜的教育信仰，最終也會影響大學辦學的質量，影響高水平的大學建設。在傳統教育界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4-1=中，教育是一項神圣的事業，教育不僅僅是知識與技能的傳授，還涉及人性的教化、文化的傳承問題，是一個造福子孫后代的大事，教育最終是要以促進人的成長(包括身體、知識、人性、技能等方面的成長)為根本。對于這種以人的成長為根本的教育信仰，我們可以稱之為“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應當承認，這種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是符合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的，大學畢竟是培養高等專門人才、研究高深學問的教育研究機構，育人是其核心工作，學術研究是為培養高等專門人才服務的，否則，大學就無法與社會上以贏利為目的的教育培訓機構以及專門進行科學研究的研究機構區別出來，也無法與進行產品制造的企業區別出來，無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現代西方，以馬斯洛、羅杰斯等為代表的教育心理學家承襲了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人文教育，重視人的價值，強調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與尊嚴，追求人的個性、人性、潛能的發展，充分揭示了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的內涵。在當代，哈佛大學雖然辦得很出色，在各種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第一，但其哈佛學院前任院長哈瑞•劉易斯在《失去靈魂的卓越》一書中仍然對哈佛大學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哈佛大學為了追求卓越的學術成就，重視研究生的教育，重視市場名利，輕視本科，輕視教學，輕視學生道德人格的培養，忘了后者才是大學的靈魂，其中不乏人本主義的視角反思E。
在學術界，許多人往往把教育信仰理解為教師的教育信仰，實際上，教師是教育的主體，教師的教育信仰只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高教領域，大學也有自身的教育信仰，國內外許多著名大學都在自己的校訓、校風、大學章程、辦學理念中有意或無意地闡釋自己的教育信仰。因此在本文中，所謂教育信仰的危機指的就是大學各方面的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的危機，而不僅僅是教師教育信仰的危機。在當代中國，其典型表現就是教育價值觀的功利化、教育管理行政化與大學職能非教育化。所謂教育價值觀的功利化，就是指大學不以非功利的育人為目標，而以教育產業化、排名化、官僚化為價值目標；所謂教育行政化，就是指大學管理不具有強調學術自由、追求真理的學術管理特征，而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特征；所謂大學職能的非教育化，指大學過于關注所謂的科技創新與社會服務，而忽視了辦學育人的根本宗旨。在目前中國高教界，許多大學的教育活動不是以育人為中心，而以非教育的科研創新、社會服務、大學排名為中心，注重大學產業的經濟價值，注重大學排名的社會效益，注重畢業生的社會地位，內部管理行政化，形成了功利主義的教育信仰，導致教師教育信仰的功利主義變化，最終導致高等教育的異化現象(即高等教育的“去教育化”現象)，阻礙大學教育的高水平建設與發展。目前流行一種說法，當代中國沒有建成國際化的高水平大學，那是因為我們民族沒有信仰，處于“信仰缺失”狀態，以致我們缺乏教育信仰。實際上，正如李向平、沈順福等學者所說的，中國雖然是一個缺乏宗教感的民族，但是并不是一個缺乏信仰的民族，只不過中國人的信仰形式與西方不同，如中國人的信仰是彌散性信仰，西方人的信仰是制度性信仰，中國人的信仰是多元的，西方人的信仰是一元的等等。
與此相類似，我們也不是沒有教育信仰，只不過持有的不是西方中世紀意義上的帶有基督教色彩的教育信仰，也不是近現代西方具有啟蒙運動意義上的科學理性主義意義上的教育信仰，更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內圣外王”意義上的德性主義的教育信仰，而是片面追逐大學現實名利、忽視“育人”核心地位的功利主義教育信仰。實際上在當代中國，目前的大學高水平建設之所以遇到嚴重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功利主義的教育信仰嚴重膨脹，導致中國傳統的人本主義教育信仰與功利主義教育信仰的沖突，造成我們的教育信仰的嚴重危機。一方面我們的教育目標是要培養人才，強調“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學校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學生的成長，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與接班人，其實質是一種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受社會上各種大學排名指標體系、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門的教育政策及其相關評估指標體系的影響，許多高校把建設高水平大學當成辦學的目的，強調按照高水平、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具體指標來辦大學，片面強調學科排名、教學成果排名、科研經費排名，重視教育功利，其實質是功利主義的教育信仰，這兩方面導致人本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教育信仰沖突。目前大學辦學的核心雖然名義上是人才培養，但是許多學校并沒有以學生為中心進行人才培養，也沒有把人才培養當成大學辦學的核心，而是根據大學排名指標提升的需要進行辦學。
