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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第1篇

為深入落實公司黨委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特別是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認真做好重要會議及重大節慶期間網絡意識形態落實工作，公司黨支部認真按照公司黨委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工作要求，開展網絡意識形態工作，現將工作開展情況匯報如下：

一、認真組織學習，不斷提高認識

通過“”，公司黨支部組織黨員領導干部、普通黨員、職工群眾認真學習了《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全文，并與每位職工簽訂了《干部職工安全使用互聯網承諾書》；通過學習教育，廣大黨員干部都清醒地認識到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嚴格按照集團公司黨委關于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的實施細則要求，積極履行主體責任和第一責任，為企業的穩定發展營造良好的網上輿論環境。

二、強化監督管理，做好重點工作

一是在重大活動及節假日期間，嚴格落實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建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工作值班表，及時上報集團公司。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有效防范和化解網上各類風險，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二是建立了網絡工作平臺審核登記表，對各科室、項目部所建立的微信群進行統一登記管理，明確掌握各網絡平臺的詳細信息，并對各QQ群、微信群負責人進行平臺管理，定期對他們進行網絡安全教育，以便更好管理相關網絡平臺，避免因不重視、不關心等消極態度造成網絡平臺管理不當，為企業帶來負面影響；三是進一步在職工群眾間宣傳網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對原有的qq工作群進行解散，統一用集團公司“新中大”平臺進行線上辦公，有效杜絕在網絡平臺發表不當言論。

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第2篇

摘要：為了探討我國政府改革中公共行政機構的生滅過程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國務院自1982-2013 年期間政府機構改革變遷的歷史數據，運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對國務院行政機構終結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國務院機構類型、政治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風險率有顯著影響，并且其風險率隨時間變化而變化。

關鍵詞 ：行政機構；終結；生存分析；影響因素

公共行政機構改革和結構性調整是政府管理實踐中的一種常見現象。近50年以來，西方各國政府在面臨財政危機、行政效率低下等管理問題時紛紛對處于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及政治環境中的政治行政體制進行不斷的結構性調整（Külli Sarapuu，2012）。行政機構的數量及變革的機構類型都產生不同的變化，1976年，Kaufman首次提出了關于公共行政機構幸存與終結的質疑：為什么有些公共組織能幸存長久而其他的公共組織卻很早逝？該問題引起了各國學者在不同政治文化和社會歷史發展背景下對公共組織生存過程（機構幸存或終結）的探討（Lewis 2002,2004；Vidar W. Rolland,2012;Külli Sarapuu,2012），試圖提出不同的理論觀點并給予不同的現象解釋。

在我國，自改革開放至今，國務院機構已歷經七次政府機構改革運動，旨在建立一個靈活、高效、服務型政府。一系列機構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政府職能的重新優化與行政機構的重組調整，相伴隨的則是公共行政機構的增撤合并等類型的變革，即有些機構被新設，或被合并，或撤銷，有些則被拆分為多個不同的公共部門。然而，我國關于行政機構生存過程的研究成果尚未系統化，且缺乏實證方面的研究。因此，結合現有研究及我國國務院行政機構改革實踐經驗，分析影響我國行政機構終結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回顧

公共行政機構生存或終結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公共行政研究之中，然而機構終結目前并沒有統一的概念界定。Kaufman（1976）將組織文化與周圍環境作為機構終結與否的指標，將具體化的組織符號、組織的權力及其內在網絡范圍視為組織邊界，但該定義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并不具備規范性。Lewis（2002）從組織功能視角指出，由于組織所有功能的消除而使組織喪失存在的意義或者由于組織的名稱的更改使組織的相應功能發生改變的事件都是機構終結。Rolland & Reness（2012）從事件-過程的視角，將機構終結界定為機構被明確撤銷、更名以及被排除在政府組成部分之外的事件。

在關于影響機構終結的因素研究中，Kaufman（1976）認為，行政機構的幸存或終結與機構生存機遇有很大關系，生存或死亡僅僅是對環境適應性的結果，而并不存在一種固定的模式。同時，他提出行政機構不朽的特征的論點與“公共組織的結構和運行環境使其更穩定、生存壽命更長”的傳統觀點相一致。然而，但Kirk?patrik 等（1999）則從政策終結的視角分析，認為確實存在某些變量重復的影響了行政機構的幸存或終結，并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影響終結的因素大致分為三類：機構特征、政治環境和外界約束，三者對機構終結都直接產生影響。而機構特征表現為機構存在的理由、壽命等，政治環境則指對機構產生影響的政治家、利益集團等。Rolland & Roness（2012）通過對挪威政府行政機構在1947-2011 年間數量及變遷類型的終結進行實證分析，指出國際行政環境（如行政管理理念）對國家行政機構的終結產生影響，即認為公共組織的變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等改革學說的全球化趨勢。制度主義學派則指出影響機構終結的主要因素來自政治家的有意識的制度設計，如政治的權力更替、機構的法定基礎、與政治權力隔離等。同時，機構自身特征也對其終結有影響，如機構規模、機構的生存時間、機構功能及機構預算等。Boin（2010）通過對聯邦政府1933-1936 年羅斯福執政期間的行政機構進行實證研究，并檢驗了該理論的正確性，結果表明政治權力干預會加快機構終結，而政治隔離即政治家的制度設計則可以使機構避免死亡，但約14年后則有相反的影響。這是因為機構需要與政治家和利益集團建立緊密關系并獲取相應的政治資源支持，同時輸出符合其偏好的組織績效、政策，否則就會受到機構的反對利益集團的彈劾。而我國學者劉新萍（2010）分析了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在1993-2008 年間的變遷情況，實證表明機構精簡-膨脹的循環改革，并綜合分析了機構終結的原因。何艷玲（2008）則定量分析了1949-2007年期間國務院組成部門的不同機構類型的機構發生的變遷情況，并分析了其變遷規模及程度。由此可見，我國現有研究在總結國務院改革的理論及總體改革和機構規模變遷上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關注于改革的經驗總結而對機構終結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的關注較少。

二、研究設計

1.概念的界定

本文采取Rolland & Reness（2012）的研究對機構變革類型進行界定，將變革類型分為產生、續存、分裂、吸收、合并和終結六類。其中，新設機構及更名后的新機構記為產生；續存則指改革中原機構分為多個，但依然以原有名稱存在；分裂指機構由一個分為多個，自身不在保留；吸收則指一個機構將其他機構吸入整合，保持原有名稱存在；合并是指多個機構合并為一個新名稱的機構，此時新名稱的機構算產生；終結是明確表示撤銷的機構、更名的機構及排除國務院組成部分的機構均記為撤銷（如1954年后中國科學院不再屬于國務院機構序列算撤銷）。

