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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審查意見范文第1篇

事件:上海市醞釀8年、試用3年、去年批準推廣使用的由蘇智良主編的高中歷史教材（簡稱“蘇版”），今年被廢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兩個月內編撰出爐的新版高中歷史，由于時間倉促，新版教材只出版了“第一分冊”，內容只有五單元66頁。該書的另外一半內容還在緊張編寫當中。一個學期的教材，分次出版，這在中國教育史上十分罕見。

根據最新的歷史課程標準，上海高中的歷史課時也發生調整，除了高一、高三繼續上歷史外，高二也將新增歷史課。這意味著在明年，“蘇版”將完全停止使用。“我們編寫這套新版教材（即“蘇版”――編者注）的目的，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希望通過學習歷史，能夠培養既具有民族精神、又具有世界意識的社會主義新公民。”蘇智良的夢想，隨著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停止使用，碎落一地。

專家看“蘇版”

李文海、沙健孫、張海鵬等7位北京歷史學家刊文批評“蘇版”：“編撰者思想混亂，使該教科書既脫離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也脫離中國史學發展的實際，‘淡化意識形態’‘非意識形態化’的表現比比皆是。”意見還認為“上海版歷史教科書離開唯物史觀，只講現象不講本質―――在政治方向、理論方向、學術方向上都存在嚴重錯誤”。這些歷史學家們要求上海地區立即停止使用這個教材。據知情者說，批評者隨后還以中國史學會的名義開會，并上書有關部門。

國家歷史課程標準組組長朱漢國先生說：“歷史教科書在中國是個敏感問題，容易引起爭論。《紐約時報》的記者也沒把上海的教材完全看明白，國內的某些媒體也就跟在《紐約時報》后面走，跟著它的報道來下評論。我認為蘇智良那版教科書沒有政治問題，只是有些學術上的問題，是我們可以坐下來討論的。有些批評拔到政治點上來講，跟意識形態扯上邊，這個是根本沒有必要的。歷史課程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不能從某一章、某一節內容來談整個歷史課程體系的問題。”

教師看新版

一位看過新版高中歷史的歷史老師說，相比被停止使用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目前趕出來的高中歷史第一分冊自稱“中外通史合編體例”，其實就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分別編寫教材，在教學順序上稍做變化而已。但是，目前看到的新高一教科書與初二教科書其結構和內容基本相似，連不少照片也完全一樣。

另外一位歷史老師則反映，新版高中歷史課文中地圖制作粗疏，圖例不全，如課本第二頁“古代兩河流域地圖”，在正文敘述中兩河流域的位置西面與阿拉伯大沙漠相鄰，但在地圖上沒有標出阿拉伯大沙漠，標出的竟然是敘利亞草原。

“蘇版”與新版的前15課

“蘇版”高一歷史教材以文明史貫穿全書，前15課里有13課屬于《戰爭與文明》主題部分(另兩課屬于《世界遺產與人類文明》主題部分)，內容涵蓋了亞歷山大遠征、、蒙古帝國的征服戰爭、兩次世界大戰。

新版的高中歷史采用中外通史合編體例，著力體現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和規律。作為中外通史合編的體例，外國史、中國史都分別按照古代、近現代和當代設置教學模塊并交叉編排。“第一分冊”的前15課里，分為古代東方、古代美洲與非洲、古代希臘羅馬、古代伊斯蘭教世界、中世紀西歐5個單元。

對新教材不妨寬容些

近來不斷可以見到對新教材的評論，有的意見相當極端。有的新教材剛開始試用，就得大幅度修改，甚至立即停用。眾所周知，我國教育落后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教材陳舊，落后于人類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脫離實際，內容呆板。如果再對新教材的試驗采取這樣的態度，新教材中的錯誤固然不至產生，現有教材的落后狀態卻是無法改變的，受損失的還是整個教育事業，還是上億名正在使用或將要使用這些舊教材的學生。

說寬松也不是沒有原則，任何教材都必須守住底線，那就是遵循國家的教育方針，符合教學大綱的要求，遵守《憲法》和國家法令，不違背科學精神、社會公德和歷史事實。在此前提下，按照正常審查程序通過的教材，就應該保證它們正常的試驗和使用。外界可以討論和批評，但不要任意干擾或干涉，還得聽聽使用過的教師和學生的意見。