在大學的排名過程中，由于人才培養質量是靠招生人數、精品課程數、品牌專業數、重點學科數、師生比、優秀教學成果獎等一系列定量指標來衡量的，于是，許多大學紛紛在這些指標上做文章，不惜弄虛作假，或者是不擇手段進行人際公關，結果，學生的人格培養、心理問題、生理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致這些年大學生自殺事件頻出，名牌大學自殺者也是屢見不鮮。在排名過程中，由于科學研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于是許多大學紛紛采取各種措施激勵教師爭課題、拉項目，拼命在SCI、CSSCI等核心期刊發表文章，導致一些人不擇手段拉課題或進行學術抄襲，以至于低水平的文章與課題重復很多，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教師的精力也因過多投入到科研方面，對教學產生了很大沖擊。在社會服務方面，許多學校為了大學排名，也拼命進行產業化服務，以致影響教學活動的展開。實際上，一個大學除了人才培養，是應該進行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但三者之間應當有關聯性，人才培養是大學存在的合法性基礎，科學研究是大學進行高水平人才培養的前提(大學的高水平在根本上也是由科學研究水平決定的)，社會服務是大學高水平科研及高水平人才培養的社會化延伸，三者之間不能因為功利主義的動機而互相脫節。許多人認為當代中國之所以沒有建成國際化的高水平大學，是因為我們的大學不像大學，大學管理過于行政化，學術權力受到行政權力的有力制約，法人地位不明，缺乏足夠的辦學自主權，招生、發文憑、教學大綱、甚至一些課程的內容與大綱都要得到教育主管部門的授權，教授的權力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平心而論，這些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在缺乏適宜的教育信仰背景下，即使大學得到了辦學自主權，大學的管理就能夠走上正軌嗎?可以想象的是，許多大學肯定會出現濫發文憑的現象，肯定會出現按照社會熱點需求大量、重復招生的現象，由此造成人才過剩、畢業生畢業即失業，目前高校存在的學生就業困難會更加嚴重。有人說當代中國之所以沒有建成國際化的高水平大學，是因為教授治學的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發揮，學校內部的行政管理人員權力過大。這固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教授治學能夠建設高水平大學的前提又是什么呢?它對教授的教育信仰又有什么要求呢?在當代中國，由于種種緣故，大學主要的行政人員也都是教授或研究員，有些甚至是院士，為什么沒有支持教授治學呢?此外，目前許多大學存在的學術腐敗現象有相當一些就有教授或研究員參與其中，試問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能夠通過“教授治學”建成高水平大學呢?有人說當代中國沒有建成國際化的高水平大學，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能夠掌握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我們缺乏足夠的資金，缺乏高水平的師資與生源，我們缺乏良好的教育環境，我們的文化傳統有問題，甚至是我們的民族基因有缺陷等等，這些說法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理由都不夠充分，要知道在民國時期，當時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后來的西南聯大都建成了高水平大學，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學，進入20世紀后，哈軍工、香港科技大學辦學歷史短，也都建成了高水平大學，顯然不是我們沒有掌握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問題，也不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或民族基因問題。
就資金、師資與生源而言，我們現在的條件恐怕遠遠比西南聯大要強多了，顯然，這些都只是次要原因，教育信仰才是根本原因。有人說當代中國沒有建成國際化的高水平大學，那是因為我們的誠信教育出現了嚴重問題，出現了嚴重危機。無疑，誠信危機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教師學術剽竊，學生考試作弊，領導弄虛作假，這些都違背了起碼的職業道德、教育操守，也影響著國際化高水平大學的建設。問題是單純的誠信教育能否解決問題呢?顯然不能，因為高校的教師、學生及領導都知道誠信做人的重要性，而且高校教師與領導本身就是教育者，明知故犯，顯然，誠信危機是高校的學術腐敗與行政腐敗、難以建設高水平大學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教育信仰才是根本原因。一句話，當代中國大學教育問題的核心在于我們的教育信仰出現了危機，偏離了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包括知識、德性、身體、創新能力等方面)、有利于培養高素質人才、把大學教育向高水平推進的人本主義教育信仰，而滑向了單純注重社會評價定量指標提升、忽視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的功利主義教育信仰，由此導致我們許多大學過于重視附加在教育活動社會評價上的東西，以致不自覺喪失了對教育事業的神圣敬畏心理，喪失了對教師神圣職業的敬畏，由此導致大學教育倫理嚴重扭曲。目前雖然有許多高校意識到教育倫理的重要性，采取了一些改進措施，但由于社會環境、教育政策以及教育體制等方面的緣故，沒有能夠深人到教育信仰層次，所以作用有限。