2.研究框架與研究假設

綜上所述，可以將影響行政機構終結的影響因素大概分為三類：機構自身的組織特征、所處的政治環境和機構生存的約束因素，結合Kirkpahick 的理論研究框架，將影響我國國務院行政機構終結的因素歸結為：機構特征、政治環境影響、約束因素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其中，信息技術并不直接影響機構的終結，而是間接的影響機構特征，改變行政層次和行政管理模式，改進行政效率。具體說來，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在上述研究框架中，組織機構的特征、政治環境、約束條件均對機構的終結產生影響。同時，機構特征包括機構的職能、機構類型、機構規模等；而政治因素則有國際政治環境、政治家意識形態等；約束因素指機構生存所需的財政預算、法律基礎等。本研究選擇組織機構的特征中的機構職能和政治環境中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檢驗因素。根據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以下假設：

假設H1：機構類型對機構的生存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H2：政治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

3.數據與方法

研究對象選取國務院機構組成部分：組成機構（部委行署）、部委管理的國家局、辦事機構、直屬機構和直屬事業單位五類。從機構變革類型上看，1982-2013年期間機構總共發生的不同變革類型的數量如表1。在此期間，國務院共計出現232個行政機構，但由于某些機構的職能不同，有效數據為194個參與統計分析，按機構職能上分布如表2：

方法上，本研究采用spss17.0中的生存分析法，也稱為生存率分析（Surviv alanalysis），是研究人或生物的生存現象與響應時間數據及其統計規律的學科。對研究對象的實驗或搜集數據進行生存時間及相關影響因素的關系及影響程度分析，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經濟學等方面。用于大樣本數據分析。其原理是將樣本數據進行分組編制壽命表，通過計算每個時間間隔內的樣本死亡個數、生存個數和刪失數來估計樣本的生存概率、死亡率，再通過乘積法則計算生存率和標準誤，得出生存曲線。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

1.研究變量設計

在有效數據194個機構中，終結機構數量是117個，77個機構依然存活視為右刪失數據。根據生存分析函數，選取每個機構的生存時間記為因變量，機構生存時間表示機構起始設立年份至其變革年份之間的差值。

第一個自變量選取國務院機構職能，在《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說明（1998）》中表明國務院機構分為宏觀調控類、專業經濟類、國家政務類、科教文衛及資源管理類；《國務院工作規則（2008）》中明確將國務院職能分為四大類：宏觀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及公共服務。本研究將其劃分為宏觀調控類、專業經濟類、公共服務類和政務管理類，進行編碼宏觀調控為1、專業經濟類為2、公共服務類為3及政務管理類為4。

第二個自變量選取政治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時期的政府機構改革的指導思想意味著政府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F將改革開放之后歷次改革進行編碼:1=1982-1987（記為1982，下同）；2=1988-1992；3=1993-1997；4=1998-2002；5=2003-2007；6=2008-2012；7=2013至年底。

2.實證結果

在關于研究對象的生存函數關系中，中位數生存時間表示機構生存率為50%時的時間，反映了生存時間的平均水平，具有統計學意義。通過生存分析得出，政務管理類機構中位數生存時間最長，為13.5年，其次是公共管理類、專業經濟類，最短為宏觀調控類機構，為10年。（如圖2）

而不同職能的機構類型的生存函數和風險函數如下圖，在中位數生存時間之前，專業經濟類變化最大，公共管理類機構生存率變化最小，10年左右宏觀調控類機構下降最快，表示機構改革頻繁。在左側風險曲線中可以看出，機構的終結風險并不是單調變化，而是隨時間而產生變動。在10年內公共管理類的機構風險率變化最快。

國務院行政機構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的機構中位數生存分析如下圖4，可知，1982年中位數最高為16.5年，其次是2013年、1998年，最低的是2003年的5.75年。

其中1982-1987 年撤銷機構的中位機構生存時間最長，為16.5年；2003-2007年機構生存時間最短，為5.75年，表明機構受2003 年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最大，普遍壽命偏低。不同改革思想對機構的生存函數如下圖，由圖可知2003 年改革的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影響最大。（如圖5）

行政機構在不同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生存風險率分析如圖6。意識形態對機構的風險率影響非單調，即先增加后降低，且2003年機構風險率最大。

四、討論與結論

國務院行政機構是我國政治行政體制的核心機構，其增撤合并體現了政府職能范圍與政治方向的轉變。根據以上理論與實證分析，在1982-2013年歷次改革中確實存在影響國務院行政機構生存過程的因素，如機構自身特征、政治環境等。

行政機構類型對機構生存率和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事實表明，不同的機構類型表現出不同的生存風險率，而且專業經濟類機構變化最大；同時機構風險率在不同的機構類型中都表現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變化趨勢，即在一定時期內機構類型在機構生存的過程中終結的風險率隨時間變大，一段時間后其風險率下降，其風險率轉折大約是8~10年。該結果與Boin（2010）的研究結論保持一致，認為政治家對行政機構可以通過有意識的制度設計來實現對行政機構的控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機構的壽命，即使隨時間改變其設計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政治意識形態對行政機構的生存風險率有顯著影響，且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對行政機構的生存影響不同。具體說來，在一定時期內，政治意識形態的風險率先增加后降低；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機構終結對機構生存風險率影響也不相同，在2003年其風險率增加最快。這就表明，自1980年，西方各國政府機構改革通過政府管理的結構性放權來實現政府職能優化及調整、政府機構重組等改革措施，而我國在2001 年加入WTO，此時政府機構的調整目標則是為了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及政府管理需求，表明政治環境尤其是國際環境對我國行政機構的終結影響較大。

由于搜集資料困難等原因，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自變量選擇及實證上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如對行政機構終結的約束因素。其次，研究樣本范圍主要針對國務院主要組成部分，未來可以更廣泛地對其他類型機構（如議事協調機構）等進行分析，為理解分析國務院機構的生存過程和影響因素提供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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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第3篇

根據知識貿易學的基本規律，貿易必然導致風險，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必然導致基于特殊傳播機制的知識溢出性風險。具體講，導致各種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的潛在利益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知識能夠帶來效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通俗的主流話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教育機構無一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設立的思想接合中介，這些學?；蜓芯繖C構為知識需求者和知識擁有者之間架起了溝通和聯系的紐帶，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美國著名知識經濟學家約翰•湯姆斯所說，一種知識，如果不能給人的類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帶來潛在的物質性收益，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播能力將會大打折扣。聯系今天中國各級教育的經濟導向性，我們也會明確感受到知識產品的經濟驅動力。事實上，知識產品的跨國流動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為促動的，在較為嚴格的知識動力學意義上，知識產品的潛在或現實的利益本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那些冒著投資風險進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達成知識產品國際交易的后發助力而已，他們所獲得的基于當期匯率所表現出的貨幣價值，只是隱含在知識產品中的勞動凝結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之后的利潤讓渡，也可以說是對知識產品特殊有用性進行全球轉移的貨幣獎勵。

