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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輕易超越自由主義

中國的現代化，在器物層面上比較容易達成全民族的共識，而對政治制度上的安排這個關鍵問題卻歧見頗多。如果說，歷經了長期的探索、爭論和曲折，走憲政民主之路總算大體上成為主流意見，那么我們現在所必須面對的是如何走出中國百年來有憲法而無憲政的困境。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知識界明顯表現出重新關切、深入探討憲政問題的趨勢，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

中國現代化的后發劣勢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當中國人剛認識到西方精神、文化、制度上的某些重要價值，剛開始體認、宣傳，還遠未達到深入認識，更談不上實行的階段，就又見到西方思想家對自己的主流傳統意識的批判和反叛；再加上遇到了某些具體事件的刺激，于是不少國人輕易地放棄了對上述價值的追求，轉而擁抱更新、更時髦的觀念，以圖滿足“迎頭趕上”的心理需要。其結果卻是“欲速則不達”，中國人在“最革命”、“最優越”的夢幻中不斷碰壁，吃盡了苦頭，最后不得不老老實實地從頭來過，但是時間浪費了，機遇喪失了。

中國人對個人自由、市場經濟、競爭機制等屬于“資本主義”范疇的價值，就經歷過這種從認同、宣傳，但很快就質疑、拋棄的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過了半個多世紀歷史再度重演：剛開始清算“”的蒙昧主義和個人迷信，緊接著就開始熱衷于對啟蒙、理性、科學的解構和批判；剛開始大張旗鼓地從事現代化建設，后現代和反現代的思潮就在知識界、文化界甚囂塵上；剛認識到打破閉關自守、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馬上就有人把反全球化當成最新方向。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也是如此。從嚴復比較系統、正規地引入西方思想和學術以來，在20世紀最初20年間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主流是自由主義，但“五四”之后，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就接踵而至，于是國內的一些著名的自由主義先驅紛紛改換門庭，擁抱社會主義；更有不少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在自由主義立腳未穩的情況下便試圖對自由主義作社會主義式的修正，以至于30、40年代自由主義陣營的政治宣言或言論中自由主義色彩不濃，而社會主義色彩卻不淺（比如對蘇維埃體制的贊揚，以及鼓吹“政治上民主，經濟上社會主義”等）。當時的社會主義思潮既包括社會民主主義，也包括共產主義（即布爾什維克主義），而知識界的多數從自由主義移向社會主義的結果，卻是共產主義大獲全勝；于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都成了沒有容身之地的異端。

上一世紀90年代，自由主義話語在中國重新出現；與此同時，新左派思潮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亦日漸猛烈，社會民主主義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由于新左派和后現代思潮主要是從事批判與消解，正面建構性的內容不多，因此當人們思考中國未來的憲政前途和設計時，社會民主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相近而最具競爭力的另一種選擇。

我認為，就中國大陸憲政前景的基本原理和價值選擇而言，不管是從邏輯順序還是從時間順序來看，我們都應該把自由主義放在先于社會民主主義的地位。

憲政的基礎和理論框架只能是自由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相似與重合之處甚多，在當前中國的現實條件下，二者的相同之處更是多于相異之處。我們也許可以說，在現實目標的追求方面，目前二者是大體一致或平行的，它們有大致相同的理想和反對的目標與思潮。但是，談到憲政的基本原理，二者的差異就比現實追求和政策考慮層面上顯現的要大得多。我認為，從學理、歷史經驗和現實諸方面考慮，應當選擇自由主義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

憲政基本原理和社會政策的考量與調節不同，前者必須對政府權力的來源和界限，對個人自由和權利──如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保障等最基本問題作出明確闡述。自由主義學說在歐美各國實現憲政民主的過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他后進各國的憲政民主過程──不論是真正實現還是僅僅在理論上承認──大致是對歐美憲政制度的模仿，從而是在相當大程度上對自由主義憲政原理的認可。從歷史上看，社會民主主義從來沒有獨立自主地發揮過作為憲政原理的作用。它曾經反對過那些原理以及根據那些原理安排的政治制度，只是在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改變了策略和方向，從力圖打碎憲政民主轉變為認可憲政民主之后，它才得到發展。即使承認它對憲政民主的完善和發展有所貢獻，那也只是在自由主義憲政基礎上的二階性調適，社會民主主義并未起到奠基性、原創性的一階原理的作用。