二、中國教育信仰危機的形成及其根源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的教育信仰危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有歷史過程的，也有非常復雜的現實根源和思想根源。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教育信仰危機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在古代社會，由于儒家“尊師重教”文化傳統的影響，“天地君親師”的價值秩序、科舉制度形成的“學而優則仕”制度體系，導致教育、教師、教學在中國古代有著崇高、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各地夫子廟對孑L子的崇拜，對科舉狀元等優等考生的熱捧，私塾學校、書院、太學等對孔子等人的儒家經典的反復背誦熱捧，實際上形成了以儒家為核心的德性主義的教育信仰。在這里，教育是一個實現“內圣外王”神圣目標的事業，教育不僅僅是知識與技能的傳授，還涉及人性的修養教化、文化的傳承問題，涉及安邦定國的人才培養，是一個造福子孫后代的大事。但是自鴉片戰爭爆發以后，傳統的教育信仰受到了嚴重沖擊。為了富國強民、抵御外來侵略，教育承擔了“救亡圖存”、“興邦強民”的人才培養歷史使命，實用主義思潮逐漸占據了上風，注重個人修養的文化傳統逐漸受到削弱，注重社會責任擔當的文化傳統得到進一步強化。在此過程中，我們不僅從西方引進了大量的科學技術，而且也引進了西方的教育制度，西方的大學制度就是在此過程中引進的。“”對于孔家店的打倒，破壞了中國人兩千余年形成的對于孔子及其儒家學說的敬畏，由此導致對于儒家倡導的“天地君親師”價值秩序的批判，導致對于教師職業神圣性的毀滅。民國時期由于受外來列強的侵略，許多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教育由此賦予了救國救民的崇高使命。
不幸的是，“教育救國”就像“商業救國”一樣，畢竟是遠水解不了近渴，救國最直接的途徑還是武裝革命，因此，“教育救國論”最終還是為“革命救國論”所取代。建國以后，知識分子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國的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反右”及十年“”期間，由于受階級斗爭等“左傾”政策的影響，知識分子被打成了“臭老九”，列入受改造的小資產階級范疇，一些有突出成就的學者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關牛棚戴高帽，接受學生及普通群眾的批斗，教授、學者及教育職業斯文掃地，對于教育行業產生了巨大沖擊。粉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一系列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隨著知識分子相關政策的落實，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帽子也逐步被摘掉，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其社會地位得以逐步提升。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與發展，隨著商業化思潮的泛濫，教育逐漸變成了經濟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教育功利化、商業化由此開始，八、九十年代許多人離開高校下海經商創業就是受這種經濟思潮影響的典型表現。進入20世紀末以后，各種教育評估機構對大學的排名對大學教育的功利化產生了更大影響，許多大學為了短期的排名效應采取了拔苗助長、弄虛作假的措施，導致了傳統的注重個人修養、注重社會擔當的教育信仰受到無情的解構。從現實根源上看，大學教育信仰的危機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在管理體制上，大學缺乏足夠的獨立性，教育行政部門從招生、經費、畢業文憑、課程設置、學科設置等各方面制約大學的發展，以致出現嚴重的教學行政化現象，一切圍繞上級主管部門紅頭文件轉，大學的學術管理也被迫出現行政化，教育活動的神圣性、復雜性與探索性受到嚴重沖擊；在教育經費方面，由于不同等級的高校所獲得的發展機遇、發展經費不一樣，985高校經費及社會地位明顯高于211高校，而211高校也在經費與發展機遇方面明顯高于公辦普通高校，普通公辦高校又高于民辦高校，但是，在總體上，大多數高校經費不足，由于受教育主管政策限制，學校籌集經費的渠道也是有限的。
于是，一些高校走上了產業化、商業化的道路，甚至走上了變相買賣文憑的道路，學術腐敗、招生不規范等現象層出不窮，大學的社會聲譽一落千丈，高等教育的尊嚴受到嚴重沖擊。就高校管理而言，隨著大學排名的社會影響日增，大學之間的競爭非常明顯，于是，大學教育逐漸變成了一種科學研究與社會服務的活動，大學的育人功能及其文化傳承與創新功能受到嚴重忽視。在當今，許多高校為了爭創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甚至是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拼命挖人才、拉關系、掙大課題，嚴格地按照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各項指標建設高校，可是，所有這些高校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大學排名是高校發展的結果，排名本身不是目的。大學如果失去了育人的根本，也就失去了靈魂，大學排名的各項指標最終也失去了意義。這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我們可以在解放前能夠建成許多高水平大學而目前卻困難重重的根本原因。從思想根源上看，大學的教育信仰危機是由于大學、家長、教育主管部門及社會把大學所進行的高等教育簡單地等同于企業的產品生產，忽略了人性、教育活動以及大學的人才培養具有自身的復雜性、神圣性與特殊性，把高等教育等同于專業基礎教育+專業教育+技能教育+政治教育，忽視了感恩教育、審美教育、道德教育、信仰教育等情商教育的重要性。實際上，大學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型、復雜性與神圣性，首先，大學的教育對象是具有中級知識水平的青年學子，是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社會經驗與專業知識都相當匱乏、世界觀與人生觀都還在成長過程中的人。與一般的自然存在物不同的是，人的成長不僅包括生理過程在內的生理成長，不僅包括心理的成熟與社會經驗的豐富、價值觀豐富與成熟的過程等心理成長的過程，還包括人性成長的過程，人性的成長具有自己的特定規律，這些決定了大學教育的階段性、復雜性與特殊性。其次，大學的人才培養是一個教育活動，教育活動具有自身的規律，具有自身內在的復雜性與特殊性，教育活動不僅僅是為社會培養高級的專門人才，還要為社會培養高素質、高品位的社會公民，要遵循人性成長、知識傳播、道德養成、信仰內化的內在規律。第三，大學是培養高級的專門人才的高等學術教育機構，大學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大學知識的傳承、研究與拓展也具有自身的規律，高校自主、學術自由、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學生修學、民主管理、追求真理、服務社會，這是千余年來高校發展的普遍規律，不可違背。簡言之，由于種種歷史、現實與思想的根源，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教育行政化、教育腐敗，學術剽竊等現象層出不窮，大學本身也變成了一個名利場，許多人熱衷于、掙項目、搞產業，育人活動排在了很低的位置，教師也不能安心于教學，由此造成教育信仰的危機，最終導致高水平大學建設的瓶頸。