2.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自階級社會和私有制度出現以來，人類始終面臨三大選擇:一是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制約性選擇;二是為了維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擾性選擇;三是治者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傳遞的主導性存在價值選擇。在上述選擇的關鍵路口，政治治理者都會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來強化對被治理者的威權性存在。假定意識形態是一種知識產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統領整個社會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價值系統是促使知識產品國際流動的終極解釋力。政治家經營國家的重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基于權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觀國際關系學上，把一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意識形態推向他國才是政治產品國際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打著“意識形態民主化”輸出的口號，但美國在國外經營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美國的全球政治戰略服務。正如斯賓塞、李嘉圖、威廉•配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的一致看法:幾乎沒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脫離開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自在發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如此。我們要杜絕“國際貿易泛政治化”的傾向，但我們更要看到國際貿易的政治風險。就知識產品跨境流動的權力驅動力來說，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換一句話來說，正是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釀生了國際貿易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經濟形態的，因為一種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藝術是不可能帶給觀眾藝術化視覺效果的。在全球知識產品頻繁流動的今天，廣播電影電視、雜志期刊出版、廣告視覺傳媒、數據電子電腦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娛樂性滋生了各種潛在和實際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把這些產品的國際交易風險都歸結為中間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那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是參與貿易的企業，還是政府許可證的管理，抑或是民間的中介機構都希望獲得物質性的收益。這些參與者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形形的交易風險呢?事實上，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導致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驅動力。娛樂是文化的，但娛樂也是要走向國際化的。當一種知識產品不能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暢快淋漓的感性體驗的時候，它就會被很快拋棄，更談不上什么跨國交換了。

二、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表現形態

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隱含著基于貨幣市場波動而引發的匯率風險、基于國家金融制度差異而引發的政策風險、基于信用資金償還機制差異而引發的貸款風險、因各國契約理念不同而引發的合同風險、基于知識隱形貶值而引發的價格風險等問題。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時空傳播方式的差異性，使得知識產品國際貿易的風險呈現出許多獨有的特征。

1.匯率風險。不論美元債務擴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貨幣購買力的潛在損失，美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通行的國際結算方式。新西蘭學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討過建立以彈性金本位為核心的二元貨幣體系的構想，指出這種貨幣制度是使儲蓄存款長期保持原有購買力的重要保障，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基礎性解決方案，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但這種國際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論探討的階段，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英聯邦國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默認美元的結算方便功能，同時也認可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結算單位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同股票、基金、期貨、債券市場一樣，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同樣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和供需法則;同虛擬資本的交易法則一樣，全球知識產品的交易同樣受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許多人大量購入美元而兌換人民幣的時候，伴隨著美元貶值的不僅是持有美元國家購買力的下降，這一行為同樣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并事實上給跨國知識產品貿易商以遠期盈利的機會。比如，中日韓三國的電影市場就曾經因為匯率的波動給韓國公司和中國國際影視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

2.政策風險。世界各國都對他國的知識輸入持謹慎和理性的態度。比如歐洲就對中國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征收較高的關稅，美國對中國出版物的輸入控制更是非常嚴格，除了有反傾銷審查之外，還增加了意識形態審查和宗教審查。對于那些與美利堅基督信仰明顯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準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義帶進美國。事實上，中國自然科學成果輸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并成為ISTP和EI檢索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社科類成果的檢索比率。除去中美兩國版權制度和版稅扣除機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識產品的中美貿易方面，兩國的政策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那些名為保護貿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實際上成為國際貿易組織成員國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壘，最終釀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產品貿易風險。

3.貸款風險。知識產品的國內生產企業為了打開國際市場，往往在國內法的框架內通過股市、基金、期貨、債券，甚至變相民間融資的形式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償還有的有明確期限，有的則是非法融資的。在民間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支持下，各種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電影企業，在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了知識生產的全部資金。但問題在于，如果這些知識產品沒有獲得實體企業的青睞，沒有獲得國際銷售的利潤，那么開發商和運營商以及中介公司都會面臨巨大的償貸壓力;當這一貿易鏈條上的任何一家企業因道德或法律糾紛而“撂跤子”時，正零和博弈就會迅速變成“囚徒困境”。這時就會出現到處都是催債的經理人、而到處可見的都是沒錢的老板或經理的艱難局面。由是，風險愈演愈烈。當然也會出現一些不能正視自己國家貿易地位和能力，盲目舉債、到處申請外匯貸款的現象，這同樣造成了一些債權國貸款無法償還的風險。

4.合同風險。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合同只是約束貿易雙方的紙質文件，在跨國貿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單方面違約，追責的難度是非常巨大的?？梢赃@樣說，因一方單方面違約而造成損失的償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著實質性條款的歧義性解釋、合同的使用范圍往往存在著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沖突，有些知識產品運營商又沒有國際商務合作的經驗，當進口商不能按期履約時，風險就會非常巨大。

5.價格風險。在商品交換領域，價格的波動是供需關系的晴雨表。在國際貿易領域，商品價格的國內波動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就光盤、出版物、影視作品、文學讀物等知識產品的跨境流動而言，價格的隨行就市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當已經按照合同價格預期交割的知識產品因國內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漲價的時候，對于貿易商來說，是撕毀合同直接向國內賣出這些產品，還是按照誠實守信的原則按期交貨呢?正常來說應該是按期交貨，但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一再告訴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多數商人都會傾向于毀掉合同賺取超額利潤。這時市場倫理就會讓位于功利哲學，巨大風險就會從天而降。

三、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策略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正在逐漸加劇、知識產品貿易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盜版現象極為普遍、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的跨國抄襲現象愈演愈烈、各種文化產品國際合作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不當競爭此起彼伏?？渴裁磥砑s束知識產品市場的國際貿易呢?本研究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強化知識產品國際貿易市場的調研工作。根據需求偏好理論，地域上相鄰或相近國家的貿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間上較遠地區和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亞洲面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國家。就東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韓國，其次是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澳門地區和朝鮮。據文化部和商業部的聯合調查，從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韓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達到了1598.9億美元，其中進口額達到1057.5億美元，逆差趨勢明顯。②就東南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輸出的主要地區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中新和中馬貿易額占到了貿易總額的79%，表明中國的知識產品在東南亞地區已經形成了廣泛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緬甸、印度、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尼泊爾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地緣合作關系，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很小。近年來，伴隨著遠洋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展，中國和美國、歐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識產品雙邊貿易在逐漸擴大，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的統計數據，近10年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已經達到1200.98億美元，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經達到621.56美元，中國和南美洲的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37億美元，中非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98億美元。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今后應繼續加大與地緣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品貿易，要依據準確的貿易數據制定合理的出口戰略和進口措施。要根據歐洲國家偏好中國物美價廉文化產品的需求事實，制定中國知識產品出口歐洲的詳細計劃;要把中國的陶瓷制品、絲綢制品、柳編制品、服裝產品、小飾品添加上強烈的文化信息，把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諧大同思想輸出國外，使知識產品供應商能夠在賺取國際分工效益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對于某些攜帶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們也要本著協商的原則，盡量回購流失到國外的珍貴寶物;對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現象和行為要大力查處、毫不手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細致縝密的事前調研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決策的重要前提，這方面經驗是豐富的，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