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與近現代憲政民主的原理相距甚遠，如果我們承認這些原理值得學習，那就應當追本溯源而不是僅得其流。事實上，時至今日，在捍衛和發展自由民主憲政原理方面最活躍并作出杰出貢獻的基本上全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家，除了哈貝馬斯（J.Habermas）,我們很難找得出可以和哈耶克（F.A.VonHayek）、羅爾斯（J.Rawls）、德沃金（R.Dworkin）相媲美的著名人物。

當代德國社會理論家托馬斯·邁爾（ThomasMeyer）在其教科書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導論》中承認，從歷史上看，現代社會民主主義是自由主義的自由運動之繼承者，它的綱領建立在自由主義運動之上，并保持了這一運動的真正成就。他在該書中還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社會主席庫爾特·舒馬赫“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明確地指出了社會主義的要求與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的原則之間的聯系。”[1]當代社會的領袖們也承認自由主義對于社會民主主義的前提性作用。比如，曾連任四屆奧地利政府總理的奧地利社會黨領袖布魯諾·克賴斯基（B.Kreisky）說：“在那些已實現政治民主的國家，政治民主的先決條件無疑是自由主義創造的。”[2]當然，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家和領袖在承認上述情況后往往馬上就補充說，自由主義所確立的自由與民主是有局限的、不徹底的，比如自由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民主限于政治方面而沒有擴展到經濟方面，社會民主主義真正、徹底地追求自由主義確立的目標，把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提升到新的、更高級的階段等。

本文不準備深入討論上述觀點，只想強調一點，中國、蘇聯等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對自由民主憲政的所謂“超越”所代表和導致的，決不是更“高級”的自由與民主，而是對自由和民主的摧殘。如果說在歐美國家的自由主義憲政平臺已經牢牢實實地搭建成功之后再去批評、修補、完善這個平臺尚無大錯的話，那么宣稱應當致力于搭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美妙平臺，要么是欺人之談，要么是理性的僭妄。人類歷史上還沒有提供這樣的先例，證明人類可以脫離自由主義的憲政成果去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如果我們像西方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那樣承認自由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和前提，那么當這樣的前提條件離我們還非常遙遠的時候搞所謂的“超越”實質上只能是否定。

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民主和專制的距離

也許有人會說，從歷史上看，當然是先有自由主義，后有社會民主主義，但如果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同樣地認同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把時間順序轉變為對價值和重要性的判斷，從而分出高下，就是不公平的。

如上所述，確立一種原則并捍衛這個原則，和走了一段歧路后回過頭來認可這一原則，當然是有差別的。事實上，這兩種主義對自由民主及專制極權的親和力、抗拒力確有差異，可以從以下方面來考察。

從理論內涵方面看，社會民主主義雖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它的理論資源主要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承認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對于封建的等級制和人身依附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它更強調這種自由民主的所謂“虛偽性”。它全力以赴從事的是摧毀自由秩序。它一方面勉強承認社會主義革命在英美可以用和平方式進行，但更多地是鼓吹暴力革命，論證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大體上可以說，各國的社會雖然沒有使用暴力手段來摧毀自由民主制度，但它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贊成暴力革命學說的，只是到了較晚的時候才明確宣布放棄暴力革命。而它們在自己的政綱中把自由當成首要的價值，則是不久以前的事，比如德國社會遲至1959年才在該黨的“哥德斯堡綱領”中明確無誤地把自由置于首要地位。

正因為如此，在專政極權和自由民主的對抗中，一旦情況稍一復雜，尤其是當前者以“新生事物”的面貌出現、以“平等”的口號作號召時，社會民主主義者往往就容易放棄自由而傾向專制，或者在專制的面目已經清楚暴露之后還要惋惜和辯護。當蘇俄布爾什維克在國內鎮壓人民時，英國工黨的不少著名人物（比如其理論家拉斯基）和費邊社的蕭伯納等人表示對布爾什維克的支持或同情即是一例，法國的自由主義者雷蒙·阿隆和社會主義者在斯大林主義問題上的爭論則是又一例。

在19世紀只能看到洛克、潘恩等自由主義者對個人自由的辯護與捍衛，對君主專制的抗議，卻讀不到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的類似作品。在上世紀“二戰”前后，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寫出《通向奴役之路》、波普寫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樣反專制、反極權的著名篇章，而在社會民主主義者那里仍然找不到類似的理論建樹。這并非偶然的現象正好說明，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對專制政權的親和力大不一樣。