意識形態審查意見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制度變遷；建筑節能制度；現狀；改進措施

中圖分類號 TU20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2）03-0053-02

建筑節能制度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制度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對建筑節能制度的研究，涉及許多理論領域，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法學、政治學等，已成為不同學科理論關注的焦點，現主要探討了基于制度變遷理論的中國建筑節能制度，并提出改進措施，以供參考。

1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之一是制度變遷理論。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種效率更低的制度的過程稱為制度變遷，其含義包含制度創新和新舊制度轉換。節約社會資源，減少交易費用，合理分配社會資源是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諾斯將制度定義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1]。

制度變遷的主體只要能從變遷預期中獲益或避免損失，就會去嘗試變革制度。通過制度的再安排，實現在現有制度結構中無法實現的潛在的利潤。制度變遷的模式主要有2種：一種是自下而上、受利益驅使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誘致性變遷只是在現存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作出制度創新，它是現有制度安排的變更和替代，具有漸進性、自發性、自主性的特征。另一種是由法律和政府命令引入和實行，由國家強制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具有突發性、強制性、被動性，諾斯認為多數情況下，制度變遷應采取漸進的組織演進方式[2]。

國家理論、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是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基石。在信息成本、現存技術和未來不確定因素的約束下，將制度變遷與產權理論相結合，解決問題的成本最小的產權形式將是有效率的。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C?諾思指出：取得潛在利潤是國家給社會提供制度并進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動機，即獲取一種在已有的制度結構安排中可以觀察到，但只有通過制度再安排或制度創新才可以得到的好處。其結論在著作《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中提出。諾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在新制度經濟學家中是獨特的，諾思認為，意識形態的本質是指一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諾思看來，意識形態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種制度安排。

2 基于制度變遷理論的我國建筑節能制度分析

將制度變遷理論、科斯定理引入到安徽省建筑節能政策導向研究中。“科斯定理”認為：要使外部效應的問題可以通過當事人之間的自愿交易達到內部化，必須要把外部效應的影響作為一種產權明確下來，且交易費用為零。在保障資源的產權為前提的情況下，只要產權是明晰的，無論誰擁有產權，其自然趨勢都是向社會最優點移動。諾思認為，在影響經濟績效、資源配置、人的行為決定等諸多因素中，市場機制本身也存在難以克服“外在性”等問題，必須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市場行為者的利潤最大化行為。

2.1 我國建筑節能制度現狀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的建筑節能工作興起。1987年9月25日，原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等印發“關于實施《民用建筑節能設計標準（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的通知”。同年，《企業節約能源管理升級（定級）暫行規定》文件出臺。1988年1月，對污水處理、城市熱能供應、給水工程、熱力、城市道路照明等領域規定節能政策，頒布了《城市建設節約能源管理實施細則》。1992年，國家計委和國家稅務局規定符合節能設計標準的北方節能住宅的投資方向調節稅稅率為零，并頒布了《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條例》。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稅務局于1993年3月印發了關于《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治理污染、保護環境和節能項目等3個稅目注釋》的通知。

1998年11月18日國務院第1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用建筑節能管理規定》規定：“對不符合節能標準的項目，不得批準建設。”住房建設部于2001年7月組織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業標準《夏熱冬冷地區居住建筑節能設計標準》（JGJ134―2001）。2002住房建設部《關于印發的通知》《關于加強民用建筑工程項目建筑節能審查工作的通知》，2005年下發了《關于發展節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導意見》。住房建設部于2005年陸續下發了《關于發展節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推進墻體材料革新和推廣節能建筑的通知》《關于進一步加強建筑節能標準實施監管工作的通知》《關于組織開展建筑節能專項檢查的通知》《關于組織建筑節能相關調研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

2006年財政部了《可再生源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國務院通過了《可再生能源發展中長期規劃》。2007年國家住房建設部《住房建設部關于落實〈國務院關于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的實施方案》，財政部《關于的通知》，住房和城鄉住房建設部《北方采暖地區既有居住建筑供熱計量改造工程驗收辦法》，國家發改委《民用建筑節能條例》。2010年發改委、財政部、央行、國稅總局《關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進節能服務產業發展的意見》。