2.認真研究貿易國的政治、經濟及法治狀況，牢牢把握貿易國的政策特征和價值偏好。作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最為廣闊的地區，中國的文化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擁有極為廣闊的需求市場，并吸引了大批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出版業、廣告業乃至各種文體娛樂行業。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國內文化消費需求空間很大。作為中國知識產品貿易的主要輸出國，美國、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治運作特點、經濟發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價值評估體系都是各國知識產品貿易商必須密切關注的重要信息。一般來講，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消極財政政策時，這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反之，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對于知識產品貿易商來說，只有認真研究了貿易伙伴國的政策變化動態并隨時關注國際社會的風吹草動，才有可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獲取客觀的比較收益，否則，巨大的貿易風險將不期而至。就歐洲和美國來說，中國的電影電視產業要想打入這些國家的主流音像市場是很難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商人經濟實力有限，更是由于這些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質疑和困惑。由此，中國在輸出知識產品的時候要盡量尋找那些極富傳統感染力的文化產品，避開那些帶有單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識產品;中國輸入到歐洲和美洲的知識產品要盡量體現出對那些國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對于非洲國家來說，我們的核心目的是輸出出版業和傳媒業的文化產品，把古老的東方儒學文化傳播到遙遠的非洲部族。

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第4篇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競爭環境日趨激烈，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降低自身的稅收負擔，必須要做好納稅籌劃工作，有效預防納稅籌劃風險，從而增加自身的收益，實現自身的長遠發展。就現階段而言，我國在納稅籌劃方面的研究還相對不足，難以形成規范化和系統化的理論，其風險研究缺乏應用性和針對性。本文就對納稅籌劃的主要風險進行深入分析和探討，并試探性提出有效的規避措施，以便相關人士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

納稅籌劃；主要風險；規避措施

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有效推動了企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企業管理水平的提升。但是企業在實際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此企業應對自身的發展戰略加以重視，關注納稅籌劃工作，促進自身應納稅款的降低，強化市場競爭實力，實現自身的最大化利益[1]。當然，高利潤伴隨著高風險，納稅籌劃雖然能夠產生節稅利益，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風險，如政策風險，經營風險等，因此企業在進行納稅籌劃工作時應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影響因素，有效預防風險，促進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一、納稅籌劃概述

（一）含義

納稅籌劃也稱之為稅務籌劃或稅收籌劃，其主要指的是納稅人以政府稅收政策以及法律法規為指導，事先籌劃自身的經營活動，并科學合理選擇納稅方案，從而充分行使和享受自身的合法權利，降低稅收負擔，實現自身最大化價值。一般而言，納稅籌劃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而變化，伴隨著公民依法納稅意識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法治化與規范化的提升而出現，能夠有效促進納稅人稅收負擔的降低，因此其也稱為“節稅”，納稅籌劃的發展前景將會更為廣闊。

（二）特征

對于納稅籌劃而言，其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事先籌劃性。就納稅籌劃行為來看，納稅人需事先調整與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并對行為和結果加以重視，保證納稅人的籌劃行為。如果納稅人在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對稅收負擔問題沒有進行充分考慮和合理安排，即便最后能夠促進稅收負擔的減輕，仍然不屬于納稅籌劃。二是合法性。納稅籌劃應在法律法規許可的范圍內進行，保證其行為的合法性；而違法行為應結合法律加以懲處，即便其沒有收到法律的處罰，也不屬于納稅籌劃行為[2]。三是稅負減輕的目的性。納稅籌劃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稅收負擔的減輕，達到最低稅收負擔，從而保證納稅籌劃行為的成功。納稅籌劃具有明確的目的性，納稅時間的推遲以及減少應納稅額等都是稅收負擔減輕的具體表現。

二、納稅籌劃的主要風險

納稅籌劃風險主要是指納稅籌劃活動受不同因素影響而出現失敗的可能性。一般納稅籌劃風險主要包括競爭風險、經濟風險、經營風險、意識形態風險以及政策風險等。

（一）競爭風險

競爭風險主要是指納稅人沒有全面認識到納稅籌劃的作用，導致自身利益和競爭實力的降低，從而產生競爭不利風險。納稅籌劃作為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內容，企業能夠利用籌劃減輕稅負，增加利潤和整體效益，強化自身的市場競爭實力，實現最大化價值。如果企業認為納稅人進行納稅籌劃難以減輕自身稅收負擔，因此出現少繳稅款或偷稅行為，這樣不僅會降低既得利益，也會影響自身的競爭實力，不利于參與競爭活動。如尤麗華公司的兩家姐妹公司，分別設在荷蘭和美國，并在我國設有多家子公司，涉及到快速食品、化妝品以及香皂等領域。由于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稅制，該公司在進行納稅籌劃活動時聘請了多名高級專家，一年即便只節稅一項，就能增加數百萬美元收益，有效促進了自身綜合競爭實力的提高。

（二）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主要是指納稅人因納稅籌劃成本難以收回，承擔法律責任而多支付和多交款項，從而產生的經濟損失。一般納稅籌劃成本包括公共協調費用支出、企業職工福利支出、工資、方案籌劃費以及其他費用支出等。如果納稅人被稅務機關認定為偷漏稅，其需要承擔法律責任與義務，必須要交罰金和滯納金，并接受稅務機關頻繁和嚴密的稽查，這樣會降低自身的信譽和銷售，減少客戶，導致經濟損失的增加。

（三）經營風險

企業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由于技術、市場和管理等方面的變化，導致其生產與銷售面臨著一定的風險，一般經營風險主要表現在財務風險和經營失敗這兩個方面，其對方案具有根本性和重大性影響[3]。對于納稅籌劃方案而言，其主要是合理預測企業的經濟活動，如果其基礎出現較大變化，將會影響納稅籌劃。例如在對利息費用進行納稅籌劃時，如果采用財務杠桿效益，一旦企業資金或利率出現變化，企業將會面臨嚴重的財務負擔，影響利潤的提高。

