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網絡輿情影響司法過程的原因

（一）網絡輿情是彰顯民意的重要途徑

當前社會中的焦點、熱點事件公眾的集體性反應以輿論的形式表現，網絡是社會不同階層真實意愿表達的重要媒介。首先，網絡民意表達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信息渠道更直接，以至于網絡成為社會群體民意表達和利益溝通的重要場域。其次，網絡輿情作為民意的表達更具強烈。互聯網傳播快速的特性，為公眾發表言論、表達意見、釋放情緒提供便利，網絡民意的表達更猛烈、更尖銳。再次，網絡輿情作為民意表達更具有直接性。網絡信息的分布和流動弱化了個人對于團體的依附，把權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體中。

（二）網絡輿情的突發性

同司法行為的程序性具有一定沖突。網民在傳播和評價網絡事件前大多忽略信息的真實與否，觀點摻雜了眾多先入為主的非理性觀念。網絡媒體為吸引公眾的眼球需要也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將信息傳播出去，既沒有真實來源的確認，更不可能經過縝密的推理。而對于有著嚴格程序限定的司法行為，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時必須遵循程序、規則，否則需要承擔程序不合法的法律后果。案件沒有經過法定程序審理，網絡媒體和網民給予過多的關注和主觀預測，對隨后的系列司法行為帶來很大弊端。倘若依據法定程序辦理案件，就不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網絡輿情危機。

（三）網絡輿情的傾向性與司法行為的專業性之間存在差異

一、網絡安全教育的發展階段及問題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青少年網絡安全教育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網絡安全教育的初步探索階段。由于互聯網來勢迅猛，此時的網絡安全教育尚在雛形，在實踐中發展得非常不完善。也是青少年受到各種網絡負面信息毒害最深的時期。此時的網絡安全教育方式較單一。封殺不良網站是最為普遍的做法。

第二階段是網絡安全教育的主動出擊階段。隨著網絡安全教育意識的增強，硬件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針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網絡安全教育網站層出不窮。這些教育手段較前期規范和合理，逐步探索出一些符合青少年認知和心理的網絡安全教育規律。

第三階段是網絡安全教育的深入發展階段。主要表現在綜合信息網站的建立和發展完善。這種綜合網站比起專門的安全工作網站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和廣泛的影響力，使得網絡安全教育的有效規律能更好地被青少年所接受。

網絡安全教育如逆水行舟，其在不斷發展中也伴隨著諸多問題，在傳播領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內容摘要：近年來，外匯市場預期對金融市場影響越來越顯著，有效監測和管理市場預期對適應國內外變化有重要意義。本文梳理了當前我國外匯市場預期與輿情風險防控的特征，實證分析影響外匯市場預期內部和外部的因素，可能引致市場主體行為變化和輿情風險，研究測評反映外匯市場預期指標，并提出市場預期管理和輿情風險防控相關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外匯市場預期管理輿情風險

一、我國外匯市場預期與輿情風險防控的特征

近年來，我國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外匯市場雙向波動成為常態，人民幣匯率資產價格屬性特征越來越明顯，匯率市場在預期的自我實現與增強反饋作用下，容易形成階段性的單邊趨勢，這種單邊趨勢往往造成匯率偏離合理均衡水平，從而產生非理性超調風險。央行、外匯局通過自身的信息優勢和專業優勢，在合理的節點上通過向市場主體傳達準確信息、消除市場的“噪聲”，利用預期管理避免市場非理性和匯率超調，促進匯率均衡穩定。

（一）外匯市場預期的特征

1.預期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外匯市場預期的本質屬性，也是外匯市場波動的根源之一。市場信息本身并不能推動外匯市場價格、外匯供求等變動，而是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對信息的解讀與預期引致其交易行為，并進一步驅動匯率、儲備等變量變動。但由于市場主體心理預期的任意性、有限理性及信息不對稱性，外匯市場預期的形成并無固定規律可循，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2.預期主體的異質性。基于不同市場主體知識架構、風險偏好、期望效用函數的差異性，各個交易者對匯率、外匯供求變動會產生異質性預測，且不同主體間的預期差異是顯著的。其中，專家學者的外匯預期形式更接近理性預期，個體預期則傾向于適應性預期，而社會公眾預期更接近有限理性。3.預期過程的傳染性。基于羊群效應和從眾心理，外匯市場預期會從某些交易主體向其他行為主體傳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同向預期，從而強化既有預期。外匯市場參與者的預期一旦形成，在短期內較難轉變，長期內預期值與實際值相互印證反饋會使前期的預期得到進一步強化。

第一篇：傳播學視角探究網絡輿情形成機制及對策

[摘要]隨著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到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正逐漸成為輿論監督的重要平臺。以新媒體為研究背景，針對目前的網絡輿論現狀，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網絡輿情的形成機制，從而為政府提出應對策略，構建和諧有序的輿論環境。

[關鍵詞]傳播學；網絡輿情；形成機制；應對

人們在20世紀末剛開始接觸互聯網時，認為互聯網是一個虛擬世界，可以社交，可以通訊，可以自由言論，可以匿名表達，公眾的話語權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同時人們認為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不存在交叉，人們在互聯網上的舉動不會影響現實生活。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一些網絡事件的發酵，各種聲勢浩大的網絡聲援，虛擬的互聯網世界開始延伸到現實社會。尤其是隨著新媒體的應用普及，人們開始發現，虛擬的網絡世界也可以形成強大的民間輿論。而伴隨著云技術的發展，人們用大數據來描述和定義信息爆炸產生的海量數據，網絡上的輿情信息也被描繪成一幅當代中國社會現狀的全息圖，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學術機構都越來越重視網絡輿情的研究。