與此同時，各個省市也制定了相應的建筑節能制度，北京、安徽、上海、天津、重慶、深圳、陜西、湖北、湖南、河北、青島等地相繼出臺了建筑節能條例，出臺了相關政府令和資源節約及墻體材料革新等相關法規的省（區、市）數目分別為22個和15個，各地方初步建立了與行政法規相配套的建筑節能法律體系。我國建筑節能制度經過20年的發展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初步發展到逐步完善的過程[3-4]。

2.2 基于制度變遷理論分析我國建筑節能制度

新制度主義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制度變遷理論。制度變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變遷，是一個對舊制度的改良、變革或創新的過程。技術和社會條件約束著制度變遷過程。行為主體期望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是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而由于制度變遷還涉及到成本問題，僅存在潛在利潤也不一定能夠促使制度變遷，除制度變遷的預期收益外，制度變遷主體實施制度變遷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制度均衡能否被打破。

建筑節能行為主體對建筑節能這一行動的成本收益之比的判斷決定了我國建筑節能制度變遷，行為主體推動直至最終實現制度的變遷的前提是，其認為通過制度變遷可能獲取的潛在利潤大于為這種利潤而支付的成本。促成或推遲我國建筑節能制度變遷的主要因素是成本與收益的比較。而建筑節能成本又取決于利益變遷主體能否形成有效的組織，這與建筑節能技術、知識和學習能力，即所謂制度創新能力密切相關。

我國建筑業發展的生產力狀況和技術水平或性質決定了我國建筑節能制度的產生與否，我國建筑業制度必須隨著我國建筑業生產力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進步做出相應的變化和調整，否則制度的效率必然會降低。當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時，我國建筑業制度變遷就成為必然，我國《節能法》對節能管理、合理使用能源和鼓勵節能技術進步做了規定，它的實施為中國的節能行動提供了法律保障。這一經典理論帶給人們的啟示在于，建筑節能制度再發展屬于制度變遷的范疇，是節能制度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對外部環境變革所作出回應。制度變遷是一個緩慢、反復“試錯”的過程，我國建筑業制度創新要經過長期“博弈”，才能確認最適合的制度，建筑業制度的“試錯”和“博弈”會產生較高的成本和很大的風險，國家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漸進式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可以最大程度地節約成本和降低風險，同時還可以把國家的強制性和當地建筑企業的能動性充分結合起來，共同為我國建筑業制度變遷而努力。

3 我國建筑節能制度工作的改進措施

3.1 制定新的節能經濟激勵政策

我國建筑節能經濟激勵政策已經出現，但還需在范圍和廣度上有所加強。目前國家對新型建筑材料與新能源都出臺了經濟扶持政策，地方政府也出臺了相關財政補貼政策，但經濟政策的覆蓋面還比較窄，還需要借鑒國外經驗，加大國家和地方專項節能基金、建筑節能補貼、建筑節能稅收優惠、建筑節能貸款優惠等多項經濟政策的力度。可以對建筑產品達到一定節能標準的房地產開發商給予一定的優惠貸款，對開展建筑節能服務的機構應給予貸款貼息，以鼓勵和培育節能服務市場的形成[5-6]。

3.2 發揮政府的帶頭作用，不斷完善基于建筑市場的節能新機制

建筑節能領域需要市場與政府各司其職，在推動節能工作中，發揮政府的帶頭作用。政府應對建筑節能中存在的部分市場作用失效的情況進行適當干預和調節，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制定規則和監督協調2個方面。建筑節能的主體是投資商和建筑業主，國家還應該加大建筑節能宣傳力度，鼓勵主體主動進行節能，增加全民節能意識，引進和采用國外節能新機制，加強政府的積極引導和監督。同時，完善我國建筑市場激勵機制，遵循有效性原則設計建筑市場激勵機制，保證開發商按政策規章執行能獲得較好的效益。政府通過以規范制度，激勵建筑節能市場的發育和成長。

4 參考文獻

[1] 孫萍，宋琳琳.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述評[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4（3）：8-12.

