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國際會議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一是會議主題很大,接收文章范圍很廣。比如“科學與工程國際會議”、“社會科學國際會議”等。在這些國際會議中,參加者的專業相差甚遠,相互之間做的工作不同,很難進行有效交流。這些“垃圾國際會議”龐大的主題只是想吸引更多人投文章、交會議費。
二是無主辦單位或者由一個虛無縹緲的學會主辦。比如以“某國科學與工程學會”、“香港某某中心”做主辦單位,實際上這些單位基本不是正規學術組織或機構,而正規的國際學術會議往往是由國際學術組織或大學、研究機構主辦。某些垃圾會議甚至不再設立主辦單位,從國內外拼湊幾個教授組成會議組織委員會,就可以發廣告,征募稿件。“垃圾國際會議”組織者不會對收到的論文進行認真審稿,基本上來者不拒,以達到賺取會議注冊費的目的。
“垃圾國際會議”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科研環境產生很壞影響。很多大學和研究單位對于科研人員和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考核,很重要的一個指標便是所發表的文章數量,尤其是被科學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會議錄索引(ISTP)等國際知名檢索系統檢索的文章數量,這就導致一些人不再扎扎實實地在科研上下功夫,不再把科研成果投給正規學術期刊,而是投機取巧地投向這些“國際會議”,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夠容易發表和容易被檢索。“垃圾國際會議”的存在,不僅使我國以檢索文章數為科研水平評價指標的評估結果產生更大偏差,還將逐漸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科研風氣。
學術界必須抵制這樣的“垃圾國際會議”。首先,對科研工作者進行考核時,取消EI和ISTP檢索的會議論文(CA)的要求。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舉辦的國際會議,一般其論文審稿沒有期刊嚴格,導致其發表的學術論文總體質量水平是不能與同在學術期刊發表的SCI或EI檢索論文相媲美的(一些會議特約報告除外)。所以,我國大學和科研機構在對科研人員的考核指標中可以取消對會議發表的EI和ISTP檢索論文的考核要求,這樣做也可以為以后取消SCI論文數量考核做探索。
其次,美國工程信息公司和美國科學情報研究兩家機構也需要真正發揮檢索系統應起到的作用,需要改進現行EI和ISTP論文檢索的質量體系。
與其他工業產品不同,高速公路的發展離不開高速監控部門效益、社會和政府效益、高速通行者感知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高速公路的兩大主要效益。
1.高速公路帶來的經濟效益
高速公路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綠通產品運輸、集裝箱運輸、貨物運輸、高客運輸的迅猛發展,促進了效率的提高,完善了公路運輸結構,改進了運輸效益和速度。另外,與混合行駛不同,高速公路設立了快慢車道,能夠減少汽車損耗,油耗量較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行駛的舒適度,減少了行駛時間。
2.高速公路帶來的社會效益
高速公路可以將城市之間相互連接,促進了其經濟往來,使經濟差的地區快速發展。城市間商品互相流通,提高商品銷量,激勵消費。其次,交通的便利促進了旅游業的發展,增加了旅游業帶來的消費。高速公路的建設給沿線帶來方便,沿線對于貨物方便運輸、招商引資、投資建廠均起到了較好的效果,促進了城與城之間就業、親戚走訪,因而縮短了城市間距離,增加人民幸福感。
二、加強高速公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措施
高速公路可產生很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所以我們應擴大其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下面就加強兩種效益的方法進行了分析:
1.規范制度增加效益
規范的管理體系才能確保運營的有效進行,產生更多的效益。高速管理運營企業中每一項工作都要有規章的規范,促進工作有序、順利運行。當前已的管理體系有《收費管理條例》、《高速公路安全管理辦法》、《高速公路管理條例》等,規范的管理體系可以確保公司的正常運行,積極主動的調動員工的熱情,提高其工作效率。嚴格遵守規章制度,避免違法違紀、貪污受賄的現象,促進高速公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提高。
2.創品牌提服務促進步
服務站、收費區等高速窗口與百姓直接接觸,其服務象征著整個交通企業的形象。服務行業需要獲得情感上的肯定,窗口化服務好壞直接決定百姓對交通行業的認可程度。為使百姓能享受高質量的服務,高速公路管理運營人員應認真遵守相應的規范,做到微笑服務、有問必答、態度隨和,注意妝容,使用文明用語,給乘客留下好的印象,促進高質量的服務,帶動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3.降低成本
管理部門存在著較多的弊病,單位運營成本提高,工作者工資提高,均使經濟效益降低。在進行高速公路運營管理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每個人優勢,合理支配人力資源。并精簡機構,做到信息流通無阻,政策一致,上行下效,避免人員過多出現效率低下的現象,引進專業的人才,避免無用的開支,增加效率。倡導節能減排,節約辦公成本。使用節能材料養護、修建高速公路,如護欄、廢舊瀝青、隧道led燈具等的使用,通過各種方法減少成本,促進社會和經濟效益的提高。
4.發展ETC促進通行