一、網絡輿情的生命周期規律

事物都有著自己的生命周期規律，網絡輿情的傳播也一樣。人們每天在論壇、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平臺上成千上萬的事件、討論各行各業的議題，但并不是每一個在新媒體平臺上出現的事件、議題都能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都能夠形成網絡輿情并產生影響力。任何一個事件或議題所引發的輿論效應，都要經歷一個從無到有再到逐漸消失的生命周期。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一個事件或議題能夠最終形成網絡輿情并產生影響力，需要經歷起源、發展、高峰、消失這些關鍵“節點”。

［摘要］政府回應是實現政民有效互動的關鍵環節，是實現民主治理的核心要義和衡量政府能力的重要維度。技術生態的變革使公共政策議程設置中的政民角色及其互動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回應式政策議程設置應運而生。回應式政策議程設置使公眾議程中的討論議題快速進入政府議程，這一社會倒逼型政策建構模式對于優化政府治理和化解社會矛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在政策質量、政府權威、程序規范和回應效度等方面存在風險。因此，政府應注重前瞻性決策，引導多元參與，發揮平衡協調作用，并加強信息甄別和規制不同主體行為，助力提高回應實效。

［關鍵詞］網絡環境;政策議程設置;回應;風險

政府回應是民主理論研究的核心話題之一，是實現政民有效互動的關鍵環節。在國家存續的任何發展階段，政府都會對社會公眾的呼聲和訴求有所回應，當然在不同社會形態中政府回應的廣度、深度、頻度以及回應的方式、動機和效果會有較大差異。在相對集權和專制的政權下，政府回應是一種低度的回應，往往是政府履職過程中的偶發行為，且與當政官員的個人作為密切相關，并未形成一種制度化和長效性的機制。現代社會里，政府回應逐漸成為實現民主治理的重要環節和衡量政府能力的重要維度。美國學者羅伯特•達爾指出:“民主政治的一個關鍵特征就是政府能夠持續地回應民眾的偏好。”［1］1需要指出的是，在長期的民主政治實踐中，政府回應主要和選舉制度聯系在一起，即候選人為了贏取選票而在競選中依據選民訴求做出某種承諾，并在當選后一定程度上將這些承諾體現在具體的管理過程中，以便獲得認同并有助于其在下一輪選舉中獲得選票。在此過程中，社會公眾的實質性利益訴求是被裹挾在競爭性選舉的政治過程中的，因此而產生的政府回應，若要在具體的施政方案中體現，需要很多的中間機制。也就是說，這一回應性是通過一個長長的鏈條來實現的，其中涉及多個階段的行為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結，只有當制度安排有效地支持了每個階段中的行為并促進了這一鏈條上的每個關鍵聯結時［2］，預期的效果才能達成。所以，這種借助選舉制度表現出來的政府回應形態會產生回應性不足、回應效果大打折扣的問題。現如今，無論在實踐還是理論研究層面，對政府回應的關注已經超越了選舉這一環節，公共政策過程中的回應問題日益凸顯。事實也表明，無論從民主價值的實現還是從治理績效的提升來看，政策制定環節的政府回應都至關重要。政策制定的過程是涉及議程設置、備選方案和決策等多環節的復雜過程。行政生態的變革為公民參與政策制定過程創造了諸多條件，其中技術生態的革新使公共政策議程設置中的政民角色及其互動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回應式政策議程設置應運而生。

一、回應式政策議程設置:網絡環境下政府回應的新形態

(一)回應式政策議程設置的提出

政策議程設置作為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環節，是政策問題輸入決策系統并轉化為政策產品輸出的關鍵“門檻”，受政策資源、政府能力以及政治價值觀的影響。面對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政策議程設置直接決定著哪些社會問題能夠成為政治系統關注的焦點，更能體現政治系統的回應性［3］。基于不同的研究視角和分析路徑，政策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政策議程設置進行了大量研究，理論成果頗豐。其中，美國學者Cobb等和國內學者王紹光提出的模式最為本領域研究者熟知①。在不同的政策議程設置模式中，政府和公民的角色以及互動方式各不相同，其中體現的政府對公民訴求的回應度差異也較大。總體而言，政治體系越封閉，政府獨立自主地進行議題判斷和議題選擇的情形越普遍，政府回應越存在界定需求不精準的局限。反之，政治體系越開放，政府與公民的互動越頻繁，信息溝通越充分，政府回應與公民需求的一致性越高。但在前互聯網時代，絕大多數的政府回應只是作為議程設置過程中的要素和環節之一存在，完全以回應社會關注或訴求為原動力并在短期內將原本不屬于政府計劃的議題提上日程的情況是極少的。但是，網絡的普及和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改變了這一局面。一方面，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積累了大量未解決的矛盾，公眾的關注點和需求也在發生變化，利益矛盾凸顯，社會結構性失衡問題不斷涌現。另一方面，互聯網環境下的新型溝通機制加快了信息傳播速度、降低了人際互動成本，像催化劑一樣極易使公共事件放大并使社會輿論聚焦，從而使政府面臨更大的管理壓力和政策挑戰。傳統政策議程設置的規范過程和理性程序受到沖擊，受以某焦點事件為指向的輿論壓力驅動的議程設置不斷出現。很多情況下，政府部門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去識別問題、解釋問題、確定排序，而是需要即刻應對和解決那些已經直逼面前的問題，快速進行問題合法化并提上議程，以緩解政府壓力，滿足公眾的關注需求。這逐漸演化為一種公共政策設置的策略模式，即回應式政策議程設置模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