[2] 伍進，章林偉.我國建筑節能法律體系探討[J].建設科技，2005（13）：62-63.

[3] 陳甲斌.我國現行節能政策述評[J].中國能源，2003（3）：28-30.

[4] 郁聰，康艷兵.國內外節能政策的回顧及強化我國節能政策的建議[J].中國能源，2003，25（10）：4-14.

意識形態審查意見范文第3篇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仍在持續，但我國文化產業卻逆勢上揚，尤其是電影業在200g年全年票房達到62億元人民幣，比前年增長了43％。當下的中國，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并且躋身全球十大電影市場。經歷了金融危機洗禮的中國電影，意外地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面。

但在專家和網友的評價當中卻出現了一些各異的看法：好萊塢賣中國元素、國產片賣低俗；票房高，追求低，投機心切；惡俗、山寨比比皆是；商業手段用盡，技術手段落后、藝術手段不夠。這些惡評切中了中國電影目前的發展要害，在嚴密“保護”中成長的中國電影在國內市場群雄逐鹿中，競顯英雄本色，票房為王，前(錢)者勝。

電影繁榮現象的背后

經濟蕭條，電影繁榮。這種現象被喻為“口紅效應”，經濟上拮據的人們放棄平日中奢侈的運動和娛樂，轉以低廉的價格拯救快樂。歷史上在每次經濟蕭條或社會出現問題的時候都會對娛樂業有著強大的促進作用，并誕生了一門新的學問一娛樂經濟學，也就是各種與吃喝玩樂有關的行業，如影視劇，網絡游戲、網上購物、游戲軟件，甚至包括電腦、手機、上網卡和保險套等。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造就了好萊塢電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造就了韓國電影：現在，輪到中國電影了，但這種想法很幼稚，電影的繁榮不只靠經濟危機。

作為文化產業的電影業是跟經濟，政治，文化、藝術、技術等因素息息相關的，民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文化產業的發展。目前，美國影視和音像產品超過了航天航空業，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也成為美國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重要輸出品之一，它成功的巧妙在于不被別人察覺的情況下，主動并樂于接受美國的普世價值觀。電影不僅與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密切相關，它還是國際政治、軍事的晴雨表，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電影中嗅出味道。

歷史上幾個事件充分地證明了好萊塢影像的文化帝國主義威力。其一，早年美片出現新型縫紉機的圖像，曾使美國出產的縫紉機在海外一度脫銷。其二，美片營造現代的工作條件，又曾引起巴黎工人罷工，抗議法國工廠的不良環境。其三，美國明星在一部影片中手把手地教當地男孩做漢堡包，曾誘發對地中海飲食文化即將瀕臨消亡的爭論。其四，阿根廷觀眾發現一部美片中影星不穿內夾衣，又一度造成該產品在市場上的滯銷。由此證明電影所蘊含的威力不可小覷。

在這次經濟危機之下，中國電影票房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主要取決于以下幾方面因素：一、電影生產數量的增加，全年故事片產量達到456部；二、銀幕數量的增加，全年主流市場新增影院142家，新增銀幕626塊，全國主流院線銀幕總計達到4723塊；三、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電影全行業深化產業改革，力促電影行業轉企改制。很多國有電影制片廠成立了符合現代企業發展的集團和股份制有限公司。民營電影企業繼續保持了旺盛的發展活力，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股市創業板成功上市，意味著中國電影投融資開始被正式納入金融體系，激勵著電影行業進一步向規范化、現代化運營邁進；四、經濟危機導致各企業減薪、裁員，居高不下的房價、持續攀升的物價都給人心理上籠罩一層恐怖的陰影，心理壓力過大的年青人轉而在電影院中尋求一種精神上的暫時逃離和慰藉。

被繁榮的中國電影

2009年，中國電影的收入超過了歷史的紀錄，但在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中排在倒數的位置上，我們幾乎很難找到比電影規模更小的產業。能夠獲得62億年度票房已經是破天荒的事，但是為了產出這62億，其成本投入了多少?算來算去，中國電影投入產出比極低，遠遠低于很多其他產業。作為最弱小的產業之一，還要承擔著文化宣傳的重要陣地。而中國電影業的繁榮并不只包括中國電影，影院的票房成績相當一部分是國外電影創造的，而中國的電影卻在其夾縫中得以生存，國內制片方的炒作和投機換來的是電影的賣座不叫好。國內的很多電影票房加在一起也趕不上一部《阿凡達》的票房收入。