自由主義是在與封建的神權、君權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拼殺中，在提出和捍衛“天賦人權”學說的過程中成長發展的；而社會民主主義從一開始就把自由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為自己的對立面。因此，二者對自由信念的堅定性和對極權專制的抗拒性、敏感度自然是不同的。對于以建設憲政民主為己任的中國人而言，應當以什么學說為憲政原理，似乎是不難決定的。連托馬斯·邁爾在《社會民主主義導論》中都承認：“自由主義作為中央集權主義、國家統治主義和受固定世界觀支配的文化解毒劑，是矯枉的不可避免的道路?！盵3]

權力的制衡

憲政的最重要安排之一，是制約政府的權力，是奉行三權分立的原則。

在不少憲政學家看來，“憲政”的含義就是對政府權力的制約。比如一位作者寫道：“簡單地說，我用‘憲政’來指國家的強制性權力受到約束這種觀念。”[4]還有學者說：“在傳統上，西方憲政思想的突出主題是要設計一些政治制度來限制政治權力的行使?！盵5]“在過去的200年中，有限政府一直是憲政主義者們最基本的要求?！盵6]

即使不能說，憲政的唯一含義就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但限制政府的權力一定是憲政的最主要含義。自由主義對憲政思想最早、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分權思想。古典自由主義追求的首要目標是免除暴政。《政府論（下篇）》中明確提出，為了保護個人權利，要限制政府的權力；為此，應當劃分政治權力，使立法權和執行權得以分立。[7]孟德斯鳩明確提出了“三權分立”的原則，他認為，立法、行政、司法權如果不分別由不同的機關和人來掌握，公民的自由就完了。[8]

分權思想是實行憲政的核心。對中國人來說，要理解這種憲政觀的精髓，并非易事。近現代文明早已確立了這樣的理念：政權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礎上，憲法的首要目的是保護公民的自由，防止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侵害。而中國的政治傳統卻是“馬上得天下”，至于制定憲法和法律則只是為了治理人民，以便在整治和懲罰時能拿出條文依據。中國的政治家對西方的分權思想最為隔膜和敵視。他們反對的借口是，分權會造成施政時掣肘，沒有效率；他們最喜歡的情況是，領導者能隨意“拍板”，號令一頒下級就得雷厲風行地照辦。權力的高度集中在“”時期甚至令統治集團中的大多數人都經常膽戰心驚，在提心吊膽中度日，沒有安全感。然而，雖然經歷了慘痛的“”，他們卻并沒有從中吸取這樣的教訓，即不受制約的權力會導致整個國家的災難。相反，中國的領導人即使在口頭上宣稱要改革政治體制時，也決不會忘記強調“決不搞西方三權分立那一套”。

解決權力一元化的問題只能靠法治，而不能寄希望于德治。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和西方人對人性的理解有深刻差別。洛克在論述分權的必要性時說，人性有一弱點，就是要受權力的誘惑，如果同一批人同時有立法和執法權，他們動輒就會攫取權力。[9]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瓘氖挛锏男再|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盵10]麥迪遜說得更生動：用分權和制衡的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盵11]

這種在政治層面上對人性中的陰暗面的洞察和警惕，在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是沒有的。我們只看到“人皆可為舜堯”的光明面，寄希望于“三百年必有王者興”；即使荀子提出了“性惡”論，那也只是支流，況且他的“性惡”論只導向人性的改造，人人通過改造皆可成為圣人。權力的分立和制衡的思想，是中國人需要花大力氣才能領悟的。這份思想資源只能從自由主義那里得到，而不能從社會民主主義那里獲取。連戈爾巴喬夫（這位前蘇共領導人后來的立場定位為社會民主主義）也說，權力分立這一思想的公認創始人是孟德斯鳩。[12]

關于平等

不少人認為，與社會民主主義相比，自由主義的最大缺陷是過份重視個人自由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競爭，而忽視平等。這些人還主張，在中國當前社會公正問題日益尖銳的情況下，時代留下的那筆社會主義遺產應當繼承而不是拋棄。

筆者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各式社會主義者（包括社會民主主義者）談平等比自由主義者多；我也承認，某些著名的自由主義者──比如哈耶克和諾齊克──對平等的看法引起了批評。但我想指出：第一，就討論憲政原理的思想資源而言，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整個思想流派和傳統，而不是其中的某些派別和人物；第二，如果把羅爾斯和德沃金挑出來作為當代自由主義的代表，那么就會產生另一種印象，因為很可能沒有其他人比這兩位自由主義者更關注公正和平等問題，或提出過比他們的理論更深刻、更有影響的主張；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不能認為對平等談得越多就越好，越激進越好，就憲政原理而言，我們應該考慮的是一個思想流派的基本立場是否能為平等在憲政框架中保留足夠的空間，而且不付出犧牲其他基本價值的代價。