高速公路未來的發展方向就是不停車收費系統(ETC)。高度公路管理運營不斷趨向現代化,人們對高速安全出行的要求逐漸增加,ETC車道應廣泛應用于收費站出入口。這種收費方式可以極大程度上減少成本,降低人員配置,避免人員不規范的操作所引起的偷逃通行費等現象。另外,ETC車道具有高效率通行、時間短等優點,因此我國正在全面開展人力推行全國聯網收費,很多地方已經將聯網收費真正的實施運行起來,高速公路的發展正朝著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向發展,ETC車道的使用可減少人員投入、加速通行效率,收費體制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經濟和社會效益。
5.促進沿線附加經濟的發展
高速公路的沿線經濟被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起來。高速公路服務的優化為乘客供給了很多功能,如:住宿、餐飲、購物、加油等,促進了經濟效益的提高。高速公路兩邊掛著的廣告牌也給高速公路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可有效宣傳當地的文化、制度、旅游、美食等,并可緩解司機疲勞駕駛產生的視覺疲勞,是一個互惠互贏的選擇。總而言之,這些副業的運行實施均可帶動高速公路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三、結語
為交流國內外蔬菜嫁接研究的前沿進展,展示蔬菜嫁接相關的新技術,此次研討會特向海內外專家學者、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科研和教學人員、企業和政府的研究人員,以及相關專業的博士后、博士生和碩士生等征集研究論文,歡迎各位踴躍提交。熱忱歡迎國內外同行專家學者參加本次會議,會議將特邀與蔬菜嫁接相關的國際知名專家做主題報告。歡迎與蔬菜砧木育種和嫁接苗生產相關的企業在會議期間展示新成果。
一、論文主題
本次大會圍繞通過嫁接實現蔬菜的環境友好型生產的主題,將在嫁接種苗生產、砧木育種及生物技術、嫁接和生物脅迫、嫁接和非生物脅迫、砧穗和土壤/生物互作關系、砧木對產量和品質的影響等專題進行深入研討。
二、論文要求
1. 未曾公開發表;
2. 用MS Word 97及以上的版本輸入;
3. 用英文撰寫,摘要200~300單詞左右;
4. 標明您的摘要屬于哪一個專題(S1-S6)。
請登錄會議網站下載摘要格式http:///message.aspx?parentid=0&typeid=295&act=all
三、論文評審過程及結果
將由研討會科學委員會評審決定入選的口頭報告和墻報,相關論文經審稿遴選后在Acta Horticulaturae上發表(ISTP收錄)。
四、重要時間節點
2013年09月30日—論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013年10月30日—論文摘要接受通知
2014年03月17日—論文全文提交
五、論文提交
1. 請通過電子郵件提交論文摘要,并在郵件主題欄注明“第一屆國際園藝學會蔬菜嫁接研討會投稿”字樣。
2. 請在郵件中注明作者姓名、單位和聯系方式(電話、Email、通信地址及郵編)。
3. 論文摘要請發至大會郵箱:
4. 聯系人:黃遠博士 汪清飄
5. 咨詢電話:027-8728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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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尚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中華文化崇尚集體主義,人們之間相互依賴,團結合作,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矛盾時,將集體利益放在首位;這與美國文化不同,美國文化崇尚個人自由,追求個人利益,因此,美國的財務會計信息主要是為了滿足個人使用者(Inp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國首先是為了滿足機構(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國《會計準則》明確規定,“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管理的要求,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在這一對我國會計目標的闡述當中,突出了我國會計信息應首先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特征在會計準則制定中的具體體現。反顧美國,在其第1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提出“編制財務報告應為現在和潛在的投資者、信貸者以及其他用戶,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和類似的決策”,把投資者和信貸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為顯要的地位,而國家或政府的需要則沒有明確提及,應該說,這與美國崇尚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正好一脈相承。
2.大權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權距是指權威(或管理當局)的集權程度,在一個權距大的里,集權程度較高,等級結構(Hierarchy)嚴密,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管理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個權距小的社會里,集權程度較低,分權較為普遍,上、下級之間協商共事,管理理論的重心在雇員,而非管理者。我國長期以來屬于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簡政放權的改革,但相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講,我國顯然屬于典型的權距大的國家。