中國電影票房的攀升并不代表中國電影拍得好，與國內票房一路高歌相反，2009年的中國電影在藝術上卻成就黯淡。華語電影在2009年的各大國際電影節上的折戟，從側面折射了中國電影發展潛在的不平衡和文藝片創作的普遍萎縮。同時在國內，藝術片票房業績不佳的現象還在持續。由于缺乏專門的藝術院線，藝術影片上映困難，導致投入產出資金周轉不靈，藝術電影的制作數量越來越少，尤其是有些先鋒性質的探索性藝術片更是無人觸及。一些國家一度興起“第二電影和第三電影”以抵制好萊塢的影響。遺憾的是，這些在意識形態和審美概念上“反好萊塢”的作品沒有商業基礎，只為理論界提供文本，影響甚微，從中也可以窺見到中國藝術電影的發展狀況。

中國的藝術電影在經歷多年的慘淡經營后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目前的電影紛紛以商業、炒作為噱頭，在娛樂和忽悠中求得生存。導演何平不無憂慮地表示：“電影市場好了，但電影拍得卻不夠好，遠不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電影那么有文化氣質”。但令人奇怪的是，電影管制的逐漸松動，具有藝術氣質的電影不但沒有增多，反而減少了。具有人文關懷的電影藝術在目前卻變成了娛樂快餐，全部以票房的多少做為了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并不能代表電影業的健康發展，藝術需要多元化，在滿足大部分人的口味同時，還要顧及小眾群體，為精英人士開拓藝術院線。如果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文化底蘊做支撐，不用說走向世界，在國內能走多遠都成問題。如果國產電影繼續急功近利，把觀眾剛剛培養起來的觀影熱情毀掉，即使有政策保駕護航也無濟于事。

電影不忽悠

2009年的中國電影良莠不齊，好的電影作品就那么幾部。而大量的炒作和山寨影片風聲水起。在拿走高票房的同時就象頂風吐了一口痰，漫天飄飛的痰沫足以讓觀眾后悔半年。另外，網絡語言的大量堆砌，夸張惡搞，刻意賣弄的情節，變本加厲的無厘頭……，在無聊乏味之中忽悠觀眾，這些都與“喜劇美學”的核心價值無關，它們助長了泡沫經濟的泛濫，制造了電影虛假的“繁榮盛世”。

眾多導演拍的電影從關注民生和

社會的片子轉向了惡俗片，脫離了文化的積淀，從憂國憂民的思考邁向炒作和投機，整個電影市場成為了一個商業陷阱，在粉飾歷史、掩蓋事實中娛樂人生。曾經的藝術電影，諸如《活著》、《藍風箏》、《背靠背，臉對臉》、《霸王別姬》、《湘女瀟瀟》、《盲井》等好電影都已遠去。宣傳和炒作成為一種銷售手段，竭盡所能地兜售賣點，只要把觀眾忽悠進電影院就算完事兒，這種對觀眾和藝術極不負責任的態度是飲鳩止渴，對編劇和導演來說無疑是自掘墳墓。

在溺愛中成長

中國電影的發展道路一直是曲折的，道路上充滿了荊棘。官方意識形態過多的干擾導致了中國電影在美學道路上的舉步維艱，經過太多溺愛的中國電影不是被淪為意識形態的工具，就是被過份地保護，沒有機會按照其自身規律發展，電影的婆家過多，規矩苛刻，一些在國際電影節上獲過大獎的電影，往往因為多種原因在國內被禁映。

目前，內地爭論多年的電影分級制度至今也無法通過，電影審查制度十分苛刻，不僅從劇本梗概立項開始就要接受審查，而且上映和出國參賽都需要有主管部門的批準，一旦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必須按照主管部門的意見進行刪改，這就造成了不少電影藝術家與管理機構的矛盾，導致許多導演為了生存放棄藝術追求，從批判轉向了世俗，這樣至少不至于得罪主管部門，還可以賺取大量電影票房。而宣傳部門卻想借助電影來承載意識形態，宣傳中國的官方主流語境，但往往因影片表現方式流于直白和表面化，缺少現實意義上的依托和生活上的真實，而被限制于國境之內，無法被世界觀眾所認同、接受。