（四）意識形態風險

對于意識形態風險而言，其主要是指征納雙方在納稅籌劃效果和目標等方面存在的認知，從而產生風險。由于納稅人生產經營行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其實際經營過程中往往會自己確定籌劃方案及其實施，稅務機關不參與其中，而方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主要取決于稅務機關對其認可度。如果納稅人和稅務機關對稅法精神的理解難以形成一致，稅務機關將可能會認為該方案與稅法精神不相符合，影響方案的具體實施。同時納稅籌劃是對邊緣效益的追求行為，其不合理行為將會被稅務機關認為是偷稅和逃稅等行為，影響納稅人的經濟效益。此外，納稅籌劃應具備合法性，但是部分企業在實際經營過程中對其具有較高期望，難以全面理解納稅籌劃的概念，將其與欠稅、漏稅和偷稅等行為混為一談，導致方案的稅務機會成本過高。

（五）政策風險

稅收政策的變化主要指的是國家稅收法規具有不確定時效時，往往會導致納稅籌劃行為存在一定的風險性。隨著市場經濟環境的不斷發展與變化，受經濟結構以及產業政策調整的影響，稅收政策也不斷變化，從而適應經濟的發展[4]。納稅籌劃作為一種事前籌劃行為，其多是以現有的稅收政策為依據來設計方案，如果稅收政策出現變化，將會導致納稅籌劃方案缺乏合理性與合法性，產生納稅籌劃風險。如在2006年之前房地產企業可采取一方出資聯合建設項目，另一方出資土地，并且出地一方不需土地轉讓所得營業稅以及土地增值稅等稅種加以繳納，但是隨著《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房地產開發業務征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等文件的下達，該方式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

三、納稅籌劃風險產生的原因

（一）客觀原因

由于稅收存在無償性特征，其會對納稅人的經濟利益造成不利影響，導致納稅人難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納稅人在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應對政府立法精神和稅收政策進行認真把握，并從自身的實際發展情況出發，采取有效的納稅籌劃，促進自身稅收負擔的減輕。同時，我國相關稅法不夠健全和完善，雖然稅法具有一定的針對性、穩定性以及原則性，但是其難以及時修訂，導致納稅籌劃風險產生，影響納稅人的經濟效益。

（二）主觀原因

稅收主要是國家為了滿足社會公眾對社會產品的需求，從而進行相對規定、無償以及強制的分配，納稅人不需付出代價以及直接償還，這使得納稅人開始采取措施來促進自身稅收負擔的減輕[5]。隨著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企業要想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必須要擴大自身生產經營的規模，選擇新工藝和新技術改造固定資產，降低生產成本和資源消耗，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加自身的收益。一般情況下，如果生產力水平較為穩定，經濟資源有限，且生產成本降低和收入增長存在限度時，納稅人只有降低稅收成本，有效采用納稅籌劃方案，才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三）稅收政策原因

我國社會經濟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由于不合理的產業結構、不平衡的區域發展等因素的影響，導致經濟發展受阻，因此調整產品與產業的結構，保證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國應將收稅的經濟作用加以充分發揮，制定行業、產業、產品以及區域的稅收優惠政策，從而為納稅籌劃提供可操作的空間[6]。此外，由于國與國之間存在不同的經濟政治制度以及國情，因此稅收制度也不盡相同，稅基和稅率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使納稅人的選擇機會變多，便于納稅籌劃的操作。

（四）納稅籌劃人因素

納稅人在開展納稅籌劃工作時，如果難以全面理解和熟悉稅收與財會業務，對納稅籌劃風險存在片面性和主觀性了解，存在判斷失誤現象，將會影響該工作的順利實施。一般因納稅人產生的風險主要體現為三點：一是信用喪失的風險；二是無法有效運用與執行相關稅收政策的風險；三是難以全面準確理解稅收政策的風險。

四、納稅籌劃風險的主要規避措施

（一）提高納稅籌劃風險的意識

由于市場環境存在復雜性、多變性以及不確定性，導致納稅籌劃風險時刻存在，因此納稅人應對這些風險加以正視，并在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對其保持警惕性。同時納稅人可有效利用信息技術和網絡設備，創建快捷合理的納稅籌劃預警系統，并對相關信息進行及時收集與整理，綜合分析影響納稅籌劃的風險因素，便于納稅人做好預防風險的工作，保證納稅籌劃工作的順利進行，提高經濟效益。此外，在實際納稅籌劃過程中，納稅人應對其風險進行充分考慮，并在此基礎上作出正確合理的決策，制定科學的納稅籌劃預警系統，使其具備風險控制、危機預知和信息收集等相關功能。這樣一旦出現潛在風險，籌劃人員則能夠利用其對風險產生的根源進行詳細分析，做到有的放矢，預防風險的出現，提高納稅籌劃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二）強化風險管理

首先應對納稅籌劃方案進行綜合衡量。成功的方案應具備合法性與合理性，能夠有效實現預期的效果。當然在方案實施過程中往往會導致納稅人管理成本的增加，因此必須要重視其對稅負產生的影響，綜合考慮稅收環境變化以及戰略規劃等對其的影響，從而保證納稅籌劃活動的順利實施，減輕稅負，增加收益。其次應對稅收政策動態進行及時全面把握。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就是稅收政策，在其基本穩定條件下，以經濟運行狀況為基礎適度調整政策，如調整利息稅稅率等。納稅籌劃會受企業經營活動、國家政策以及經濟環境等因素影響，存在一定風險，這要求納稅人應對稅收政策情況進行及時了解，系統學習稅收制度和法律法規，對稅法細節變化進行全面掌握，建立相關信息數據庫[7]。同時納稅人應對稅法精神進行科學把握，對稅收政策的變動情況進行合理預測，重點掌握市場經濟的動態，從而保證納稅籌劃方案的準確性、預見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最后應對利益與風險關系進行合理把握。納稅籌劃方案的優劣直接影響著節稅效果，因此必須要全方位監控風險情況，對成本效益進行準確比較。如果方案實施成本高于收益，存在一定的風險成本，應以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為依據，放棄或優化納稅籌劃方案，保證方案的可行性與可操作性。

（三）健全內部管理制度

納稅人享有的權利是納稅籌劃，則依法納稅是其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對于企業而言，其會計核算資料是其納稅基礎，因此在實際經營過程中應嚴格按照國家的稅收政策以及財會制度的標準，依照法律要求對會計憑證和賬冊加以設立和規范，并相稅務機關及時報送財務報表，保證納稅籌劃活動的順利進行。同時企業應對內部管理加以強化，健全和完善相關的內部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規章制度，從而達到納稅籌劃風險的有效預防。