由此可以想見,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較難集思廣益,準則往往會流于籠統,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財務會計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呼應權力擁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這一點實際已被實踐所證明。例如,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財政部會計司來制定的,會計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影響甚微。這樣勢必會暴露許多準則內容考慮不周的。例如,我國對長期工程合同僅分為固定造價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兩類,而美國會計準則中,除了固定造價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還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兩類,顯然,我國實踐中存在著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們沒有被包括在《長期工程合同》準則中,應該說與我國權距過大不無關系。至于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相對于美國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則更為籠統、簡單,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經難以駕馭、指導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更可見“大權距”的文化特征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
再如,在我國,符合條件的借款費用發生時,即應予以資本化,而在美國,除了應滿足“借款費用發生時”這一條件外,還應滿足“資產支出正在發生”和“為使資產達到其預定可使用或可銷售狀態所必要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兩個條件,借款費用才允許資本化(國際會計準則亦是如此)。兩相比較,我國借款費用資本化的條件要比美國來得寬泛,相應地,在相同情況下,我國資本化的借款費用一般會比美國多,不可否認,我國準則這樣規范與我國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水平有關,但也不能排除,我國準則規范的這種做法沒有準則制定者對財稅利益目標需要的考慮,因為我國的做法無疑可以減少期間財務費用,以增加企業當期利潤和國家稅收收入,而這樣做,也只能在大權距的文化環境中為了管理當局(即權力擁有者)的利益需要才會較容易地變為現實。
3.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規避不確定性是指文化成員對未來不確定性或未知狀況的感知態度。如果一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那么這個社會就有許多法律和規則來規范和維持人們的信仰和行為,而且社會成員也有這種需求以據以減少其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情況。如果一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弱,則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認為對于會計制度,最好將其理解為是一種減少不確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的社會里,其會計制度往往比規避不確定性意識弱的社會來得詳細具體。如我國長期以來,各行各業各種經濟業務均有相應的會計制度,事無巨細,幾乎均作規范,即使在1993年《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后,我國仍然頒布了13個詳細的行業會計制度來指導會計行為和會計業務的處理。企業會計人員在碰到新的經濟業務時也是首先尋找會計制度看有無相應規范,若無相應規范再向國家財政機關要求規范,然后才作相應處理。可見我國會計文化中具有明顯而強烈的規避不確定性的趨向,同時也可見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當中。如在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內制定了幾乎包含會計業務各領域的30個具體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其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將來頒布實施時有關經濟業務無相應準則可循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再比如,我國單獨制定了《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準則,對這兩張報表編制的基本要求、項目、結構、附注均作了詳細而具體的規范,并提供了相應的范式,從而可直接指導會計人員的編報工作。這是我國有較強的規避不確定性的文化特征在會計準則中的又一體現。而在美國、國際會計準則中均沒有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制定相應準則,相關內容僅散見于其他會計準則有關信息披露的規范中,因為美國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相對較弱。