2009年9月，文化部頒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將振興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提出降低準入門檻，加大政府投入、強化稅收信貸支持等5條政策。沒有國人對國產電影的厚愛，沒有官方一定程度上做而不宣的保護策略，任由進口片侵襲，不要說國產片票房很難交出這樣一份漂亮的成績單，就是電影產業能否在經濟危機中生存也很成問題。對新上映的《孔子》來說，主管部門的暗中力挺不僅是一個狹隘的市場壟斷保護，而是落實國家整體文化戰略、支持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具體步驟。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內，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國家軟實力，決不能靠行政手段扶持某些影片或電影企業。開放市場、保證競爭公平和足夠的創作自由度，以釋放電影業者的創新潛力，提高國產影片的內在素質才是根本之道。

好萊塢電影蘊藏的主流價值觀就是強調生命的可貴、民主的重要和對自由的保護，中國電影做為一種文化輸出產品如果要與世界主流文化接軌，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能在國際范圍內傳播，實現話語權，并增強軟實力。向世界輸出中國“和而不同”的價值觀，對于提升中國軟實力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而扶持一部不具魅麗的電影，就背離了電影保護政策的初衷。

多一些真實少一些做作

中國電影在國內開花的時候也要在國外香，國內的紅火是個好現象，但并不代表中國電影就走上了良性發展的軌道。全世界各地的電影節多如牛毛，平均算下來基本每天都有電影節，而世界上知名的國際電影節只有威尼斯電影節、嘎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中國的各大電影節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電影節之中。而一個影展要得到世界電影界的認可，其評獎人的資歷、參賽影片的水準等都是衡量的重要內容。如果中國電影還被官方意志牽絆，轉而只追求高票房，并不注重藝術含量的話，中國的電影和電影節將還會一直被淹沒下去。

多年來，中國在失敗的教育體制和宣傳的管制下，教給孩子的是“和諧社會”和“三個代表”，教給成人的卻是“不許隨地吐痰、亂扔垃圾”，這種政治干涉兒童和成人教育的兒童化無法做為一種成熟的文化價值觀向世界輸出。中國傳統文化卻精華與糟粕并存，新的價值體制和價值觀還沒有得到完善，教育的失敗和嚴厲的管制所制造的文化怪胎要想根治還需要時間。想在電影中體現文化強勢，只能先改變教育體制并加快民主進程。

意識形態審查意見范文第4篇

1.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內容

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內容主要體現在觀念創新、對象創新、方法創新和關系創新四個方面。

首先從觀念創新上來看，作為人們思想意識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觀念的陳舊導致墨守成規、固步自封的行為，觀念的創新則導致與社會環境發展相適應、緊密聯系實踐需要的行為。兩相比較可見，只有觀念創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才能不斷推進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工作的開展。具體而言，第一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中融人競爭觀念。全球化背景下不斷深化的國際合作、不斷多元的文化價值取向、不斷異化的精神與道德信仰，使各種不同思想發生激蕩交錯的頻率越來越高。加上網絡條件下信息化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使不同于的各種意識形態越來越沒有阻礙地進人我國思想文化領域，導致我國“觀念市場”上多元價值的涌現。當前對于這些意識形態、多元價值觀念，采取封堵或禁止的措施都難以達到預想效果，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領域轉變傳統觀念，與時俱進地在工作當中以占據思想文化戰線制高點和主導權為宗旨強化競爭觀念、提髙競爭意識。第二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中樹立以人為本的意識。作為一門學科、同時也作為一項具體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是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所以教育者理應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意識，堅持以人的需求為導向，尊重人、愛護人、關心人。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強調以人為本即是要平等對待受教育者，在想其所想、急其所急中將溫暖帶給他們，以潤物無聲、春風化雨、的思想意識去感化他們，以道德基石、情感紐帶和文化陶冶去引導他們正確樹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第三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中營造出創新氛圍。作為民族之魂，創新是我們國家興旺發達的動力，各項工作都離不開創新意識及其所構成的創新氛圍。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就是要在創新的氛圍中培養人們的創新意識、增強人們在實踐中發現和解決問題的創新能力，要敢于突破傳統觀念中不適應時展要求的束縛和禁區，逐漸形成全民創新思想氛圍和社會習慣。