三、重塑教育信仰、建設高水平大學的對策研究
由此可見，我們要建設高水平大學，就必須要重塑教育信仰，超越功利主義的教育信仰，重新樹立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從信仰的確立、內化及其制度建構三方面重建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以高素質的專門人才成長為根本，擺正人才培養、科技創新與社會服務之間的關系，為建設中國特色的高水平大學奠定基礎：首先，我們要深刻反思目前的種種教育弊端，重塑教育信仰，確立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如果深刻反思我們的教育信仰危機，就會發現，其深層原因在于我們始終沒有深入反思目前的種種教育弊端，沒有從內在的角度反思教育的價值，而是從社會需求的角度度量教育的價值，把教育當成一種手段，當成了實現各種功利性目標的手段，形成了功利主義的教育價值觀。因此，我們要形成真正合理的教育信仰，就必須轉換視角，從教育對象發展的內在需求角度反思我國當前教育的種種弊端，把教育信仰建立在對人性、教育、高等教育的復雜性、特殊性與神圣性上，建立在對人才培養的神圣性上，合理處理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的關系，把人才培養放在首位，確立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
其次，借鑒中國古代的教育信仰及其信仰養成傳統，加強道德修養，尤其是加強誠信修養，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本主義教育信仰。我們要真正確立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僅僅從觀念上確立還是不夠的，還必須與我們民族傳統的教育信仰結合起來，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教育信仰，只有這樣，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才能在中國扎下根來。實際上，中國傳統的教育信仰也是十分重視對人才的培養的，只不過重視的不是知識的傳授、創新能力的培養，而是德性的培養，重視德性意義上的“知行合一”，重視的是個人的發展與家庭責任、社會責任的統一。對此，我們應當結合時展的需要對其進行新的詮釋，在加強知識教育、創新能力培養的同時，加強個人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的培養，加強個人的道德修養，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提升全球責任擔當意識，把個人的發展與民族的復興、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真正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人本主義教育信仰。最后，制定大學章程，確立合理的大學治理結構，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把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貫穿于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中，并通過現代大學制度給予人本主義教育信仰以制度保障。教育信仰雖然是體現在各層教育者個人的價值觀與其行為中，但是，教育者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個人的價值觀與其信仰的力量由于人性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也是有一定脆弱性的，最終還需要大學制度來保障。
從制度層面上說，我們要確保人本主義的教育信仰貫穿于大學教育的方方面面，就必須進行全面、綜合的教育改革，制定具有“育人為本”的大學章程，優化大學治理結構，確立具有人本主義色彩的現代大學制度。對外，各大學與政府主管部門形成明確的權力界限，大學自主辦學，政府、社會以不同方式對學校的辦學方針、管理制度等進行監督，讓大學真正成為具有明確自主權的高等教育機構；對內，大學強調“育人為本”的教育信仰，合理界定政治權力(黨委)、行政權力(校長等)、學術權力(教授)、學生權力在大學管理體系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并通過大學章程在法律上確立下來。在大學章程中，要確立具有人本主義特色的教育信仰、辦學目標以及管理體系，落實大學辦學的育人功能，防止大學教育的非教育化傾向，引導教師把主要精力用在人才培養上，提倡研究型教學、研究型服務，把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有機結合起來，同時強調大學的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引導功能，以超前的文化引導、科學研究服務于人才培養與社會發展，通過現代大學制度保障合理的教育信仰的穩定形成與良性發展。當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形成合理的教育信仰，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就一定能夠實現幾代人的夢想，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