（四）強化納稅籌劃的合理性和規范性

納稅籌劃具有較強的技術性和較強的綜合性，納稅人在進行籌劃活動時應對會計和稅法的相關內容加以全面掌握，并了解物流、貿易、金融以及投資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從而提高自身的專業素質[8]。企業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缺乏專業人才，要想保證自身的經濟效益，可聘請注冊稅務師等專業人士進行納稅籌劃業務，從而保證納稅籌劃的合理性與規范性，促進納稅籌劃風險的降低。

五、結語

綜上所述，企業在開展納稅籌劃工作時，由于主客觀因素、自身原因以及稅收政策等方面的影響，導致納稅籌劃存在競爭風險、經濟風險、經營風險、意識形態風險以及政策風險等，影響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市場競爭力，無法實現自身的長遠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應對納稅籌劃進行正確認識，提高提高納稅籌劃風險的意識，強化風險管理，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強化納稅籌劃的合理性和規范性，從而保證納稅籌劃活動的順利開展，減輕稅負，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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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文.企業稅務籌劃中的風險與規避問題探討[J].市場研究,2011(07):57-59.

[4]伍冬鳳.大型商業連鎖集團企業納稅籌劃方法及其風險分析[J].湖南稅務高等?？茖W校學報,2014(06):24-26.

[5]伍冬鳳.商業連鎖企業納稅籌劃風險檢測及策略分析[J].中國管理信息化,2012(22):64-65.

[6]陳磊.新增值稅法下納稅籌劃探討[J].中國集體經濟,2010(21):89-90.

[7]李靜榮.試析企業納稅籌劃中如何做好風險管理[J].東方企業文化,2014(12):256.

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第5篇

[關鍵詞]流程再造；行政體制；政府改革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863（2013）09-0020-05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成為當今中國公共管理研究和實踐領域最為重要和迫切解決的問題之一。盡管改革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依然面臨著比較嚴峻的形勢。主要體現在以往的改革更側重于加快政府運作效率等方面，過度地強調“效率導向”，而對所涉及的復雜政治問題考慮不充分、準備亦不充分，從而造成一些現實困難，已經嚴重制約了行政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進展。[1][2]

具體而言，這些困難體現在三個層面：（1）改革的合法性問題，主要體現為改革配套不夠或考慮不周，導致原有法律體系無法適應新的改革，造成改革后的政府行為缺乏行政合法性問題[3][4]；（2）改革系統性不足問題，主要是缺乏整體考慮和利益補償機制，人為造成改革的內外阻力過大；（3）改革實施的可持續性問題，由于缺乏對改革短期和長期進程的平衡，短時期壓縮的編制和減少的流程又會很快再反彈。以上不足均是因僅將行政體制改革視為一個單純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的管理問題，而沒有從研究和方案設計之初就系統考慮到行政體制改革的特殊性問題。[5]由于傳統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更多地是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為核心目標，而行政體制改革還需考慮利益平衡、政治后果、社會影響等復雜的政治問題。這是行政體制改革與傳統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最大的不同，也是行政體制改革深入推進的最大難點。

本文旨在揭示行政體制改革與傳統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的異同，并著重提出并試圖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是什么？行政體制改革所面臨的管理問題和政治問題各自是什么，所面對的核心難點是什么？在管理與政治二維視角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解決改革難點應該用什么樣的思路和原則來進行？

一、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以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為視角

（一）傳統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

所謂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顧名思義是指對組織的基本靜態結構和動態工作流程進行重構的過程。其起源于上世紀90年代美國管理學界興起的針對大企業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進行優化設計的系統理念和方法，是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改變原有僵化的科層體系，以適應市場競爭和滿足顧客的需要[6][7]，而逐漸演變為對于一般組織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

從傳統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的原則而言，核心目的是通過產品或者服務的提供讓組織在市場上（或者其它競爭環境中）獲得競爭優勢，從而實現自身的盈利和可持續發展。因此，傳統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的核心原則是提高組織運行效率、改變僵化科層結構、提高組織響應速度。其中，效率是傳統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的核心導向。

（二）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對行政體系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

從形式來看，行政體制改革與傳統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形式上高度相似，實際上就是對行政體系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問題。當前，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原有政府組織架構和行政流程已無法適應新形勢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要求，因此必須主動或非主動進行適應性變革。主要表現為政府組織機構設置不協調（機構冗余和沖突）和行政流程冗長（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而對政府發揮自身應有的公共職能產生影響，進而引發面對公民服務訴求時的響應緩慢和不作為。

從組織角度看，冗余的政府機構設置將產生三個問題：（1）事權缺位，對于多部門負責又缺乏有效尋租價值的事項，往往導致多部門都不負責；（2）部門沖突，對于多個部門負責但能夠帶來額外利益的事項，往往導致部門沖突；（3）冗余流程出現，集中體現在審批事項需要經過多個部門，而其中僅有少數部門與審批事項有密切的直接聯系。這些都會降低效率和增加管理的復雜性和成本。

從工作流程角度，過長、冗余的行政流程則將產生以下三個問題：（1）制約社會經濟的發展。冗余流程必然帶來高額的社會交易成本，從而抑制微觀社會經濟主體的活性和基本社會經濟活動；（2）影響政府的合法性。政府和公民本質上是一種穩定的“繳稅-公共服務”的二元契約關系，這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政府業務流程過長且冗余，將無法有效回應公民的基本訴求，而單方面地違反公民與政府的契約關系。（3）影響公民對政府的基本信任。冗長的行政流程和低效的服務能力必然引發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動搖政府的公信基礎。

基于上述分析，政府必須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進行相應自身部門設置和工作流程的變革。

（三）行政體制改革又是高度特殊的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

行政體制改革本質上是對行政體系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但又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行政體制改革之所以在現實中難以推進，是因為其自身的特殊屬性，面臨著特殊的問題。這也是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和最大的難點（如表1所示）。

1.改革牽扯范圍巨大、影響廣泛。傳統組織變革和業務流程再造主要針對的是商業企業或一部分的社會組織，所面對的環境相對有限，變革對外部環境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例如，企業調整自身部門結構，基本不會影響外部競爭性市場，外部環境相對于其變革而言多是外生的、靜態的。而行政體制改革無論從地域還是從人數來講都牽扯廣泛。如果將行政體系也視為一種就業組織，那么行政體系是最大的單一就業群體，其改革動輒涉及上千萬人，影響極為巨大。此外，行政體制與社會環境密不可分。由于改革改變的是遍布全國的公權體系，因此對行政體系的變革會改變社會的基本運行機制和方式，所以行政體制改革本身也會塑造和改變社會環境。這就使得在分析行政體制變革的時候，無法單純的沿用傳統的方式假定外部環境和其他要素不變，然后逐個單一的將各個問題分開來考慮再統籌分析的基本方法。