其次從對象創新上看，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對象正在發生與以往截然不同且深刻的變化，需要對象創新來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工作。當前，階級斗爭早已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階級和階層長期簡單化且穩定的局面正在被社會結構體系的復雜多變狀況取代。例如原來的工人階級已經明顯細化為企業工人、干部、科教文衛人員、辦公室人員等多個階層。在農村，原來的農民階級也明顯細化為農村干部、進城務工人員、農民企業家、農林牧副漁勞動者等群體。此外，社會上的自由職業者、私營企業經營者等各種新階層也不斷出現并發展壯大。基于此，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對象的范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廣，對象創新對于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工作的重要性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教育對象的變化與對象創新必然帶來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陣地的延展與擴大。例如針對下崗失業人員以及再就業困難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工作，就要將國家相關的政策方針主動傳輸給他們，促使他們積極轉變就業觀念、實現再就業。再例如針對大批進城務工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工作，就要花大力氣切實關注他們在城市中的生產生活情況，積極宣傳政策法規、不斷提升他們的個人素質、落實解決諸如子女人學等現實問題。而對于那些流動性強、受自由主義和私有化觀念影響較大的私企經營者和外企經營者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則要從嚴格的準人制度、資格審查制度人手有效引導他們正確樹立金錢觀、致富觀。總之，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改革創新要根據不斷變化和擴大了的受教育對象的具體情況，延展和開拓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陣地，認清形勢、積極進取，為和諧社會的構建服好務。

再次從方法創新上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提出了新的挑戰，也提供了新的機遇。諸如網絡、電訊等高科技工具應該要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工作的必備手段加以運用。例如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工作者與軟件設計人員合作開發以精神文明建設為主題的軟件就是很好的嘗試。各級黨團組織在網上以社區論壇、在線咨詢、在線知識競爭等方式開辟網上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陣地也是適應信息時展的大膽創新。在具體的方式上，除了傳統的“灌輸”式之外，更應該注意借助有感染力的藝術、有熏陶效果的環境和能打動人心的人格等多種隱蔽方式來強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作用與效果。對于思維活躍的青少年群體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要充分研究他們的思想、行為動態，綜合運用多種方式方法以理服人、用事實說話，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在青少年群體中的教育引導地位。

最后從關系創新上看，所謂關系創新即是創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包括教育者之間、受教育者之間以及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關系創新。第一是要承認人與人的平等關系，構建平等互動、和諧共贏、以學習為目的的組織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每個人都以一種朋友關系相互幫助、相互關心。第二是要建立一種靈活的師生關系，在這一關系中，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別人的老師，同時每個人也要有甘當學生的態度虛心聽取和接受別人合理的意見。所以這種師生關系并非固定不變，而是靈活多變，其建立的目的就是要集中所有人的力量，以團隊進步帶動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效果提升。第三是要確立一種協調順暢、上傳下達的網絡關系。在這一關系中，不但可以實現上下層級的信息順暢通達，而且可以滿足平行層級之間信息共享的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管理體系和諧高效運轉，確保相關教育信息準確、無誤、迅速地傳播。

2.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特點

根據上述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內容可以歸納總結出這一改革創新的若干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改革創新是結合觀念與實踐的創新。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一定是在、而且必須是在觀念與實踐兩個維度上開展的。引導和塑造人們的思想政治品德這個中心任務決定了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在人們精神世界中的廣泛深人，而作為一項社會性質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也必然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征，所以它的創新是包括思想理論、思維方式、教育精神等各個觀念層面的創新。與此同時，正如任何創新都是觀念與實踐的結合一樣，思想攻治教育教學創新也必然涉及兩者的同步改造、同步進行過程。與自然科學領域創新所帶來的直觀的、明顯的實踐后果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實踐創新要通過理論創新在實踐中漫長的消化過程才能體現其存在和價值。而那些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實踐創新效果的所謂理論或觀念創新都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一大特點即是觀念與實踐創新的如影隨形。

