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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瑞林作者單位：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物資供應中心

領導干部掌握并運用著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從事著公務而非私事。公務或曰公事，就是公眾之事、人民之事。無論從情理或法理上講，公眾當然有權知道自己的事情，了解被授權者行使公共權力及辦理公務的情況。因此，公務應當通過一定的途徑和方式予以公開，使公眾知悉，這也是公眾行使監督權的前提條件。

如果公務不被公開，知情范圍僅限于權力的行使者，形成暗箱操作，公共權力運作過程就無法受到公眾監督，其中出現的差錯和違法行為不能被及時發現，這正是滋生腐敗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國公共權力運作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不強，在許多公共事務領域內盛行暗箱操作，不僅侵犯了公眾的知情權，更嚴重的是，暗箱操作成為職務犯罪的溫床。

現實中一些單位的領導干部公然違反公務公開的規定，應當公開的沒有公開，如重大決策的過程，群眾只被告知結果，而決策過程中卻很可能隱藏著腐敗；應當保密的沒有保密，如公共建設項目招投標中的標底、股票證券市場中的內幕信息、高考試卷等。

有些單位的領導為應付上級關于公務公開的規定，只把一些本來就屬于公眾應該知曉或公眾已經知曉的事情公開出來，如工資收入表、干部任免名單等，而工資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和財產狀況、干部的社會關系和背景等事項卻無從知曉。有些單位的領導以保密為擋箭牌，因為究竟哪些事項屬于秘密，哪些應該公開，法律和規章制度大多只有籠統的規定，沒有指出具體保密事項，而腐敗分子正可以利用這個伸縮幅度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公開或不公開，造成很大的隨意性。

一些地方和部門的黨務、政務公開制度還很不徹底。如江蘇某市的黨務公開制度規定，“公開前，事先征求領導班子成員意見，經主要領導審閱把關并送市紀委審核批準后，方可予以公開”。這使人難以理解，到底應該“依法（制度）公開”還是“依領導意見公開”。由于缺乏嚴格徹底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的具體制度和實施細則，領導決策及執行的依據、過程和結果缺乏透明度，群眾不清楚發生了什么、怎么發生的，更談不上民主監督和維權了。隨著黨務、政務、廠務、村務公開的規范性文件成為一紙空文，腐敗發生的機率大大增加。

實踐證明，公開透明是職務犯罪的克星，公眾監督的意義和效果遠大于少數監督機關和人員對掌權者的監督。據說貪官馬德任市委書記時，在本應屬于集體決策的常委會上，拒不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定，一個人說了算。其實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對市委常委會進行現場直播，他馬德必不敢如此獨斷專行。

國外在公務公開方面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做法。

比如早在1766年，瑞典議會就確立了“政務公開”原則。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到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要求查閱該部門文件，包括財務文件。如果他懷疑某位官員公款私用或揮霍公共資金，就可以向有關部門或媒體舉報。瑞典政府如此透明，因此官員很難搞腐敗。

新西蘭1982通過的《官方信息法》規定，在不危害國家利益前提下，任何在新西蘭生活的個人或團體均有權獲得政府的相關文件。其議會的所有正式會議都對公眾開放，議會發言情況通過廣播、電視等同步向全國播出。新西蘭因特網發達，政府各機構均通過互聯網向公眾提供各種信息，及時答復公眾咨詢，接受公眾各種反饋意見，并據此改進自身工作，成為政府了解民意的一個重要渠道，對建立透明政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英國針對高官制定了一項利益聲明制度，即在參與決策之前先說明擬決策事項是否關聯到個人利益，利益內容包括個人在公司或社會上的任職、兼職情況、所加入的政黨及社團、個人資產及所持公司股票、配偶及子女的任職情況等。其重點和目的是查找出可能構成沖突的利益，防止以權謀私。利益聲明制度簡單易行，特別對于防止建筑領域的腐敗具有借鑒意義。

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將中央領導人的家庭住址和電話公之于眾，以方便普通黨員和群眾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尤其值得我們對公事與隱私的界限重新做一番思考。

我們目前的技術條件完全能夠支持現代化的公務公開活動，關鍵是轉變觀念，完善制度。當前，應建立與市場經濟公開準則相適應的公務公開機制，除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秘密外的公務活動均應以法的強制形式向社會公開。對掌管人財物的政府部門、實權部門以及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管理機構，應切實提高其運作透明度，鏟除腐敗產生的溫床。要把重大事項的決策原因、決策結果、決策依據、決策執行過程通過一定形式公開，將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及人員的工作職責、辦事程序、辦事標準、辦事結果公布于眾，使廣大群眾有更多的知情權、審議權和監督權，防止一些貓膩事情的發生，避免少數人監督中存在的害怕打擊報復而不敢監督的弊端。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讓我們在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不斷適應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積極探索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規律，豐富和發展反腐倡廉理論，推動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使廉潔和正義的陽光灑遍中國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