4.陰柔強于陽剛(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陽剛社會崇尚財富、競爭、成就,如美國;陰柔社會崇尚關系融洽、為人謙恭、關心弱者和生活質量,如中國。中美在這一方面的文化差異勢必會影響到兩國的會計準則。如我國的《職工福利》準則主要規范企業向職業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和其他額外福利,而美國的會計準則僅以職工退休金為規范對象,可見兩者之差異,而這差異又與兩國文化中對陽剛、陰柔各有倚重不無關系。因為中國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為貴”,注重通過溫和方式協調職工與企業、職工與社會乃至職工相互之間的關系與矛盾,因此,即使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經濟中,企業仍須向職工提供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以縮小貧富差距,安定民心,促進社會穩定與發展。相反,美國社會偏好優勝劣汰,金錢至上,因此,企業除了向職工提供合理的薪資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職工提供其他福利,職工的社會保險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業不再負擔,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再做相應的會計規范了。
5.職業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國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開始建立會計職業團體,致力于會計職業自身的有序發展,從而為美國會計始終保持較高的職業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礎。如今,美國會計準則是由其民間會計職業團體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經濟業務可以依賴其會計人員自身的職業判斷來處理,這些均對其會計準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與美國相比,我國會計的職業化水平明顯偏低,無論是會計職業的自我管制能力,還是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均捉襟見肘,差距甚遠,從而反過來只能遵循法律法規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國會計界的職業管理是由財政部(即官方)來具體管理的,非民間的自律管理;我國的會計準則亦是由財政部來負責制定,而非民間制定,這些均與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較低直接相關。至于因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低而導致的我國會計準則內容與美國、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則俯拾皆是,如我國會計準則規定的收入計量只能采用總價法,美國既允許采用總價法,也允許采用凈價法,國際會計準則只允許采用凈價法。我國沒有采用凈價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凈價法計量收入,則需依賴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事先對未來現金折扣、銷售折讓、銷售退回等進行估計,比較復雜,依我國的會計職業水平難以達到這一點。再比如我國對承租人融資租賃資產和負債的計量中,直接以租賃付款額的原值入帳,沒有考慮折現因素,而美國、國際會計準則則都規定要考慮折現因素,主張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入帳,產生這一差異原因亦同出一轍。
6.強調統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國文化崇高集體主義,以集權的等級管理結構維系政經與人際關系,講求“仁、禮、忠、孝”、“恭敬不如從命”,均體現我國文化是偏好整體的統一而非個體的靈活與主動。反映到制度或會計準則中,就是需求不同會計實務的統一和企業不同期間會計的一貫,較少給企業留下因地制宜進行會計處理的余地。我國會計改革前實行的統一會計制度即是這一文化現象的翻版;會計改革后,雖然希翼給企業會計人員以一定的靈活性,但在實踐中卻難以擺脫這一文化。比如《企業會計準則》在界定其適用范圍時,就規定該準則“適用于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企業”,同時又規定“會計處理方法前后各期應當一致,不得隨意變更”等,都明顯地留下了“大一統”中華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對而言,美國的會計準則僅適用于股份公司,其他類型企業可參照進行會計處理,但不強制要求。對會計方法選擇的一貫性也持靈活態度,美國在其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二輯 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中指出:“在會計期間,會計原則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貫,如果走得太遠,會阻礙會計的。對于一種優選的會計方法,作一次變更,總是要犧性一貫性的,但是不作變更,會計就無從發展了”,它認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則,就應允許實行會計變更。美國文化注意個性發展、注重個體的能動性與靈活性,由此可見一斑。
7.偏好穩健(Conservatism)