第二，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是統一科學性與價值性的創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科學性是對思想政治教育發展規律與客觀體系的科學認識與運用。它的價值性側重于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中發展自身的意義。由此可以看出，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堅持的不僅是科學的理性與客觀標準，也有感性的主觀標準。前者注重評判教育活動本身的對錯，后者注重評判教育活動對于人的發展意義。也就是說，科學性與價值性在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中的關系是一種“真”與“善”的對立統一關系。一方面，“真”必然最終帶來“善”，另一方面，“真”與“善”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并不一定相容。但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中兩者的統一符合歷史發展客觀規律，也符合人的發展的現實需要。

第三，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是協調多樣性與同一性的創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多樣性指的是創新內容、形式、方法的多樣性，而同一性指的是多樣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本質上的一致。前文提出了多種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的觀念創新、對象創新、方法創新和關系創新，但是無論是哪種創新，無論是哪種創新路徑，都離不開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理論與實踐辯證運動的過程，都既可以是精神性的也可以是物質性的，既可以是工具性的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多樣性在同一性中協調還表現為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目的、指導思想、政治方向、方法論上面的一致。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多樣性特點不可能離開統一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可能離開統一的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不可能離開統一的原則和方法論。

3.結語：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的歷史地位

意識形態審查意見范文第5篇

“教材雖小而教育事大”，這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官員應該知曉的常識。在教育部《關于2013年中小學用書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提出“2013年秋季學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要求之后，仍有地方教育部門違規操作，讓人憤怒。

事實上，2001年教育部頒布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明確指出：“加強對教材使用的管理。教育行政部門定期向學校和社會公布經審查通過的中小學教材目錄，并逐步建立教材評價機制和在教育行政部門及專家指導下的教材選用制度。改革用行政手段指定使用教材的做法，嚴禁以不正當競爭手段推銷教材。”此后，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廳都頒發過關于中小學教材和教輔用書管理的文件，各地教育部門總體上能貫徹文件精神，基本上保證了教材選用和征訂等工作的有序性。從相關規定來看，隨意更換教材被明文禁止。但是，近年來還是有一些部門、學校和個人受利益驅使，不遵守有關規定、不按《中小學教學用書目錄》選用教材，擾亂了教材發行秩序，增加了學生和家長負擔，影響了教育教學質量，同時也助長了不正之風，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

盡管我國中小學教材建設，正在從統編制走向審定制和自由選擇制的結合，但從教育常識來看，教材版本不得隨意更改。央視《焦點訪談》批評海南與廣東兩省教育部門缺乏常識。央視說，“這是每個教育者都應該懂得的常識”。筆者完全贊同央視的“常識說”，常識是教育工作者必須知道的基本知識。然而，作為教育部門尤其是教育官員，為什么對此常識置若罔聞呢？也許正是因為“利益”。

目前，我國共有中小學生兩億多人，教材加教輔年總值高達600億元左右。央視說，“一年市場600億，難怪有人會惦記”。自2001年6月，教育部頒布《中小學教材編寫審定管理暫行辦法》，力圖打破教材出版壟斷以來，各地更改書目以保護本地出版集團的事例仍然不時見諸媒體，地方保護主義一直是教材出版發行市場上的頑疾。對此，社會輿論一般認為，這些是教育官員的“謀利”問題或者是教育管理問題。解決的辦法往往是嚴加管理，懲治涉事的責任人。

筆者并不否認，以上觀點有道理而對策也有效果，但這種認識是表面的，治理方法也是治標不治本的。其實，我們更值得從“教材雖小而教育事大”視角來深思，如何治理教育官員不遵循教育規律，不執行有關規定，更漠視教育專家、教師和學生意見，獨斷專橫地對小小教材指手畫腳的行為。筆者認為，根本的問題是，當利益巨浪吞噬了教育官員的理想情懷，他們成了“兩手滿當當，心中空蕩蕩”的“失去理想的人”。那么，在嚴加管理的前提下，重塑他們的理想才是治本之法。盡管社會已走出“恥于言利”的時代，但是理想一定不能拋棄。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的當下，尤其需要教育官員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