2.改革牽扯利益巨大。任何公共權力的存在總是與利益相關，不是保護利益，就是調整利益。所以，無論是調整行政部門設置還是變革行政流程，總會牽扯到復雜的利益。而且，行政體制改革調整的是整個國家公權網絡，所以牽扯的利益極為巨大和廣泛。

3.改革阻力巨大。任何組織變革都會面對組織內外的阻力，而行政體制改革所面臨的阻力更為巨大。這一方面來自于既得利益的直接相關方，另一方面則來自于整個社會中個體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慌心理。

4.改革風險遠較一般組織變革更大。這種風險體現在作為整個制度層面的變革失敗和作為變革發起和實施者的個體失敗。從組織或者制度失敗的角度看，行政體制改革如果由于各種因素出現問題，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必然會對整個社會發展、政府體制等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就作為發起者個體而言，由于變革本身就面臨著極大的風險，改革中部分失去既得利益的群體必然會怨恨這些改革的設計和發起者。特別是改革一旦失敗，這種怨恨就會集中爆發。但是，如果不改革，即便整個體制失敗了，失敗后果和責任可能更多會歸結到體制上，不會由個體承擔。因此，對于個體而言，改革的風險確實巨大。

5.行政體制改革還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行政體制改革實際上會與一些基本的意識形態問題高度相關。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它必然涉及一些基本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定位問題，如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政府的執政依據等。這些原則性的問題和詮釋，都涉及到政治層面的意識形態問題。

表1行政體制改革與傳統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的比較

傳統的組織變革

與流程再造行政體制改革對象一般規模組織，如商業組織、社會組織等行政體系范圍組織內部，范圍不大一個區域內乃至全國，范圍巨大變革原因不適應競爭需求，流程冗余，效率低下行政體系龐大，流程漫長，政出多門，效率低下變革目標高效精簡的組織，提高快速應對和反應能力高效精簡的政府部門，快速的行政流程，及時為公民提供服務變革阻力內部存在變革阻力，阻力相對較小原有行政體制既得利益，不確定性，阻力較大變革動力競爭壓力，效率壓力，生存壓力公民需求，社會壓力，政治合法性需求變革的決策

和發起者組織內部的決策者政府決策者、公民推動 變革原則單一效率原則多元要素考慮，基于效率和復雜利益關系的多重原則變革的風險變革失敗，組織失去競爭機會變革失敗，行政體制愈加僵化，無法滿足社會公眾需求，政府信任度下降，失去執政合法性其他因素外部環境，內部結構，市場機遇，相似競爭對手行為整個政治體系制約，意識形態，經濟發展，社會變革，公民觀念等影響二、行政體制改革中的政治問題與管理問題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行政體制改革與傳統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更多的是一個純粹意義的管理問題，很少考慮效率以外的東西；而行政體制改革不僅是單純地提高效率的管理問題，而且還面對大量的效率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這些效率之外的問題可以籠統地概括為改革中的政治問題。

（一）行政體制改革中的管理問題

行政體制改革中的管理問題主要是將職能交叉、流程冗長沖突、繁瑣等制約效率的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設置問題予以優化解決。核心是提高組織效率和執行力。從以往改革來看，之前的改革往往過于強調減少部門數量、合并相似職能部門、精簡人員、強行壓縮行政時間等方式為主要改革形態，其中核心思想都是提升效率。以往改革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提高效率的管理問題。

（二）行政體制改革中的政治問題

行政體制改革中面臨的政治問題極為廣泛，主要包括四個層面：首先是政府職能轉型與其他社會主體的關系重新界定問題；其次是改革的合法性問題，既包括政治上的合法性（對于政治行為的認同特別是觀念上的認同，這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層面），也包括法學意義上的合法性（主要體現在法律的配套性和自洽性上）；第三是平衡各方面利益和降低政治阻力，確保改革的可持續性；第四是謹慎選擇改革優先序和推進戰略以實現改革的長期穩步可持續。以上層面又可具體表現為以下問題：

1.政府職能轉型以及與其他主體的關系問題。在行政體制改革中，政府定位、職能改變和重新界定以及與其他社會中主體的關系的調整，不僅是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便于管理的需要，而且該問題也是行政體制改革中最為核心的政治問題。因為政府職能轉型以及與其他社會主體關系的重新界定，實際上是重新劃分政府和其他主體的權力邊界、重塑權力關系。這是社會治理中最為重要的政治問題，并與新的意識形態構建互為表里。

2.意識形態問題。在調整政府與企業、社會組織、公民之間的權力關系的同時，實際上也塑造了關于“政府是什么”，“政府應該做什么的”，“政府擁有什么樣的權力”等一系列新的觀念集合。因此，行政體制改革必然會對原有意識形態產生影響，并潛移默化地構建了新的意識形態。在改革行政體制時，必須充分考慮改革會對整個意識形態體系產生何種影響、是否與之前的意識形態形成沖突，以及如何引導或者適應的問題。從某種意義而言，意識形態問題可被認為是行政體制改革中雖然隱含然而影響最為深遠的政治問題。此外，意識形態問題既關系到政治上對改革的認同，也關系到維護改革穩定，減少改革阻力。

3.改革的法律合法性與配套問題。行政體制改革最終要形成政府與企業、社會組織、公民之間的新的法律關系和契約關系。所以，它必須要法律形式為最終形態和固化手段，失去法律體系支撐的行政體制改革往往無法深入和持久。合法性問題將影響改革的可持續性等問題。

4.利益調整與再平衡問題。行政體制在調整政府結構與流程以及與企業、社會的關系時，必然引發與權力相關的各種利益的重新組織和分配，而利益問題往往是阻礙行政體制改革能否深入的最大的現實阻力。既得利益者往往會通過各種手段阻礙深入推進改革。

5.社會穩定問題。一旦改革開始并推進至中后期，往往會產生大批的改革失意者和利益受損者，這就產生了一個相當大的社會不穩定群體。從理論來看，順利推進的改革應該是帕累托改進的（沒有人利益受損），或者至少是部分?？怂垢倪M的（受損者可以得到利益補償），從現實中也證實了這一點。特別對于當前中國，社會穩定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考慮的因素。因此，行政體制改革推進中，必須要考慮對利益受損者的補償和救濟問題。