正如古特曼指出：“自由主義理論有比一般人承認的對于平等的更大的可能性。”[13]在自由主義鼻祖洛克那里，一方面有關于自我所有（self-ownership）的論述，從而推導出私有財產和不等量擁有財富的合理性；而另一方面，他又主張初始占有的合法性在于占有者必須為他人留有足夠的同樣好的東西，這就意味著對機會平等的訴求。[14]自由主義發展到密爾（J.S.Mill）和邊沁（J.Benthon）階段，對社會福利和平等的訴求增強了；再發展到格林（T.H.Green）、霍布豪斯（L.T.Hobhouse）、杜威（J.Dewey）階段，這種傾向就更加強烈。這條發展路線確實證明了古特曼的評論：自由主義有容納平等訴求的巨大空間。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中，他已主張任何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會上最弱勢人群的情況下才被允許；他認為人們憑借先天性智力和才能得到優厚報酬都為不應得，這表明當代自由主義對平等的要求達到了什么程度。

盡管無法否認自由主義有自己深刻而成熟的平等理論，但還是有人指責說，自由主義的平等只限于機會平等，這遠遠不夠。筆者對此的回答是：第一，如上所述，自由主義的主張早已超出了機會平等；第二，自由主義的平等是不犧牲個人自由的平等，而社會主義式的“平等”，往往明顯地或隱含地要以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以及社會創造力、生產力為代價。還應該指出，在中國，平等主要是實踐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我們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傳統；平等的訴求，今天在理論上只嫌其多，不嫌其少；但在實際上則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早有論者指出，在號稱社會主義的今日中國，國人的福利待遇、平等程度還遠不及被視為最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因此，對中國而言，平等問題與其說是個“知”的問題（比如張揚理論上的激烈程度），勿寧說是個“行”的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的前景

的個性和思維方式給中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多次宣稱，他喜歡右派，不喜歡社會之類的修正主義。最近若干年來，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勢頭，這是可喜的現象，也來之不易。有人以為，中國的現實是馬列主義，自由主義太西化，遠離國情；社會民主主義恰恰處于二者之間，既然中國“轉大彎”不可能，“轉小彎”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所以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下一步的政治發展中有現實可能性，因此值得為之努力。在現實中，中國正在從指令性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共產黨也正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看起來似乎正在“轉小彎”，因此現在舉起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有利于政治改革。

這種態度可以理解，但認真思索起來，有很多問題需要澄清。

從理論上說，當代社會民主主義和十月革命前的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大不一樣了，它必須在自由民主的憲政平臺上活動，它在政治上不可能實行半共產主義或半集權主義。如果中國只是“轉小彎”，其結果應該被稱為“威權主義”，以此冒稱社會民主主義是不嚴肅的。

從現實看，今后要在中國滿足社會民主主義的激進平等要求是最沒有可能的。當下我們不論怎樣設想中國的貧富差距有多大、腐敗有多嚴重，恐怕都不為過，但我們最難以設想的就是中國會成為一個平等的社會。若以為中國在時代過份地平等，在轉向不平等的自由經濟過程中變得半平等，而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如此之見解既是對過去和現在的曲解，也是在理論上對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經濟的曲解。

當然，我并不預先反對這種可能性：在實現憲政民主之后，人們去大力爭取社會民主主義。我也不反對這樣的現實考慮，即提倡社會民主主義是為了促成憲政民主。但應該記住的是，自由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和前提，只有共同搭建自由主義的憲政平臺，人們才能真正有意義地談論和爭取自己喜好的各種主義。

[注釋]

[1]托馬斯·邁爾：《社會民主主義導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6、96頁。

[2]勃蘭特、克賴斯基、帕爾梅：《社會民主與未來》，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40頁。

[3]《社會民主主義導論》，第165-166頁。

[4]斯科特·戈登：《控制國家──西方憲政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頁。

[5]斯蒂芬·L·埃爾金：“新舊憲政論”，載于斯蒂芬·L·埃爾金等編：《新憲政論》，三聯書店，1997年，第27頁。

[6]卡爾羅·愛德華·索烏坦：“一般的憲政論”，載于《新憲政論》，第92頁。

[7]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9-90頁。

[8]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56頁。

[9]同注[7]，第89頁。

[10]同注[8]，第154頁。

[11]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64頁。

[12]戈爾巴喬夫：《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16頁。

[13]AmyGutmann,LiberalEqualit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p3.}

[14]萊斯利·阿穆爾：“約翰·洛克與美國憲政”，載于羅森鮑姆編：《憲政的哲學之維》，三聯書店，2001年，第29頁。