在一國會計文化中,會計人員偏好穩健還是樂觀無疑會影響到會計業務的處理和會計準則的制定。那么,文化究竟具有穩健主義特征還是樂觀主義特征?從亙古以來國人信奉的“有備無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等觀念,到今日國人遠高于他國的儲蓄率,均從不同側面反映出中國人偏好穩健而非樂觀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論,在我國會計準則規范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報告和會計方法的選擇時,理應體現穩健性原則,以與我國的文化特征相呼應。然而從我國各具體會計準則來看,盡管部分規范體現了穩健性原則(如固定資產允許采用加速折舊法,和開展費用于發生時一律計入期間費用等),但從整體上看,穩健性原則體現不足,甚至有不少會計處理方法有違穩健性原則,明顯“樂觀”。如我國對同類非貨幣性資產的交換不確認損失,收入確認的條件比國際會計準則來得寬泛,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不計提壞帳準備等。這說明我國會計準則在這方面受文化影響不大,反過來,主要是受、因素的影響所致。但我們認為,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平穩發展和市場發育的日趨成熟,會計原則必將重現我國穩健主義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國文化被公認為是一個透明、開放、公開的典范,而中華文化則是一個含蓄、神秘、束縛較多的樣本。這種文化差異,直接體現在中、美會計信息披露上的懸殊差異,即我國會計準則中要求披露的事項較少,而美國要求披露的事項多而且十分詳細。比如我國收入準則要求在會計報表注中披露收入確認所采用的會計政策,而美國還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復發生的收入數以及不正常的或偶爾發生的收入數;美國損益表中包括停止經營、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和會計估計變更的影響等項目,而我國損益表中則沒有這些項目;再如美國除要求披露計入當期損益的研究和開發金額外,還要求披露有關研究和開發協議的信息(包括重復條款、每期發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國對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過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文化傳統的特點及其對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所產生的影響(當然上述觀點還有待進一步的經驗驗證)。以下我們再利用會計文化觀來對我國會計準則制定中所出現的一些原則問題略作剖析。
1.關于我國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應用穩健性原則游移不定的問題
關于我國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對穩健性原則應用的態度問題,近年來爭論頗多,分歧較大,從純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講,我國在制定會計準則時應該充分體現穩健性原則,而從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狀況的角度來講,我們又不具備普遍應用穩健性原則的充分條件(尤其是宏、微觀經濟條件),這兩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國在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對于穩健性原則的應用舉棋不定,難作決斷。具體到每一項經濟業務上只能兩相權衡,看孰重孰輕,再作結論。而在目前準則的實際制定過程中,往往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甚至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目前會計準則從總體上講穩健不足的局面。
2.關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應用問題
實質重于形式,無論在美國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均將其作為重要的會計原則貫穿于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當中,而我國在《企業會計準則》中沒有將它列為一項會計原則,在各具體會計準則中也很少見到這一原則被貫徹其中。對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態度,中外大相徑庭,令人費解。我們認為,如果從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眾所周知,所謂實質重于形式,是指我們在處理經濟業務時除了要看其形式外,更應注重其經濟實質,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按照經濟業務的實質而非法律形式來進行會計處理。很明顯,采用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要賦予會計人員較大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要求會計人員具有較高的職業判斷能力,要求為風險偏好型。而我國崇尚集體主義、集權程度較高(權距大)、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職業化水平低和重統一性、輕靈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應用實質重于形式的前提條件較難滿足,因而會計人員只能或只求遵循經濟業務的法律形式來進行會計處理。這可能便是我國輕禪實質重于形式會計原則的文化動因。
3.關于借鑒國際會計慣例與堅持中國特色的關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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