6.局部效率與整個體系效率的提升問題。行政體制改革不僅應該考慮局部行政流程的效率，還應該考慮整體行政體系流程的效率，甚至包括整個“政治-社會”系統的效率改善。現實中往往是，局部審批效率雖然加快然而整體的流程并沒有加快多少。這一點既與改革的配套措施相關，也與能否深入持續推進改革避免改革反復高度相關。

7.改革的優先序、范圍以及短期與長期的平衡問題。行政體制改革總體上是要實現長期、持續且有序的推進，不能僅追求短期速成而導致長期的不可持續。因此，在改革壓力下，如何選擇改革范圍、確定改革優先序，并制定好短期改善與長期改善的平衡，也是極為重要的政治問題。

由此可見，行政體制改革必須考慮以上政治問題。如果為了短期速成，而不考慮這些要素，必然會重新陷入到越改越多，越改越繁的歷史循環中。

（三）通過三種改革比較深入理解行政體制改革的“管理-政治”二重性問題

深刻理解行政體制改革中管理與政治的二重性，還需進一步比較傳統組織變革、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三類改革的定位與差別。傳統組織變革主要是為了優化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提高效率；政治體制改革更多的是考慮政治價值、公民權利、公平與正義、政治合法性等純政治問題，相對而言較少考慮效率問題，更不允許為了效率問題而犧牲這些政治原則；行政體制改革既有政治體制改革中關于政治合法性的考慮，也有提高組織行政效率的考慮，所以行政體制改革處于政治體制改革與傳統組織變革之間，同時關注管理問題和政治問題。圖1描述了這種結構關系，揭示了行政體制改革所面臨的二重性問題。具體而言，在倫理和價值層面，行政體制改革上接政治體制改革，而在工具層面，行政體制改革需要借鑒傳統組織變革的理論方法。

三、基于“管理-政治”二維導向的行政體制改革思路與路徑

問題分析旨在提出解決的辦法。認識到行政體制改革中同時具有管理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多重復雜性，就需要在行政體制改革的設計中進行充分的考慮。這要求將原有的單純一維管理思維變為考慮管理與政治原則二維思維。

傳統以效率為中心的考慮是簡單的一維思維。即只考慮行政部門是否冗余，是否有效率，如果效率有問題，或者職能類同即進行合并或者精簡。

圖3展示了單一效率導向的行政體制改革示意圖，即將所有部門和流程按照效率高和效率低進行劃分，對于效率低的部門和流程給予合并然后形成效率高的部門。如上所述，這種單一效率導向的改革并未充分考慮行政體制改革的復雜性，產生了諸多問題，且已經后續潛力不大。

而在考慮到改革中的管理問題和政治問題后，對部門設置、流程的精簡就需要同時考慮效率原則與政治原則。我們按照效率導向和部門的政治利益將所有部門進行劃分。部門的政治利益包括部門存在是否具有政治意義，對于社會穩定或者體制穩健是否具有積極意義，對于改革的穩定實施是否具有積極意義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改革開放后設置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在十年的時間里，通過這樣巧妙的政治設置，極大減少了改革的阻力。

在進行了效率原則和政治原則的綜合考慮后，所有的行政部門均可以劃分在四個象限中：

象限一，“低效率-低政治價值”：部門明顯既無效率，又沒有存在的價值。

象限二，“低效率-高政治價值”：部門雖然其行政效率很低，但是由于其具有某些政治功能或者象征意義，或者具有歷史傳統等。

象限三，“高效率-低政治價值”：部門雖然效率很高，但是其存在意義不明顯。

象限四，“高效率-高政治價值”：部門效率高，同時也具有獨立存在的政治價值。

從以上四個象限可以看出，象限一中是典型的需要改革的行政部門，而象限四中是典型的最佳的行政部門，亦是改革的目標。

具有了四個象限后，同時也就產生了相應的改革路徑，所謂改革路徑，總體而言，就是逐漸將除了第四象限以外的所有部門逐步轉變形成同時具有高度政治價值和高效率的部門。

這種過程同時就產生了六條路徑：

路徑1：對于“低效率-低政治價值”的部門直接進行撤裁；

路徑2：對于“低效率-低政治價值”的部門通過合并為“低效率-高政治價值”的部門，這種構建合并往往是為了確保改革的穩定性。

路徑3：對于“低效率-低政治價值”的部門通過合并等方式變為“高效率-低政治價值”的部門，但是實際上這條路徑在現實中往往并沒有實際意義。因為沒有存在價值的部門效率無論效率高低都沒有保留的意義。在圖中用虛線箭頭給予體現。

路徑4：對于“低效率-高政治價值”的部門通過合并等方式變為“高效率-高政治價值”的部門。

路徑5：對于“高效率-低政治價值”的部門通過合并等方式變為“高效率-高政治價值”部門。

路徑6：對于“高效率-低政治價值”的部門給予直接撤裁。

以上僅僅是二維導向改革策略的最簡單的示例。由于行政體制改革中涉及到的政治問題很復雜多樣，所以在現實中可能有更復雜的考慮和改革路徑。然而，僅從上述的路徑圖來看，對當前行政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借鑒意義是不能只將所有目光和改革依據僅僅停留在部門效率是否高，職能是否交叉重疊上，而不考慮部門存在的政治意義、政治價值以及合并撤裁所導致的各種政治風險。當然，最終的改革目標是爭取每一個部門都既是高效率又是具有高政治價值的，然而實現的路徑是多元的，一個基本的原則是需要謹慎地通過各種平衡手段來減少改革的沖擊，要認識到改革中是存在多元路徑和選擇的。

四、結論

（一）回顧和總結

1.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對行政體系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然而，行政體制改革是面臨著提高效率和涉及平衡政治利益以及提高政治合法性等復雜政治問題的特殊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

2.行政體制改革所面臨的管理問題和政治問題并不一致。管理問題主要是如何優化組織結構，改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政治問題主要是在改革中會面臨影響意識形態，政治利益平衡，提高改革合法性，轉變政府職能和與公民的關系等問題。

3.考慮到“政治-管理”的二重性后，行政體制改革就不能單純以效率為中心，而是必須充分考慮到政治平衡、政治影響、政治博弈等政治問題。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改革流于形式，難以持續和反彈等問題。

（二）改革的借鑒和建議

本文通過對行政體制改革的管理問題與政治問題的探討和分析，核心目的是說明在當前的行政體制改革中，提高效率雖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標，但決不應當是唯一的改革目標。理論和現實都證明，行政體制改革遠不是單一提升效率那么簡單，單純提升效率的改革往往會面臨比較大的反彈和后續乏力。因此，在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戰略中，必須要謹慎的評估和考慮各種政治問題，在各種方案中進行取舍和平衡。此外，在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同時，還需要大膽謹慎地推進其他體系的改革，以適應和促進政府各方面能力特別是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最終提高公民對政府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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